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埠中师：被尘封的教育文化遗产（火战星空）

作者：许瑞生

　　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存在的时间是1938年秋至1951年10月，1938年师范学院从文学院教育系分离独立设置，1951年院校调整撤并入其他院校。其在管埠的时间是从1940年8月至1945年1月，约为五年时间。回到石牌后，1947年师范学院进行改组，保留教育系和体育系，公民训育系并入教育系，其他系进入对应的专业院系中。1951年10月师范学院撤并。管埠办学时期，从1940年9月至1945年1月，尽管是在烽火中，但师资力量最强，学术成果也是最为丰富的时期。管埠中师尘封的教育文化遗产得到洗涤后，历史本色依然如新，为音乐史、美术史、戏剧史、教育学史、心理学史等修正相关学科史长期存在的误区提供契机。

　　时任国立中山大学金曾澄校长聘请许幸之、马思聪到管埠师范学院任教，是历史性的贡献。金曾澄先生本已经在澳门与家人团聚，奉召出山当校长，以诗言志：“伏枥敢跨千里骥，闭门愿作一尘氓。匈奴未灭家何在，莽莽乾坤剩此身。”近60岁的金校长离开澳门担当重任带领师生坚持办学，在解放后74岁时从广州知用中学校长岗位退休。

　　中国大部分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抗日战争时期西移，研究者的眼光很少停留关注东南部前线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而因各种原因在东南方教育史研究者集体失语，对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学术成就的研究总结似乎集体失语，仅停留在“学潮”的描述。仅在管埠师范学院教学实践中，使用的《古韵学》、《教育心理学》、《课程学》、《智力测验》等方法和理论在今天大中小学校教育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用鲜血换来的学术成就总结，应该是对民族存亡时期中国学者爱国主义的大义感召影响下着眼中国未来而教而研，迟来的颂歌。

　　先生们在管埠中师教学，居住于管埠简补的民宅和木板宿舍，授业于烽火中乡野的“校园”，无怨无悔，在教学的同时，进行理论研究和传播，创作出留世至今的划时代艺术作品。以下从几份原始档案和当时报刊入，寻找“管埠中师”的学术历史轨迹，重新认识当年师范教育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意义。

　　一、管埠影响中国教育史的五年

　　1940年返回广东办学于坪石管埠，师范学院较为稳定，师范学院在管埠租用民宅34处用于办公室、图书馆、教职员住宅、医务室、工人宿舍等。租民田新开辟为球场。建筑新校舍，15座课室，礼堂1座、图书馆1座。此年特别购买钢琴一架，用于音乐教学。管埠村原有30多户农户，二三间小店铺，日常用品缺乏，所以在师范学院建立生产消费合作社，并设立实验小学。运动方面非常活跃，教职员工与学生进行比赛。利用武江作为天然游泳池，少量男女更衣室。图书馆几无虚席，时见学生执卷吟诵。新的临时板房校舍建于管埠村的东面山岗，学院图书馆仅20多平方米，理工科图书多，文科类的书少，星期天师生到坪石街上的总图书馆借书。

　　接任院长的是齐泮林先生，193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在坪石崔载阳先生为研究院院长兼师范教育研究所主任，1938年的师范学院院长是崔载阳先生，与校长张云一样，崔载阳于1921年第一批赴里昂留学，在中法大学学习后进入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比较研究法涂尔干与满杜威教育哲学》，现存于里昂市立图书馆。1935年崔先生发表了文章，其中关于“协进”的教育观点，可以视为他的教育理念。1943年8月齐泮林离开管埠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任院长，接任的是毛礼锐教授，1935年赴英国留学，1936年转赴美国密歇根大学，1937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礼锐先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权威。

　　1、海外留学生归国服务教育第一站

　　因师范学院教程需要，管埠中师时期重点聘请教育学的新生力量，聘请了史国雅、侯璠两位在美国获得并掌握课程学和心理学领域最新理论的博士，史国雅、侯璠均是在1941年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后马上回国的，烽火育人共赴国难。史国雅1936年7月参加东北留学生考试，这是专门为东北学生所设立的留学机会，至史国雅考试时，是第三届，共有三名学生，其他两名分别赴英国学习金融和历史，史国雅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教育学”，完成论文《课程标准研究》，获得硕士学位。又考取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皮巴地师范学院，1941年5月完成论文《中国课程改革的行政建议》，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马上回国来到管埠师范学院任教。在1949年4月2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举行座谈会，研究教育系课程改革，史国雅教授代表燕京大学教育系参加，是最权威的“课程学”教授，经过6次座谈会，形成了《大学教育系之办法与课程草案》，这就是1949年10月11日新中国颁布的教育系13门课程设计的基础。[1]1984年史先生发表《课程论的研究范围及其指导原则》，一直是目前中国课程学的学术研究必读的经典文章。可以说，管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师”，随着史国雅先生的到来，成为“课程学”的试验田，留美时他是带着学习美国课程学理论而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史先生博士就读的是皮巴地学院（Peabody College），1976年并入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但皮巴地的历史比大学早，建立于1786年，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课程学的研究非常领先，师范教育学院现在在美国师范教育的排名仍然有多年是第一。

　　课程学的发展与亚洲有关，学科奠基人波比特（Franklin Bobbitt，1876-1956）毕业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毕业后在印第安州乡村学校教书。1903年至1907年受派遣来到亚洲当时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在马尼拉师范学校任教，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设计菲律宾小学课程。当他照搬美国教材运用于菲律宾时，发现不适应菲律宾现实社会，而后调整了思路，结合菲律宾文化和毕业后社会现实需求，终于设计出一套适应菲律宾社会的课程。1909年波比特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此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41年退休，终身从事课程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是1918年出版了《课程学》（The Curriculum）一书，1922年对洛杉矶学校课程评估和调查，1924年出版了《如何设计课程》（How to make aCurriculum）重要著作。[2]

　　侯璠大学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后留校任教，1941年在美国学习心理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亚大学分别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北京，也在1941年同时来到管埠师范学院任教。两年后赴贵阳师范学院任教。侯先生毕生从事心理学教学研究，到了管埠之后发表了“教育测试和统计”的专业文章于中师季刊，是当时最新的教育心理学方面的实践。侯璠的非文字测验是从美国学习回来最新成果，在管埠师范学院进行第三期的测验探索，当时英国的心理学家瑞文设计的瑞文推理测验刚兴起。

　　2、《中师季刊》和《中等教育》的理论研究

　　在管埠出版的《中师季刊》的主编是国文系主任施畸，编委为各系主任。施教授是河北通县人，为早期同盟会会员。1913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曾在山东大学任教，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源考》等，在管埠期间著有《文学方法论》。2007年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第十五辑刊登了德国汉学家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抗战期间（1937-1945）中国后方的学术研究》一文，文中提到：“值得赞赏的是，尽管环境条件不利，还是完成发表了某些研究成果。”《中师季刊》被列入最重要的大学期刊之一，并引用了施畸教授、严学宭教授和黄现璠教授在《中师季刊》发表的学术文章。1942年11月11日《中师季刊》创刊于管埠，主编为国文系主任施畸教授，浓缩体现了师范学院学术水平，发表的文章有黄现璠的“中国男女元服研究”、侯璠的“非文字智力测验的编制”、张云谷和蔡显文的“大学英诗教材编注计划”、严学宭的“分宜方言音述略”、陆达节的“中国兵学现存书录”、施畸教授的“庄子检疑”等，均是具有很高学术的文章。

