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初二的一次期中考试，我的作文得了相当漂亮的分数并在全班宣读，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乡愁”——对于初一离开“家乡”来到很远的地方上学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倾倒少年时代许多忧愁的角落，也部分解释了这种忧愁。对于来自东北的我来说，红河谷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承载“故乡”的载体了，尤其是父母出生的延边，秋天的时候红色和黄色的叶子会把河谷以及小山丘全部染红，而在亚热带红叶出现的时候早已进入了秋冬之际的绵绵阴雨天了。我时常幻想自己本该在中温带的河谷里漫游，如同奥德赛渴望回到家乡一样。拥有这种幻想，恰好说明我并未真正见过那一丝秋天的颜色——或许我曾经看见过，但我早已编织了一块记忆黑洞。
2018年秋，长图线安图段，作者摄，大概是最符合这种想象的景色。
到大二的时候，我终于在国庆节回到了延边。窗外的风景由南到北，过了吉林站以后窗外出现了我少年时代幻想的景色。我望着车窗外，先是感到兴奋并和同行的友人一起拍照，但很快便意识到令人沮丧的现实，那就是这片秋天我实际上从未“属于”过。我和这片土地并没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延边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籍贯”而已，因为父母都出生在这里。而我的父母也只是在这里出生并长大成人，此后便不再久留于这片土地；我的祖辈则是在时代中被抛入这片土地，就如同犹太人被抛入埃及一样。我的家族一直在上演“回延边记”和“出延边记”的拉锯，而我的种种恋乡，在这里却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
一
父亲从来没有属于过这片土地，因为父亲的父亲不属于这片土地，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也不属于这片土地。用祖父的话说，这大半辈子，一直都是“盲流”罢了。
曾祖父早年和无数的“关里人”一样，越过山海关来到东北谋生活。逃离内卷化的山东意味着成为“盲流”，也意味着能够增加一点生存的可能。没有人知道曾祖父在东北到底都做了什么来谋生，但他在东北活了下去，还让我的大伯祖父、二伯祖父、姑祖母和我的祖父在东北活了下去，并且最后在给国民党军队当厨师的时候攒下了足够多的钱，在吉林市买下了几块地，这意味着他们在东北的土地上带着山东的种子生长出了新家了，毕竟有了地就有了家。土改或许让曾祖父回想起了自己应该落叶归根，于是火速处理掉自己的地，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山东当贫农去了。东北就如同一个梦，圆了曾祖父能有块地的愿望以后便一切如初了。
一切就都回到了原点，贫困的生活依然照常进行。曾祖父和曾祖母幸运的看到了自己的孙子后才离世，这在1960年前后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唯独可怜的是1949年才出生的祖父，从此变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了。在所有孩子中，祖父恐怕是最有希望走出大官屯的人了，因为在安丘五中祖父的成绩名列前茅，如果他的父母还活着，那么说不定他能够考上高中，又或许能够读到大学，然后真的做一个大官——要知道，大官屯在清朝时真的出过一位大官。但这一切都被伯祖父们的经济状况给击碎了，于是祖父回到了村里，但好在还是念过一点书，所以还是当上了村里的团支书。那一年，祖父16岁，或许他能够开心一点，因为他一年后就会知道，如果读了高中，也是无法继续读下去的，反倒有一点政治基础的他能够更好立足于村庄，等待着机会大干一场。
