作者：（开封） 韩 鹏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华夏文明探源中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每当某地考古遗址中有了新的发现，就会马上被命名以“华夏文明发源地”的桂冠。
以至于国内的某些历史文化大家，也像“狗熊掰棒子”一样，刚刚肯定前一个考古遗址为“华夏文明发源地”，又马上肯定下一个考古遗址为“华夏文明发源地”。而肯定后者的同时，无疑就包含着对前者否定的成分。以至于重复不断，乐此不彼。
这种跟风现象，恰恰暴露了华夏文明探源以及某些历史文化大家，已处于毫无客观评价标准、毫无文化操行节守可言的失衡状态。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客观原因，往往是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何为上古时期的“华夏”之地，何为“华夏文明”源头，何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等概念混淆不清，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般来讲，“源头”是指华夏文明最早产生的根本；“发源地”是指华夏文明最早产生的根本之地。而“华夏文明发源地”，当指上古时期华夏文明最早产生的本源之地。
如果撇开华夏文明的根本起点，撇开华夏文明发源的上古“华夏”之地等基本定义，去枉谈华夏文明发源地，不仅难以体现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创世的思想方法，也必定导致华夏文明发源地“满天星斗”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观点的产生。甚至会滋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中”文化可言，华夏文明发源地无“中心”可觅的乱象出现。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恪守“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创世思想体系。
细想起来，这对于发掘、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创世思想和创世历史而言，会产生多么危险和可怕的严重后果。
回顾一个时期以来，华夏文明探源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缺乏以华夏民族创世思想理论作指导，毫无华夏民族创世历法法则作依据，没有华夏先民创世自然和人文科学规律可循的盲目探源过程。
尽管华夏文明探源已取得了“满天星斗”“多元文化”一类的所谓探源成果，但这些成果所反映的本质，不过是华夏文明发源的支流、表象和微观情况，却不是华夏文明发源的根本、实质和宏观情况。
于是，便出现了前天说郑州登封阳城“天地之中”、新郑“黄帝故里”，是华夏文明发源地；昨天说洛阳二里头“夏都”、杭州良渚文化遗址，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今日说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四川三星堆遗址是华夏文明发源地的“押宝”现象。不知明天又会说哪里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了。
且不论这种华夏文明探源的思想方法，是否符合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创世的客观历史，仅就这种毫无自然和人文发展规律的探源结论而言，已经陷入了毫无系统科学性可言的混乱状态，又如何能取信于世人。
科学是讲规律的，因为规律是自然存在的，是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预测性理论依据的。华夏先民创造“道法自然”的基本规律，正是一个具有科学性、根本性、历法规范的原始文化知识体系。离开了这一自然科学规律，华夏文明探源就无法步入正确的探索轨道，就会在盲目中摸索更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