　　在《中师季刊》发表儿童心理学文章最多的是教育学系教授段铮，段教授为心理学教育家，是中国心理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在管埠期间出版了《学习心理学》一书，并发表了数篇儿童心理学的学术文章。

　　编委中理化系主任胡君宝，时35岁，德国勃郎斯威克工业大学工学博士，他授课的课程是定性分析和实验和国防化学；史地系主任为鄢远猷教授英国留学时专攻英国史，回国后进入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任编审员，翻译欧洲和美国名著和审定各类教材，有《美国政治与政府》等著作，曾在武汉大学教西洋史。公民训育系主任是袁哲先生，1935年赴日本研究教育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系，先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后又被邀请到刚创建的湖南安化蓝田师范学院，1936年出版《教育学原论》、1937年著有《抗战与教育》等著作。

　　严学宭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音韵学家，古韵学的开拓者。在中师季刊第2期他又发表了“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从北平文稿一直带在身边一路深入研究到了管埠，此文为简述。严学宭是江西分宜人，在此文的序中讲到此研究开始于1934年，是追随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读研究生时研究的题目，严先生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汉语大词典》副主编。

　　《大学英诗编注计划》是张云谷和蔡文显合编的（张云谷就是张雅琨），是至今仍然有参考意义的英语诗歌教学范本，英语系的师资力量强大。张云谷和蔡显文的英诗教育，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张云谷毕业于东吴大学英语系，1938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对西方戏剧莎士比亚、萧伯纳等作品研究颇深，蔡显文先生也是对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深厚的老师，两位在新中国后高校任教，翻译了多部西方戏剧名著。张先生建国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蔡先生从中山大学1967年进入广州外语学院培养奉向于教育事业一辈子，也研究西方戏剧不辍。

图为蔡文显先生青年时期的照片。

　　3、教育与戏剧

　　从英诗课程到中师剧团选择在《西南剧展》演出英语话剧《皮格马克》，运用欧洲戏剧表演融入英语教育中，在管埠师范教育中是成功的案例。广东省剧协主席李门回忆广东省省立艺专、中大剧社等5支代表队参加《西南剧展》的文章写到：“《油漆未干》的主题，赵如琳定为：贪婪，就是人性的永恒。”“中大剧团演出多幕剧，导演吴华俊，现在死了。戏排得很好。但因为用英语，大家也不大了解。”[3]吴华俊是1941年在坪石管埠教育学院毕业的，演出《皮格马林》英语话剧推测还有三个原因：一是在桂林有参加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侵华的盟军；二是《皮格马克》体现的是教育学概念，这一剧本是使用吉尔吉特的剧本；三是其为最佳的英语教学案例，可了解欧洲文化之根希腊文化。西南剧展是1944年重大的文化活动，中大剧团计划演出希腊戏剧，将涉及希腊社会文化多领域，学校邀请14位教授为演出顾问，他们是邓植仪、崔载阳、毛礼锐、朱歉之、胡子安、许幸之、马思聪、符罗飞、黄学勤、钟仁政、张云谷、吴康等。导演是1941年毕业于师范学院教育学系的吴俊华先生，参加演出的同学和老师有钟日新、卓元樑、林瑞珍、邹杏、李栋兴、林文虎、黄宗尧、包尔梅等。

图为中山大学剧团参加“西南剧展”演出抵达时间和人数，引自广西戏剧研究所编《西南剧展》一书。

图为中山大学剧团在“西南剧展”演出节目表。

　　威廉·S·吉尔吉特（Willian Schwenck Gibert，1936-1911）与作曲家阿瑟·萨文利文合作了14部喜剧闻名于世，因为在伦敦的“萨伏衣剧场”演出，故称为“萨伏衣歌剧”，剧中的台词是英语经典的英语运用于英语国家。既作为英文学校，又进行文艺表演，此剧为“无韵诗”。《皮革马林》是简称，全称应该是Pygmalion and Galatea，1897年公演。

图为英国《皮格马林》戏剧作品剧作家吉尔吉斯。

图为上世纪初英国演出剧照。

图为在美国百老汇演出的剧照。

　　萧伯纳在20年代也将这希腊神话故事改编为戏剧，皮格马林后来引出来一种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将这一希腊神话故事称为“皮格马林效应“也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中文翻译也译为皮格马利。对一个人传递积极的期待，就会让他进步得更快，发展得更好。反之，对一个人传递消极的期望则会使他自暴自弃，放弃努力。

　　《中等教育》也是由管埠中师的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主办的，在1942年11月发行，1944年11月结束。1942年12月张云谷完成参观报告《美国青年劳作营》写作，登于《中等教育》第二期。在第三期刊登了张云谷《美国中等职业教育新尝试》、罗廷光的《我所见之英国公学》等文章，中等教育重要法令和章则栏目刊登了“修正师范教育毕业生服务规程”，编后记写到印刷费一月贵似一月，本刊预算全年是固定的，只能缩减篇幅每辑六十页。

　　二、管埠老师的教育生涯

　　1、从1944年管埠教师名册看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在学校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中有要求新聘教师为一年，续聘为一年，之后的续聘均为两年，这就是我们看到当年的任教者变化无穷的制度规章原因。1941年教师手册、学生手册中记录了教师最权威的在册名单，1943年出版的《中山大学现状》，可以成为2年后人事变迁的对照依据，1944年师范学院教师名册又成为重要的文献依据。1941年的学生手册师范学院各系主要名单如下：

　　师范学院院长齐泮林

　　公民教育系主任何学骥

　　国文系主任陆侃如

　　史地系主任郑师许

　　英语系主任胡子安

　　数学系主任叶述武

　　理化系主任卢文

　　附属中学主任张文昌

　　现存广东省馆藏档案中，1941年3月27日填写的1940年度部分师范学院教师名册如下：

　　院长：齐泮林教授（40岁）

　　教育系系主任是齐泮林教授兼任，课程为中等教育，1940年10月到校；

　　教授有杜定友（44岁），负责全校的图书馆，1926年到校；

　　陈铭新（39岁），课程为教育行政、职业教育和教育英文原著，1939年3月到校；

　　林宝权（38岁），课程为发展心理、青年心理、家事教育，1939年9月到校；

　　毛礼锐（37岁），1941年2月到校；

　　副教授为方惇颐（31岁），课程为比较教育、中等教育和教育概论，1933年7月到校；

　　兼任副教授：徐锡龄，课程为教学实习；

　　讲师和兼任讲师：何心石（32岁），林锦成（34岁）、陈孝禅（31岁）、梁瓯弟（28岁），博物学系助教张宏达（27岁）、张维康（28岁）。

　　其他系的系主任和教授有著名教授有陆侃如、冯沅君、叶述武、穆木天、任国荣、吴其昌、刘朝阳等，他们均是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但他们选择的是师范教育。其中，物理学家刘朝阳先后在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39年8月，刘朝阳先生到校，被师范学院理化系聘为副教授，在管埠授课课程为电磁学、物理学及实验和微积分，在教学同时研究成果丰硕，集中在天文学和古代历法上，发表了殷商历法等学术论文。他发表的《电磁与引力》与《安斯坦新场论之基本算理》，较早地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我国最早向国内介绍这一新理论的少数学者之一。在十余篇论文中，关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方面的尤多，如《史记天官书考》、《殷历质疑》、《再论殷历》、《三论殷历》、《年代学》、《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等论文，考证研究了祖国古代历法和天文学史，批判了日本饭岛忠夫所谓“坚信中国天文学思想不少来源于西方”的谬误观点。这些论著起中外学者的重视，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所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仅第四卷“天学”中即附录了刘朝阳的有关论文12篇，并在该卷多处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来说，《天官书》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料。”