但时代那命运布光的手总是适时提醒那些希望挣脱的人，他们是舞台的主角还是提线木偶。祖父或许是书读的太好了，所以也把所有的指示也读的透透的，并且立刻付诸实践，以至于忘记了他没办法继续把书读下去的原因正是他将要做的事情。村里的人，日复一日的过着他们那“水中的水滴”的日子，对于祖父这打破平静生活的行为感到十分错愕，这其中就包括我祖母娘家的人。他们本来就反对大我祖父6岁的祖母嫁给祖父，批斗又为这桩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好在这场婚姻被风波的停息稳定了，祖父幸运的失去了权力，又在姑姑出生后跟着当时的赤脚医生潮学习了一些中医知识，凭着这门手艺逃回了他出生的地方，并且留下了我的祖母。生活便这样继续着，只不过命运的轮回让祖父又离开了家，并且回到了出生地。祖父落脚在一个朝鲜族村庄里，这里的人们热情接待这个唯一的汉族人，给他在节日时送去一份血肠和打糕，还请他喝自己酿好的米酒，这样他便能少喝一点医用酒精兑水的“酒”了。他又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尽力活着，甚至把因为癫痫没有娶上媳妇的哥哥带到了东北来过活。
父亲出生后的第二年，唐山大地震毁坏了京哈铁路，祖父从山东回到东北的时间晚了一点。谁也没有想到那年的风波不仅仅是往来交通阻塞那样简单——这直接让父亲直到8岁那年才见到自己的父亲。当潘晓在《中国青年》上思索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时，祖父已经完全无法思考为什么自己过去的路就突然变成了邪路。祖父无法想明白这一切，疯掉了，他彻底流落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在各种意义上都变成了一个流浪者。而在村庄的另一头，村里人的怨气总要找到一个出口，祖父缺席审判了，那么罪责就落到了祖母和她的三个孩子身上。无论是谁家的地里发生了少个萝卜丢筐苹果的事情，最后都要去祖母家里兴师问罪一番。在这种环境下，父亲度过了饥饿且暗淡的童年。哥哥姐姐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但多看了自己的爸爸几眼），读到初一便全然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于是回到农田打发了自己的一生。而父亲或许是太瘦小了以至于抢不过自己的哥哥姐姐，尝不到甚至一点点农村生活的甜头（例如偷一个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于是又学起了自己的祖辈想要离开这片土地的劲头。他试图考上中专，因为那是最快离开农村的方式。为了读书，他被祖母托付给了自己住在大盛镇的姐姐家里。
父亲（中）与哥哥姐姐。这是父亲童年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考了两年以后，似乎一切都变得没有希望。但祖父那时候在延边州的敦化县恰巧想办法立足了脚跟。或许他想明白了，又或许是没想明白，他做起了他青年时代恐怕无法想象的东西，就是边看病边卖药。跑遍敦化县所有的乡镇后，他逐渐积累起了一些名气，并且认识了一大堆政府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曾经他也是个小官，所以深谙如何和他们打交道，后来还给他们看起了病。借着这个人情，祖父得到了他从没想过的一样东西——城镇户口。过去的生活需要土地维系着家庭的稳定，而现在国家虽然让人没有了土地，但又把家庭坍缩到一本薄薄的户口上，并且拴上了各种更精致的条件，让人们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
于是这个家庭随着这张纸又开始搬迁了。曾祖父为了土地搬到了吉林，为了土地又搬出了吉林，而祖父为了户口又搬到了吉林。一进一出，我总是想起摩西和《出埃及记》，摩西找到了福地，而我的祖辈们总是能够不断地找到自己的家安放于何处，可惜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是一块浮岛。祖父甚至还安排了自己的哥哥来到敦化落户，让全家人享享东北能顿顿吃米饭和白面馒头的福气——除了得了癫痫的大哥。某年大年初一他被发现发病倒在火坑里，烧死了，祖父可能想让他来世能够吃上白面馒头，于是把他葬在了敦化。他的一生永远也没有家，但也因为从未拥有所以从未失去过什么。而我的父亲也借着机会做了一把“中考移民”，最后考上了中专，执意选择了祖父不喜欢的专业，又离开了这个待了一年的家。
1992年春，摄于敦化县太平岭村。这里距离敦化县城不到3公里，祖父一家最后在这里安了家。
二