图为1940年度师范学院数学系教员名册，有31岁的叶述武和29岁卢文教授名字，叶述武先生到校时间是1931年7月，此表是1941年3月填写。

　　方惇颐教授1941年在教师名册上是教育学系副教授，在管埠期间发表了多篇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文章。1961年在《南方日报》刊登了署名文章＂美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他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学校美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于自然、社会和艺术的美的感受、理解和创造的能力，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鼓舞他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美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对于青少年和儿童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目前在一些学校里，有人竟把讲美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好象只有资产阶级学校才需要美育，这是非常错误的。其实，共产主义才是最需要高尚的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不但不排斥美育，相反地是更需要美育。（选自《南方日报》1961年12月23日第3版）

　　在1943年出版的《中山大学现状》书中，师范学院各系师资名单如下：

　　教育系：

　　主任毛礼锐教授

　　教授：陈铭新、林宝权、史国雅、侯璠、杜定友、段铮；

　　副教授：罗宗堂、谭祖荫、何心石、谢石麟、王秀南；

　　兼任讲师：丁宝兰；

　　助教：张汉英、钟佩瓊、赵谷民、黄树全。

　　国文系：

　　主任：施畸教授

　　吴三立、颜虚心、胡毓寰；

　　副教授：严学宭、陈寂、徐迟；

　　讲师董百询、李保世；助教：李保洲、陈孟韫。

　　公民训育系：

　　主任张良修教授

　　教授：袁哲、陆达节、李樊棠；

　　副教授：陈粤人、吴江霖；

　　助教：谢瑞容。

　　史地系：

　　主任：鄢远猷教授

　　教授；黄现璠；

　　副教授：许逸超、陈照炳；

　　兼任讲师：陈永汉、谢诗白；助教：林淑卿。

　　英语系：

　　主任：胡子安教授

　　教授：张雅琨、马小骥、钟仁正；

　　副教授：黄冠群、蔡文显；

　　讲师：谢振有、陈书；

　　助教：梅可城。

　　数学系：

　　主任：樊怀义教授；

　　副教授：范传坡、吴宗函；

　　讲师：卢梦生；

　　助教：莫魁、滕宁；

　　理化系：

　　主任：胡君宝教授；

　　教授：廖华杨、王孟钟；

　　讲师：谭宛容、金淑仪；

　　博物系：

　　主任：熊大仁教授；

　　教授：彭凤潭；

　　讲师：陈小泉、方瑞濂、梁润生；

　　助教：王家儒、麦鹤云。

　　不分系：

　　教授：马思聪、许幸之；

　　讲师：黄棣友、龙丽沙；

　　兼任讲师：刘仑、梁瀚薇、刘权键。

　　1944年的教师名册是1945年补填写的，可以读到不少信息。樊怀义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法国，归国后历任国内各大学数理教授，主要讲授立体几何、高等数学、向量分析等课程，曾发表讲演“人格教育与科学教育”，强调今后必须将人格教育与科学教育同时并重，始克与列强并驾。在管埠期间，樊怀义教授曾任数学系主任。在1944年期间严学宭、彭凤潭已经到了江西，马思聪和王慕理夫妇到了成都，胡子安到了湖南；陈邵南、刘求南和赵善性等数位先迁到了仁化，熊大仁到了连县；留在管埠本部的是张良修、陆达节、陶愚川、彭尘舜、潘祖詒、胡毓寰、陈粤人、蒋震华、王名元、王秀南、谢诗白、黄锡凌、徐中玉等老师和职工。在下半年也就是1940年度学年的暑期后，战事吃紧，开始疏散，学院可能讨论过部分往仁化转移，事务员和文书已经部分在仁化，但大部分教职员工留在管埠。1945年1月，日军已经进入坪石，大部分师生才匆忙撤离，方式各异。王秀南夫妇、谭祖詒等闽籍师生结伴逃难于赴兴宁路上。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一，院长毛礼锐的薪额最高，担任附中校长的司徒汉贤也是聘为教授，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二，其中史地系助教杨云美为毛礼锐先生的夫人，英语讲师吴瑰卿为徐中玉先生的夫人，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三，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四，徐中玉已经聘为副教授，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五，数学系人员变化较大，理化系相对稳定，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1944年度师范学院教员登记表六，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这份1944年度教员名册表背页写着是1945年7月22日的填写，但多次提到6月份的事情，在表上没有许幸之的名字，根据聘书许先生7月到期。推测应该是1944年7月或者8月的时间登记填写的基础或者此时资料表格重抄。

　　陶愚川，浙江绍兴人，在日本和美国都留学，美国是在密歇根大学念的教育哲学和教育史，1938年回国，先在蓝田师范学院任教至1942年上半年，再赴成都西南师范学院，1943年10月到校，主讲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等课程，1944年沦陷后四处奔波。其哥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陶百川，希望他留在香港，但他坚决回大陆，后在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任教，一生堪坷，独身终老，但留下数量庞大的比较教育史等多部著作共10部400余万字，其中《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三卷百万字。

　　朱智贤，1943年12月到校，36岁，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此前长期福建集美师范学校任教。在师范学院讲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1947年与梅龚彬同时被解聘，后任香港达德学院教务长。1942年朱智贤刚在桂林与杨云美女士结婚，第一任妻子前几年去世，儿子5、6岁，这样全家也来到管埠。杨云美先在教务处工作，后在史地系当助教。他们夫妇与马思聪夫妇住在同一排宿舍，共用厨房，使用此厨房的还包括张筑音女士，这里成为她们共同研究粤菜、湘菜和浙江菜的地方。在坪石沦陷时，全家是坐在火车顶上，冒着严寒逃难，火车在仁化停开，又步行在山岭之间到达热水镇挑夫家中等侯，两个月后又步行八百里到龙川龙母圩与部分师生会合。[4]朱智贤在1951年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

　　潘祖詒，别名谷神，福建崇安人，入校之前在东陂广东省省立文理学院任教，1943年8月到校，63岁，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出版了数本物理学专著，使用潘谷神的名字。1945年与王秀南一起逃出坪石，王秀南大部分人往福建，但他想回广东中山大学，不幸于1945年1月在广州病逝。

　　王名元，国立武汉大学毕业，1943年10月到师范学院任职。原为广东省省立文理学院教授，是“传记学”的开拓者。

　　王秀南，1931年中央大学毕业，曾任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应毛锐智院长邀请，1942年12月到达管埠，妻子谢诗白教地理任讲师后聘为副教授，潮州人。夫妇一起进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王秀南教授教学课程是中等教育、普通教学法、教育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三门课。谢诗白女士后来担任史地系主任，留守至1945年1月与潘祖詒先生一起逃难，路程31天。王秀南、谢诗白教授后在暨南大学和东南亚一带任教，王秀南先生著有《教学著述六十年》，对管埠的教学经历有较详细的回忆。

　　黄锡凌，1943年12月到任，37岁，原在私立岭南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教授课程为英语。此后一直在香港大学任教。

　　师范学院任教的哲学家马采1942年12月将译作《告德意志国民》发表于《民族青年》期刊，1938年在迁徙途中与哲学系助教陈云女士共结连理。在粤北教学时期发表了《席勒的美学教育论》、《中国美学研究导论》、《美的价值论》。[5]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教书。

　　从这份名册结合其他史料可以研判，管埠中师老师去向影响到新中国成立的许多院校，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均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彭尘舜在武汉大学创建世界经济专业，谭丕模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任教授，王孟钟为华南工学院化工有机系主任，卢文、邓韵秋创建华南工学院数学系，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他们教过77级学生，胡笃教任教于湖南农业大学，于景让任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曾任生物系主任，黄现璠到了中南民族学院任教，严学宭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许幸之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马思聪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徐中玉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管埠中师的老师影响包括湖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学院、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山西师范学院等，以及香港的达德学院和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等，王秀南夫妇、林宝权女士成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名家。

图为许幸之先生在管埠1943年的作品。

图为许幸之先生和卓文心女士合影。

　　2、师范教育研究生的培养

　　张泉林是1937年进入研究院教育研究所的研究生，1941年在坪石参加第五届考试获得硕士学位。在“林砺儒——勇敢而慈祥的教育家”纪念文章中，张泉林先生写到：“1941年，我在坪石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认识林老的，以后在桂林、香港、广州和北京，都有较长或者短暂的会面。”[6]

　　在澄江时期，1940年文科研究所三名研究生候选人是中国语言文学部：黄达枢，指导老师芩麒祥；王庆菽，指导老师李笠。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区宗华，指导老师陈安仁，均是1938年9月入校。除了导师，本研究院的指导教授吴康、朱谦之、陆侃如、冯沅君，再邀请校外的陈序经、闻一多和陶孟和三人共11名教授组成学位考试委员会。

　　1941年师范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研究生刘尧咨、教育学部研究生马仕桥和关瑞钤，马仕桥、关瑞钤均是1941年在坪石教育学系毕业后考入研究院。1940年至1941年许崇清校长聘请黄希声讲授高等教育心理学、学科心理学，也聘请广东省省立文理学院林砺儒授课，课程为教育专史研究和教育研究法。黄希声先生、林砺儒指导的研究生是王宝祥和陈藻芬两位师范教育研究所学生。

图为许崇清关于聘请林砺儒先生付薪的函。

图为许崇清校长邀请林砺儒、黄希声为中山大学研究院师范教育所指导老师的函，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1941年研究生登记表，师范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研究生刘尧咨、教育学部研究生马仕桥和关瑞钤。

图为师范研究所研究生名单和研究论文题目，藏于中山图书馆。

　　坪石研究院师范教育的硕士生在日后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教育发挥作用，1941年张泉林硕士论文题目是《我国干部训练之研究》，1958年拟将初定举办华侨大学的学校改为复办暨南大学，利用苏联队对广东队的足球比赛期间，众多侨领到越秀山体育场观看比赛齐聚广州的机会征求意见，主要策划者之一是张泉林先生，当时他在广东省统战部工作，开始筹办时张泉林任办公室主任，后半辈子在暨南大学教书，为培养东南亚华侨子第作出毕生贡献。

　　师范教育硕士研究生的严元章，四会人，严元章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1939年毕业，留校分别在师范教育研究所、师范学院教育学系任研究员、副教授和教务主任等职务。1947年后赴南宁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教授兼教务主任，从事教育事业终身坚守。后来留学英国，毕业后在马来西亚任教，由于坚持华文教育被马来当局驱逐出境。1960年至1965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文化学院院长，196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至退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他在马来西亚三间独立中学任行政工作8年，在南洋大学任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6年，在东南亚培养师资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80年代应邀回广东四会中学名誉校长。[7]1993年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严元章先生的《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一书。

　　坪石时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有师范研究所，粱瓯弟（1914－1968）毕业于研究院师范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书院教育之研究》，在黔东考察时已经对边疆教育产生兴趣，一辈子从事边疆教育事业。1943年为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1945年为校长，1946年又赴新疆任国立天山师范学校校长。后赴美于波士顿大学留学，解放后被邀回国，长期在民族出版社工作。

　　2009年《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了周兴樑和周耿的文章“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探析”，已经关注了研究所的首创意义，分析研究所的毕业生，可以看到他们为中国师范教育作出的贡献，在中国教育史占育重要的地位。从文献可以看到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质量，马述武的论文题目是《中学课程的改进》、邹鸿操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乡村青年训练问题》、严元章的题目是《中国教育行政制度的研究》等，这些题目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国立中山大学师范研究所的这批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就在各中学担任重担，1942年钟钲声任连州中学校长、杨泽中任江苏青年中学校长。

　　师范研究所的研究生的著名学者还有吴江霖，吴江霖先生毕业后留校，在1945年赴美留学，解放后归国，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副教务长等职，1984年设立中国第一个社会心理学专业硕士点。

　　三、法兰西俭学岁月到武水烽火育人

　　在管埠的教师中，留学海外的经历是与国家海外留学政策变化而形成三大主流，20年代前以留日为主，20年代后的老师以留法占多数，30至40年代留学美国，并就读美国教育学专业最好的大学。

　　1、留法双博士

　　陆侃如和冯沅君夫妇1938年辗转安庆、河内、广州，1938年陆侃如受聘于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冯沅君1939年初授聘于搬到乐山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又迁到澄江，后武汉大学停课，1939年底冯沅君暑期到了澄江，任教于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授。1940年夏随迁至坪石管埠，陆侃如任师范学院教务长，他们夫妇俩为师范学院的正常运转起到重要作用，他对师范教育的育人目标是“专家”和“通人”兼备，大力倡导学术研究。因粤北战事吃紧，1942年春又进入四川，任教于入川的东北大学。[8]曾在管埠就读到陆学生和冯先生家拜访的校友回忆。不足30平方米的租用民宅的老房子，前后用白布隔开，后面为卧室，床是用装书用的木书箱搭成的，书桌也一样。门口最有创意的是钉着一张名片，双排写着巴黎大学文学博士，陆侃如、冯沅君。在师范学院期间，冯沅君1940年发表了《古优考》、《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古代戏剧论文，并留下了不少诗篇。