我的母亲相比之下在物理的角度距离这片土地要稍近一些。外曾祖父和他的兄弟当年为了谋生，从多山贫瘠的咸镜北道跑到了这个当时还叫“间岛”的地方。那时跨过图们江，还基本上只用渡过这条浅浅的河而已。外曾祖父的兄弟在图们江这边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了朝鲜，之后因为渡过图们江不再只是渡过这条浅浅的河，他再也没踏上延边的土地。后来外公去寻根的时候，他们家的人丁已经十分衰落了。彼时朝鲜还并没有发生饥荒，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见得比几十年前有什么改善。但他们仍然是幸运的。外曾外祖父本来是黄海道人，这恰好是朝鲜战争的激战区域，家里的五个男丁在战争时死掉了四个，而去世前还不会讲汉语的歪嘴外曾外祖母则对着当时还年少的母亲讲述过当年头道镇的满洲国监狱和当时流行的疫病。剩下的一个男丁在1990年代初曾经来到过外婆家的小镇，外婆给他拿了许多当时已经不是很贵的生活必需品，据母亲说他当时嚎啕大哭，不知道是因为亲情还是真的好久没有吃饱过肚子了。
在贫苦的环境下，作为长子的外公考入了黑龙江林学院，这为刚来到中国的这家第一代移民看到了生活改善的一丝希望。在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外曾祖父在山上采石的时候发生了山崩，他倒霉的没有躲开落石，被砸死了。虽然最后外公依然上了学，但我的小舅姥爷因此变成了遗腹子。直到今天，他喝醉了依然会一边哭一边说自己是个没爸的孩子。而外婆考上了吉林农学院，他们都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完全在社会主义下培养的、贫农出身的林业人才，毕业后分配到了黑龙江的林场里。当祖父一家被纳入公社并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则被纳入到“单位”里去了。
尽管跻身于社会主义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条件也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毕竟林海雪原里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林场的医疗条件无法做解除肛门闭锁的手术，因此来到人世几天后便又回去了。但最困难的并不是偏僻艰苦的条件，而是原生家庭的呼唤。歪嘴的母亲总希望女儿留在她身边才好，而黑龙江林场的发展都好于吉林的林场。外婆由于出身的关系，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还因此获得了升职的机会，然而在这一去一闹下，外婆竟然毫无怨言的回到了延边。这一回，让她的厂长之路推后了好几年。
由于这么一调动，他们只能被先分配到安图县的三道沟林场——这是一个直到2015年依然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2015年，我第一次踏入这个地方时，难以描述住在这里的感觉，直到后来看过王小帅的《青红》才稍微能够理解一些外公外婆当时的心态。当时大队和林场紧挨着，冲突简直是家常便饭，而外公来主掌这个林场后冲突渐渐消失了。直到2016年探访时，有人依然能想起这位郑厂长——尽管年事已高的村民甚至都误以为他们有5个孩子。这种优秀的工作能力，使得身为朝鲜族干部的外公也依然能受到赏识并调入了和龙县头道镇的林场。外公和外婆就这样生在和龙县，长在和龙县，最后死在和龙县。
母亲和穿着“布拉吉”的小舅（右）。这是他们在三道林场的最后一年。顺便一提，身后的这座房子在2016年时已经倒塌了。
这时母亲一家应该已经达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巅峰——外公和外婆分别为两个林场的厂长。但此时，从南方吹来的春风渐渐开始融化了东北的严寒。头道镇先是出现了一家酒厂，制造的酒在延边还算有名。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完全的国企，而是乡镇企业。同时，来家里拜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带着的礼物也越来越好。大家都希望郑厂长能够稍稍“跟”一下时代，但外公拒绝了。有人说郑厂长不通事理，也有人说郑厂长暗地里见了更大的客户，有着更好的礼物，但母亲说外公在林场犯的最大的错，其实是判断错误种了一种效益不高的树导致林场亏损了。但亏损的也并不止头道的一家林场，人们都隐隐约约觉得林业在走下坡路了。国企改革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但林场的衰落来的还要再早一点。