　　2、里昂中法大学的留法学生

　　1921年1946年在里昂的中法大学一共有473名学生在此注册预科教育，再推荐到里昂市的高等学校攻读学位。中法大学所在地为军营圣依雷内堡。坪石先生中有多名当年的留法学生多是按此路径进入完成学业的。

　　林宝权是最早进入里昂中法大学留学法国的留学生，李大钊先生专门为她和苏梅写信嘱托在法的朋友给予照顾“兹有女师学生林君宝权、苏君梅等赴法入里昂大学，到法时务乞为照拂一切。两君皆研究文学者，关于学问上有所质询，也请随时赐教为幸！”[9]林女士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后进入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在1939年重庆期间，与她同一批赴法留学的丈夫画家邱代明在日军轰炸中身亡，1939年9月林女士带着丧夫之痛到澄江坚持教学一直随迁到管埠，1943年担任迁到坪石的省立执信中学任校长，1941年该校也迁乐昌，林校长从1943-1949年一直服务于执信中学的教育。

　　坪石的校舍和规划主持者是与林宝权同时在里昂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工学院虞炳烈先生，其绘制的中山大学坪石校区分布图[10]，真实地表现了历史上办学点的发布。

图为虞炳烈先生绘制的中山大学坪石校区分布图。[11]

　　此分布图非常有历史意义，细读分析发布图，推测为1941年2月所制作，在西面有41.2.18组合的数字群，不起眼。另一佐证是文学院仍在清洞，6月才订合约搬至铁岭。图中重点表现交通与各学院的地理关系，交通表现了铁路、韶坪公路、水系还有村道或者古道，靠西边点划线有可能是古道，因为有吉铺和茶亭造型的标志。本部在坪石街处，工学院最近在本部西边，河流穿过；法学院在最西面，师范学院和文学院靠得较近，师范学院在管埠和文学院清洞之间，有小道连接。师范学院在管埠经过梯子岭、猴公亭、灵石坝进入坪石，也是用点划线表示。医学院最远，附设门诊部。有关图纸应该是其子虞黎鸿所保存的。

图为虞炳烈先生设计的学生宿舍。[12]

　　金额雀鹛是第一个由中国学者命名的鸟类，1932年任国荣先生（1907-1987）研究发现命名，他利用国内送来的标本，发现此鸟类新种，在《巴黎自然博物馆通报》上用法文发表相关论文，Yen Kwokyung是他的名字粤语拼写。任先生是最典型的广东教育代表人物，广东高等师范最后一届毕业生，广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30年3月留学法国，1933年9月返中山大学任教。任中大师范学院博物系主任，后任理学院生物系主任时将张宏达介绍给研究院院长崔载阳，成为研究院植物学部助教，1942年9月至10月，由植物所与研究院农林植物部联合组队，再往莽山调查。调查队由梁宝汉、张宏达、梁仕康、冯云组成，一由李鹏飞、陈少卿、游万里、虞元章、黄荣华组成。得标本1436号，12000份。任教授1944年坪石岁月曾任理学院院长，在1945年坪石沦陷时负责将各院系设备疏散至临武，又到梅县复课，抗战胜利后重返广州。[13]1950年参与亚洲文商院的创立，该院改为新亚书院，1960年任该院生物学系主任。1963年新亚书院等三所书院联合组建了香港中文大学。201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及生命科学学院举办了第一届“任国荣先生生命科学讲座”，纪念任国荣先生对香港中文大学的贡献。

　　1936年叶述武由中山大学数学系送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用六个月的时间获得硕士学位需要的五张学力证书，获得硕士学位后，1938年10月叶述武从法国留学归来在理学院任教，后来进入新成立的师范学院任数学系主任兼事务主任，课程是高等分析微分方程和高等解析几何，同时兼职理学院高等分析课程。妻子邹仪兴都称他为“值得崇敬的学者”并有文章写到：“回国后法国的导师都拉克为他找到工作，可以安心完成博士学位，他说‘我放弃法国舒适生活，舍下博士论文而奔赴国难还是必要的。”[14]叶述武是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创始人，后调到中科院，对中国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作出重大贡献。他心系广东教育，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人在北京中科院，在1983至1989年有多篇高水平学术文章发表在《韶关学院学报》。留法的还有马思聪、卢文、邓韵秋等一批不在里昂中法大学之列的老师。

图为里昂中法大学入口，在师范学院的崔载阳、叶述武、陈宝权等年轻留法时常进进出出的古堡入口。

图里昂中法大学从内往外看，城门二楼是当时的中法大学图书馆，中国留学生了解国内形成读报看的地方。

图为里昂中法大学图书馆，中国留学生了解国内局势的读报处。

图为张云在法国留学博士论文保存于里昂国立图书馆的记录。

图为卢干东在法国留学博士论文的记录。

图为林宝权在法国留学博士论文的记录。

图为崔载阳在法国留学博士论文的记录。

　　四、香港胜利大营救硕果落地生根

　　马思聪和许幸之两位艺术大家的到来，历史看有两大重要前提，一是师范教育需要艺术师资，二是香港胜利大营救，东江纵队胜利地将他们在香港沦陷后抢救出来。许幸之先生先在宝安的游击区暂住，“旧历年大除夕日。茅盾夫妇、张友渔夫妇、胡风、许幸之、廖沫沙、周钢鸣等二十多人，在沙坑、茶园交通站蓝造等人专程护送下前往惠州。”[15]辗转来到韶关管埠。马思聪先生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同家人和两位学生各在肩上背着一把小提琴，一路爬山涉水奔回家乡海丰，任何又赴广西，再回到韶关管埠。

　　1、许幸之在管埠的日子

　　由小学同学、时为英语系主任张云谷教授推荐，许幸之受聘于师范学院。1942年6月许幸之教授的聘书是金曾澄校长签署的。一年后续聘至1944年7月的聘书，仍然是金曾澄校长签署。许幸之先生1942年8月1日到职被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聘为不分学系教授，时年36岁，签署聘书的校长是金曾澄先生，时间是1942年6月30日，聘期是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一年后根据国立中山大学教授聘请的规定，大学与许幸之先生续聘两年，1943年6月续聘，聘期从1943年8月至1944年7月，时中山大学校长为金曾澄先生。1942年11月7日学校聘许幸之教授执事兼任国立中山大学剧社编导委员。

图为广东省档案馆藏关于许幸之领取米金的登记表，填写入职时间是1942年8月1日，联系人张雅琨（张云谷）和施畸，许先生时年36岁。

图为聘许幸之为教的第二份聘书，第一份落款是1942年6月，金曾澄校长签名。此份聘书是续聘，时间是1943年8月至1944年7月。

　　在去香港前，许幸之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当美术和戏剧的教授，全院分戏剧、文学、美术和音乐四个系，教务长就是海丰人、左联文学家丘东平，时间是1941年1月至1941年7月。1982年2月许幸之回忆新四军之旅写到：“我于是在新的指示与安排下返沪赴港，从事电影制片工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地下党指挥下，和留港文化人队伍一起撤离香港转到内地去。”[16]在1942年的农历的除夕，许幸之与茅盾夫妇等文化人在东江纵队的安排下，到达惠州，在惠州度过一个难忘的春节，等待着许先生的是粤北管埠的教学生活。从新四军到中山大学教授，仅是一年多时间，新四军的臂章是许幸之教授与鲁艺华中分院的美术老师共同设计的，1991年12月11日许先生去世，家人将臂章复制品放入他的骨灰盒。

　　许幸之先生在管埠的日记中写到：“黄昏时，思聪来邀我往罗家渡的松林去散步。果然，那地方真是优美。我们在森林中静静地散步，在草径上低声地谈话，静听着松涛的声音，有万籁之音。我们便尽兴趣谈话，从诗歌、小说、绘画、音乐，一直谈到戏剧和电影，更进一步地谈到著名作曲家和他们的伟大作品，一直到夕阳落下西岭，我们才踏着被松针铺满了的山坡归来，回到宿舍，已经是天黑了，家家户户已经点起了油灯。”[17]文中写到他在师范学院的教学是指导选科生的室内绘画和郊外写生，也为爱好戏剧的学生排演话剧，在坪石公演了《茶花女》。

　　许幸之1944年所写的“坪石小简”谈到在管埠与马思聪为友的庆幸，在1943年春季就写了三幕话剧《樱花夫人》、五、六首长诗、几十首短诗，现在正在收集资料准备写《西洋戏剧史》、《古代美术史》，还打算编《中国现代中国诗歌史》。

　　1942年《沙漠画报》发表“话剧”，第5期的题目是“凡是一出戏，也必定会有各色各样的纷争……”，1942年在《文艺生活》第四期发表诗歌“在祖国的摇蓝里：抒情四章：走向自由的祖国、守夜、哨兵、漓江桥上”，1943年在《艺丛》1943年第一期发表“论风格和气氛”，1943年在《中艺》创刊号发表“戏剧与电影”，1943年在《国文评论》第一期发表“酿诗”，1943年在《文艺杂志》第3期发表诗歌“火战”。1944年在《联合周报》的“笔会”栏目发表“坪石小简”，1944年在《收获》发表短篇小说“同归于尽”，分五期刊载。发表于《文艺生活》第第三卷第6期的“雾夜”一诗落款是“1942年11月18日于管埠”。

　　许幸之所写的“坪石小简”落款时间是1944年3月30日，文中谈到马上要到桂林观光，一两个星期就回坪石。中山大学剧社在4月3日至8日在桂林艺术馆礼堂演出《皮革马林》，剧团3月26日由师范学院的陈邵南教授带队抵桂林，共20人，许幸之先生后到是否与此有关。4月30日韶关广东省文化界集会欢迎参加西南剧展归来的广东艺专、中大剧团七战区艺宣大队等。[18]1943年11月25日师范学院举行戏剧座谈会，请许幸之、张云谷教授讲课，会后成立了师范学院剧团，简称“中师剧团”，常代表中大在社会演出。许幸之教授是此剧的顾问，也因为此剧相知相识获得卓元樑女士的芳心。1944年7月《联合周报》登出喜讯“戏剧家许幸之近与其女弟子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学生卓元樑举行婚礼。卓小姐曾主演中大演出之《皮革马林》等剧，由许先生之导演而相熟，故欧阳先生于喜筵上嘻谓‘此乃戏剧之功’”。田汉先生赋诗“许幸之卓元樑新婚致贺”，写道：“艺事常和造化儔，伊人真个眼液流。温香软玉劳珍惜，真使侬心化石头。”喜筵在桂林蜀腴川菜馆，5月19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新中国剧社就是在桂林蜀腴川菜馆招待参加剧展会的全体戏剧工作者。欧阳予倩、柳亚子等发表讲话。[19]

　　2、马思聪音乐的创作第一个黄金时代

　　马思聪与许幸之一样，在管埠宁静的生活中，迎来自己音乐创作的高峰。在应上海数家文艺杂志联合邀请下，1948年马思聪到沪举行音乐会，演出前对马思聪的报道中，一则通讯写到：“他的夫人王慕理女士写信给友人时，常怀念在坪石中山大学的那段时间，她说：环境幽静，生活安定，他（指马思聪）几个大作品，如第一交响乐、协奏曲等，都在那时不吃力地完成，那可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代，自然，他希望重温那些日子，我们也在努力设法。”

图为1948年上海报纸对马思聪将在沪举行音乐会的报道，王慕理谈到马思聪在坪石的教学和创作。

　　来管埠前在香港与徐迟交往颇深，日军轰炸香港时，他们一起进入防空洞，徐迟写到：“12月9日，天面不亮，望舒和我一家子先到学士台，找到钱能欣，五人一起来到中环大防空洞前面，巧得不再巧了，刚好就在洞口，我们碰到马思聪夫妇，他们是从九龙乘坐’哇啦哇啦’过来的。九龙是无法防守，已经乱得可怕，我们一共七人，七人一起进洞。““所有人中间，我看马思聪是心情最稳定的人了，他甚至拿出五线谱来，在上面画着音符。我问他，‘你在干什么，’他笑说，‘我要开始谱写我的《第一交响乐》了’，‘这种时候’，我摇头了。‘就是因为在这种时候啊！‘他问答我，便不说话，他自己只管画他的音符了。”[20]徐迟与在管埠教书的马思聪在1943年的数封通信中，多次讨论《西藏音诗》的作品创作，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与学生对话谈到大作品时也提及广州（管埠）。音乐史家需要重新研究马思聪黄金时代的创作时间和地点。

　　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徐迟与马思聪在红岩村一起受*主席和*同志接见，席间，*主席与马思聪讨论了音乐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鼓励马思聪可以向鲁迅一样成为写提高作品的作者。过了两天徐迟将一本有关山月敦煌壁画的线描、叶浅予画戴爱莲舞姿和马思聪描在五线谱上的，他的《第一交响乐》主题和变奏的音乐符号的册页，请*题字，*写上“诗言志”并签名。[21]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周柱铨教授抗日战争时是在坪石培联中学读书，是王慕理的学生，在管埠见过马思聪先生，在2007年《人民音乐》第5期“有关马思聪在坪石——管埠的史料”一文中，他认为听了马思聪的《山林之歌》，总觉得“过山”那一乐章，多少与他来往坪石——管埠这一段过山旱路的体验有关。这是中国音乐家中最早将马思聪的创作作品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进行分析的论文之一。另一位是马思聪学生杨宝智，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授，1935年出生，他的父母与马思聪和王慕理是世交，当年随父母在坪石的培联中学度过童年，在回忆文章写到：“坪石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金鸡岭’，当年太平天国败退时洪宣娇在上面抗击清兵一年多多。可能这个地方的秀丽风景引起了马思聪写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欲。到了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时，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演出的曲目中就有马思聪的《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谱上印的创作年代是1943年。那时我在乐队（独奏者是盛中国），由于他巧妙的配器使我在排练第三乐章时处处联想起‘金鸡岭’，也算是坪石情结吧。”[22]