改革春风继续吹，争气的头道人民则见证了许多小事和大事：镇里有人带着几个年轻小孩准备去韩国，而当时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建交。他们跑到大连的港口大喊，引来了警察，恰好赶上严打……但在这个小镇上，这样的事情尽管引起轰动，人们的生活依然照过下去。同样的还有酒厂厂长的不测，他在从浙江回来的路上遭遇了车祸死掉了，有人说他半夜赶路坐车回来是因为小三。人们的生活虽然依旧日复一日的过着，但每个人都感受到时代切实的变化了，同样变化的还有外公的身体，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被查出有食道癌。外婆找了中医、西医和庸医，但似乎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落魄。
当时在头道的家里已经买上了收音机，电视机是过几年的事。而现在这个柜子已经变得陈旧，10多年前贴上的周迅挂历仍未撕下。
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中韩建交，这对于延边来说都是不小的事情，但外公对此都不知道。母亲中考前两个月，外公终于去世了，留下了考了三年大学最后托关系进了延边农学院的大姨，初中辍学的大舅，马上中考的母亲和刚刚读初一的小舅。本来打算让成绩还算优异的母亲读大学的外婆觉得还是让她读中专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嫁人”,于是母亲放弃了师范梦，离开了头道镇，也永远离开了延边。
三
祖辈们或多或少受到求定意志（will to certainty）的影响，最终被命运牵到了延边；而父母则受到求知意志（will to know）的影响，又被命运拉出了延边，最后越来越远。
曾经参加过物理竞赛的父亲希望选择长春电力学院，因为“物理很好玩，捣鼓收音机很有意思”，看起来似乎有点草率的理由自然遭到了祖父的反对。祖父希望他能继承父业，这样他在敦化县的生意也可以越做越好。最终祖父拿着斧子追着父亲跑了一整个院子，也没能改变父亲的决心。而母亲则按照外婆的意愿考取了长春电力学院，外婆的期望是“毕业了能回来找个农电局上班”。
中专毕业前一年，父母恋爱了。祖父祖母并没有太多反对，但外婆却怎么也不肯。即使是1990年代，朝鲜族和汉族通婚的情况也并不多见，更何况父亲的家庭条件远远差于虽然家道中落但是依然有底子、有单位的母亲家。外婆苦口婆心地劝说母亲，除了以上两点以外她还看到了父亲身上流传的家族特质，那便是不闲着，永远意图突破现有的界限。虽然不能说这种气质和冒险家或者朝圣者相似，但无论在农村还是单位，这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将“如此生活三十年”直接搞到大厦崩塌。外婆警告母亲，如果从了父亲，那么接下来的生活会十分动荡。母亲当时并不同意这一点，也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含义，于是义无反顾的跟着父亲毕业一起分配到了吉林松原的吉林油田热电厂。在父母结婚两周后，外婆在家中突发脑溢血逝世了，母亲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就这样，父母分别诀别了自己的家庭，诀别了延边，开始了新的生活。
松原是一座和大庆、阜新、盘锦差不多的城市，随着石油的开发才在1992年设立市治（也因此没有出现下岗潮），并随着资源开发让城市急速扩张。父母被分到采油二厂居住，这里离市区骑摩托车大概要15分钟，而到单位坐班车需要40分钟，小小的社区被农田和“磕头机”吞没，夏天天气晴朗时能看到玉米地的尽头电厂的烟囱凌空飞出几十米远。在这里工作六年后，父亲看到这里终将重蹈东北其他城市的覆辙，于是我们这回离开了吉林，顺着内蒙古的开发大潮被冲到了一座小煤城，又顺着西电东送被送到了贵州，然后又顺着新能源开发被顺到了西北。做电力，便一辈子随着电飘来飘去，父亲说这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我总觉得驱动的力量远远不只有生活。
2015年回到采油二厂，摄于自家以前的房子里。就像父亲当年猜想的那样，这里随着*以后职工全部搬到了市区，旧房子也没有钱拆掉，杂草吞噬着道路。
祖辈好像是从高处倾倒下去的一杯水，在最终落地的时候就四散开来。我的祖母，以及和她一起来到这片黑土地的亲戚们永远离开了延边；而外公外婆逝世后，散架的家庭最终彻底四散开去，母亲走出了延边，并且越走越远，走到了延边在中国地图上的对称点，其他的亲戚或回到了他们血缘的故土，或和母亲一样离这地理和文化上的故国。当过年回到延边时，我面对着操弄着朝鲜语或者山东话的亲戚们，时常想着，如果延边是我们的迦南地……
但起码我永远无法回到延边了。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