　　许幸之与马思聪漫步的管埠音诗漫步小径，自然风光依然，如何把五四运动、左联文化、文化人胜利大营救、文艺抗战将之融合进去，这是一条覆盖中国文化史全貌的大道。

图为在北京夏衍召集部分艺术家在全国文联筹备处开座谈会，大部分从香港北上，后排右起一是马思聪、右二符罗飞、右四洪深，均是有粤北烽火育人的共同记忆，拍摄于1949年5月。

　　五、坪石时期左联文化传承

　　著名诗人穆木天（1939年入校）和彭慧（1941年入校）夫妇，两位左联时期的著名诗人和作家，均在师范学院任教，穆木天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专业，1926年毕业后回国到了广州，与中山大学学生麦道广结婚，1927年一同到北平，1928年麦道广生下了儿子路易，穆先生1931年从东北到了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是冯乃超先生介绍入会的。在左联出版各种刊物，穆先生发表了大量诗歌，成为左联文学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在上海穆木天与麦道广后离异，但带着孩子路易。1932年穆木天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与同为左联的共产党人彭慧结婚，当时穆木天在新党员训练班学习时，彭慧女士是培训班的老师。在1940年末从桂林到了管埠师范学院继续教学，穆先生的课程是《名著选讲》、《习作》，任教期间穆木天翻译了雨果的《哀悼》，1941年发表，雨果的《月亮》，1942年发表，普希金的《青铜骑士》、莱蒙托夫的《恶魔》，1942年出版，自己创作的诗前后收入诗集《新的旅程》，也是1942年出版，与洪深合译《生命的火焰》，1942年出版。1940年《寄慧》诗作是彭慧尚未来到坪石带着两个孩子路易和立立在桂林时所作，彭慧是湖南人，高中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后到北京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派往上海，又赴武汉，1927年在武汉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0年代回国到上海参加左联及其党团组织。1947年8月26日彭慧写的《记自己》写到：“1930年回国来。在回国后的最初两年，我还是研究社会科学，后来，因为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许多令人不满的社会的社会现象，觉得应该把它写下来。”当时从苏联学习归国参加左联共有7人，彭慧是其中之一，“抗战八年中，和胜利两年来，由于生活逼迫，我大部分时间去教学。而写作很很少的时间让我从事写作和翻译。”[23]在管埠她翻译了班台莱耶夫的《卡特林娜》，发表于《中学生》1942年第59期，与黄友棣合作创作了《母亲之歌（战时新年曲）》，1942年发表于《诗歌与木刻》第8期。[24]1942年吴其昌先离开管埠到桂林师范学院，后邀请穆木天和彭慧到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彭慧在1943年10月17日自传中写到：“粤北的坏气候，使得我们两人这两年的全部时间，除了吃粉笔灰之外，就是吃药，因而去年暑期，我们决心一同辞去中大教职。”[25]由此可知穆木天夫妇离开管埠的真实原因是气候条件的不适应，而桂林毕竟是城市。

图为1932年9月穆木天和彭慧在上海左联文学组织中国诗歌会成立时集体合影，前排最左边和最右边分别是穆木天和彭慧。

图为1934年穆木天和彭慧与孩子在上海的合影。

图为1947年彭慧“记自己”的手稿。

图为彭慧女士苏联留学的在莫斯科的莫斯科孙中山大学旧址现状。

图为上世纪30年代历史照片，左为吴其昌，与朋友合影。

　　1941年10月，师范学院刘仑老师组织的“全国木刻画展在师范学院附中举行，12月8日回到管埠学院本部展出，18日移到校部，后在西南地区巡回展览。共有木刻作品269件，参加的画家39人，外国的木刻有15件。[26]

图为刘仑木刻藏书章。

　　管埠师范学院的艺术创作，从师资和文学、木刻和戏剧作品分析，它具有30年代中国上海左联的思想与风格的传承，许幸之、洪深、钟敬之、刘仑、唐英伟，还有穆木天和彭慧夫妇均是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左联艺术家，约五年后重聚管埠。

图的左上角照片中，最左边的是参加左联的钟敬之。

图为穆木天、许幸之发表诗歌的左联诗刊《前奏》，创刊于1936年4月。

图为许幸之发表文章的左联刊物《东方文艺》和《今代文艺》，创刊于1936年，穆木天发表诗歌的刊物《微音》，创刊于1931年。

图为上海多伦路当年中华艺术大学宿舍，1920年建造，曾作为左联展览室。

图为许幸之等左联文化人举行成立大会旧址，是许幸之先生后来辩认出来的，时为许幸之任教的中华艺术大学课室。

　　洪深在国立中山大学的执教生涯分广州时期和坪石时期，他在1936年9月至1937年被聘广州中山大学英文系主任，担任的英文课是“戏剧学与舞台技术”、中文系担任“戏剧编写法”，住东山庙前西街43号二楼。[27]

　　1930年中国左联作家联盟成立，洪深成为会员。1930年9月洪深出任由“左联”和“社联”创办的现代学艺讲习所所长。1931年被迫避于天津。1932年重回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书并指导学生戏剧演出，1933年5月复旦大学剧社上演洪深作品《五奎桥》。1932年建立于1933年由国立中山大学高中剧社改为中大抗日剧社，在1933年7月25日也演出洪深著的《五奎桥》。[28]1937年8月在上海洪深参与组织全国成立抗日宣传的“救亡演剧队”并任二队队长，投入抗日救亡洪流。1940年冬洪深夫妇与女儿均患病，为女儿治病举债生活陷入困境。1941年2月5日贫困交加压力下夫妇在重庆服毒自*，幸得郭沫若及时赶到被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中国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家、古典文学家周楞伽（1911－1992），在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已经是活跃的文人，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收录当年的文章中写到：“为了增加收入起见，遂应迁到了广东曲江坪石的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之聘，月薪三百元，并预支了六个月薪水，打算在民国三十年三月去粤就职。在他未去粤以前，他本想多写文稿，偿还债务，但心情异常恶劣，往往举笔不能着一字。”[29]《生活思潮》第八期登了英语系学生李觉清的通迅，记录了洪深到师范学院讲课的内容。包括洪深的样貌：他的外表高大，头发不长不短，略觉憔悴的脸上架着一副蓝墨色的眼镜，但仍然掩不了那坚毅敏捷的眼光；穿着的是一套白底灰纹的文装，裤脚被黑色袜裹住，正是行远路的打扮。（这就苦了他，因为他的脚是稍为有点拐的；从清洞文学院到来总有八里路呢。）洪深先生为师范学院上的是《戏剧选修》的课程，是定期讲学。1941年8月15日广东戏剧界举行欢迎洪深抵韶大会，1942年5月中，在坪石演出话剧、歌舞剧期间，中山大学张泉林、王启树、洪深、许幸之教授参加抗敌演剧七队学术讨论会。[30]从抗宣一队和剧宣七队大事记中，可以得到结论，洪深先生热情的投入社会抗日话剧运动，另一重要判断，1942年5月许幸之已经在坪石，洪深1942年夏到四川江安国立艺专任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到此处，以戏剧艺术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之一，现在旧址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教育系毕业生黄友棣1940年7月至1941年1月在省艺专担任教师和音乐科主任，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任讲师，三年后，即1942年聘为师范学院副教授，他1936年开始写抗战歌曲，1941年写的《杜鹃花》，词作者是潮汕人、文学院学生方芜军，是一首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方芜军是文学院的学生，在文学院活跃，在院内搞了“诗站”的丛刊和墙报，他与许幸之也有交往。1944年不幸在漓江游泳溺水逝世。陈残云与芜军交往较深，写有《忆芜军》一文。芜军、曼野等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学生为基础创建了《诗站》诗社并出版诗刊及壁报，许幸之在诗刊上发表了诗作，在中国诗坛有影响力的郭力、征军等均在诗刊发表诗作，该诗社是抗战时期具有影响力的诗社之一。

　　六、在管埠就读的师范学院学生

　　管埠的师范学院有8个系，丘培华先生回忆自己是1938年在澄江入学教育学系，1942年毕业，教育学系毕业生10人，也就是说从1942年第一届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产生在管埠。

　　1、听洪深先生授课的英语系学生

　　介绍洪深先生的文章就是1945年毕业生的李觉清同学所写，发表在《生活时代》。从他2004年留下的通信地址判断，应该是在香港新农学校任教。

　　坪石时期比较而言安定些，1940年入校学生多，开始有毕业生。英语系毕业生1943年毕业的李觉清、刘凤贤、伍秋珍、陈鎏才、梁锦昭、雷淑兰；1944年毕业的李宝缨、司徒芬。以上这些英语系学生，就是当年在管埠狭小的临时木板建造的课室聆听洪深先生宏博的“戏剧理论大餐”的。1945年毕业生最多，任善勷、金玉英、李祖桃、陈宝莹、陈宝琦、郭法、苏玉英、倪培龄、丘仁先、王剑辉、吴叶青、杨天民、曾宪坤、郑辉、郑安都、钟景材、岑禹杰等16人。1946年毕业的有陈树略、何国基、胡翠云、黄秀芳、黎宗慕、罗正中。

　　2、教育学系的香港借读生

　　1946年教育学系毕业生最多，有蔡雁生、陈珍华（陈君明）、陈治法、陈祝初、董励（董丽庄）、冯伯涛、冯锡瑶、何松波、黄昶、黄凤漳、黄桂登、黄江月、黄俊民、黄丽芳、黄丽璋、黄绪谦、黄耀华、李定心、李回福、李家璋、李淑静、李素心、林永洲、刘碧、蔡汉勋、陈清梅、戴国材、傅舟发、甘洁贞、黄韦爵、黄应统、井海琴、李承煜、梁枢民、廖慈鸾、林高时、林品三、林生依、刘永基、刘蕙馨、龙邦伟、罗相邦、潘伯桓、潘源浩、丘颖杰、沈厚坚、萧世泰、萧树敏、熊芳、徐汝雄、颜长虹、杨殷山、叶玉栋、余心如、麿功润、詹谦让、钟枝瞻、钟锦屏、钟源德、钟泽昌、周慕霞、冬公浩、唐日新、唐雅丽、伍觉铿、许寄侬、杨煥光、曾雅怡、卓文心（卓元樑）、邬绍文、岑秀贞、苏庆廉、唐汉钧、唐泽铮。

——引自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校友录：1924年——1952年分册》，2004年。

　　这届教育学系毕业生从2004年留下来的通信地址可以判断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包括台山二中、佛山三中、长沙十三中、衡阳五中、惠州一中、广州师院、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教育学系所修的课程有教育概论、哲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国文研究、西洋文化史、中国文化史、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学、普通生物学、经济学、外国文、音乐、教育统计等，这一届的毕业生中李素心在学院中经常为马思聪钢琴伴奏。

　　1946年毕业英语系学生黄秀芳1941年从私立广州知用中学考入，1944年战事休学一年，1945回到石牌复课，故1946年毕业。黎宗慕女士是香港圣心中学毕业，考入香港罗富国师范学院，香港沦陷，在师范学院英语系借读一年级，1943年转为正式生。师范学院有许多从香港沦陷逃出来的学生，当时就读香港本地师范学院，以罗富国师范学院最多，卓文心女也是罗富国师范学院的借读生，1942年10月20日在香港罗富国师范学院就读一年级的卓元樑女生申请借读获批，在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一年级借读，10月23日批准。读了两学年。1948年王星拱校长签署出具批准转学证明书，离校时间是从她转学时间推算出来的，卓女士在东吴大学完成学业。

　　该学院在香港于1939年成立，称为香港师资学院，1941年更名为罗富国师范学院，为战前唯一的师范学院。1967年改名为罗富国教育学院，1994年与当时葛量洪教育学院、柏立基教育学院、香港工商师范学院及语文教育学院合并为香港教育学院。另一类是广州迁徙到香港办学，包括广州大学、广东国民大学等，粤港澳居民报考这些大学，香港沦陷后不得不回迁或者逃离的学生。1944年国立中山大学收录了67名香港学生，私立岭南大学收录了50名。

　　七、武水儿女情长

　　马思聪在管埠不仅创作了《第一交响曲》、《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还与王慕理有了爱情的结晶，1943年8月14日马瑞雪出生于坪石管埠，1966年马瑞雪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穆木天和彭慧的女儿穆立立1941年来到管埠时约7岁，在她回忆父亲的文章中仍然记得管埠的山山水水，穆立立学习俄语，1958年参加中国第一次赴苏联的计算机考察团，担任翻译，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工作，在国际民族和我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上颇有成就。袁哲和张筑音夫妇特别难得，才子佳人，但奔波的日子孩子多。在与张筑音结婚前，袁哲有一次婚姻，但夫人不幸病逝，留下13岁的女儿袁善如和7岁的儿子袁道先，他们又有两儿子袁道中和袁道之，袁道中出生于1941年10月11日出生，袁道之出生于1946年。1943年1月离开管埠，3月在重庆，女儿高中毕业，帮助张筑音做家务，大儿子在读书，张筑音怀里还有一个快三岁的儿子。[31]张筑音在回忆文章“马思聪夫妇在粤北坪石”中写到找孩子找到邻居马思聪家时写到：“马夫人含笑招呼着我，指着马思聪笑着说：‘他最喜欢孩子，他说您家的这孩子，像一尊小小自由神……’我由衷地感谢：‘多谢您夫妇关心和照顾…..’马思聪也转过脸来，欠了欠身子，又继续用小汤匙喂着孩子。”马思聪怀里抱着的孩子应该就是袁道中。在社会对他们不公的日子，家庭依然温馨，1973年袁哲病逝。在管埠度过童年或者少年时光的还有袁善如、袁道先和袁道中。袁善如，1927年生，1949年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从军后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译审，是受中国翻译协会受表彰的资深翻译家；袁道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岩溶专业权威；袁道中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数理系，任上海惠民中学副校长，小儿子袁道之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