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倚剑登高台”到“仗剑走天涯”：千年江湖梦，惟有“剑”相随（江湖剑天涯）

从“倚剑登高台”到“仗剑走天涯”：千年江湖梦，惟有“剑”相随。今天我们聊聊“百兵之君”——剑，以及相关的剑文化。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是唐朝诗人贾岛的一首五绝，名为《剑客》。正是这位贾岛还写过另外一首五绝更加耳熟能详：“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前者豪气凌云，后者恬淡幽静。这样两首风格迥异的诗，却出于同一个诗人之手，似乎令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然而，倘若对剑这种兵器作深入了解的话，使丝毫不会觉得奇怪了。剑与刀有很大的不同。刀文化属于俗文化的范畴，而剑则属于雅文化。有关剑的联想，往往是在宫廷里，在深山中，在白云间。而刀呢？却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人自呱呱坠地开始，便与剪断他脐带的剪刀打交道；此后一生中，切菜、裁衣、理发、剃须乃至示警、扬威等等，都离不开刀。刀是猛士的兵器，而佩剑者却大多身份高贵，上自帝王将相，下至王子公孙，乃至*人墨客等等，都莫不爱佩上一口宝剑。这是因为剑的本身具有一种高雅飘逸与浪漫神秘的气质，显示出了它的持有者身份的高贵。

剑

剑文化的形成

剑文化以及与之匹配的剑气质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剑在战场上作为攻击型兵器的历史并不很长，尤其是钢铁冶铸的利剑在战场上的使用只能说是历史长河中一朵极其短暂的浪花。古代传说中，剑乃蚩尤所造。但从考古资料来看，我国今天能够找到的最古老的剑是西周青铜短剑。50年代中后期，陕西长安张家坡第206号西周墓出土了一把很短的青铜剑，全长27厘米，不到一尺长，犹如一片柳叶。北京琉璃河、陕西宝鸡竹园沟等地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短剑。学者认为，这种短剑很可能是由古老的青铜刀或匕首之类的单刃兵器发展而来。这种短剑不能用作冲锋*敌的武器，而只能在肉搏厮*时用于自卫防身。

西周青铜剑

春秋时代是剑的飞跃发展时期。这时的剑逐渐加长，约在50厘米到60厘米之间。春秋后期的吴、越特别重视铸剑，出现了一批驰名于世的铸剑大师。大家都知道的，吴国的干将、莫邪夫妇冶铸出了“干将”、“莫邪”两口名剑，越国的欧冶子冶铸出了五口名剑，三大二小，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这些都是砍金断玉、吹毛断发的宝剑，而且都有事实根据。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用剑均已出土，工艺精美绝伦，剑刃锋利非凡。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越王勾践剑，通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剑身为铜锡合金并经硫化处理而呈菱形花纹，剑柄两面用蓝色琉璃镶嵌。此剑虽有2400多年的历史，但仍锋利如初，十几层叠成一扎的白报纸一挥而断。

越王勾践剑

不过，青铜剑的坚硬与锋利程度还是难以满足战争的要求，随着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钢剑逐步取代了青铜剑的地位。1976年，长沙杨家山第65号春秋晚期楚墓出土了一口钢剑，剑身所用的钢是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的中碳钢，而且进行过热处理。它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钢剑。到了战国时期，钢剑普遍出现，剑身加长到80厘米至1米之间，有的长度超过1米。当时的钢剑以韩国和楚国剑师冶铸的最为锋利。据说，韩国的剑用龙渊的水淬火，执这种利剑的士卒可以以一当百；而楚国钢剑的锋利，让秦昭王忧心仲冲，担心楚国会因此而进攻秦国。

长沙杨家山第65号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钢剑

秦汉时，武将几乎人人佩剑。项羽年轻时，其叔父项燕命他学剑，他虽然学剑没有恒心，但也承认剑确是“一人敌”。刘邦当上皇帝后，曾经自夸：“吾以提三尺剑取天下也。”在鸿门宴上，除了张良外，舞剑的项庄、项伯以及樊哙、项羽、刘邦、范增、夏侯婴、靳疆、纪信等无一人不持剑。当时可以说是剑的鼎盛与风行时期。

钢铁冶铸的剑虽然锋利，但剑身薄而轻，砍*时容易折断，故而不久就让位于刀脊厚重、坚实锋利、劈砍方便的钢刀，在骑兵作战中尤其如此。东汉末年，刀在军队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剑。三国时，蜀国的关羽、张飞都热衷于佩刀；吴国的统帅吕蒙也是佩刀而不佩剑。后来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这样提到：魏王曹操认为自己身材矮小，卖相不够威武，命崔季珪冒名顶替自己去接见匈奴使者，自己则在旁执刀侍立。接见后，曹操派人去询问匈奴使者对魏王的印象。匈奴使者答道：“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这就是“捉刀”的由来，也从侧面看出当时的风尚是上自统帅，下至战将，普遍佩刀而不佩剑。

剑文化向身份象征的转化

但这是否意味着剑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剑在兵器中仍然具有极其显赫的地位，只是它的佩带场合从战场转移到了朝廷而已。三国时，曹操、刘备、孙权都很重视佩剑。曹操有“倚天”、“青虹”二剑，削铁如泥，一口赐给夏侯恩，一口自己随身佩带。刘备曾令人采玄铁铸成八口宝剑，本人留用一口，其余七剑分赐给太子刘禅、鲁王刘永、梁王刘理、丞相诸葛亮、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七人。孙权随身经常佩用的有六口著名宝剑：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但是，这时的剑仅只是一种装饰而不是作战的武器。它的佩带不仅意味着身份和地位，而且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

曹操

隋唐时代，朝廷中高级官吏的服饰须按照官阶高低而佩带不同的剑。隋代朝仪规定：一品官佩玉具剑，二品官佩金装剑，三品至五品官佩银装剑，六品官以下不带剑。侍臣带剑上殿时，自王公以下，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礼遇，上殿时都应就席解剑。唐代的仪制大致上与隋代相同。

隋唐以后，军队中已不用剑作战，只有将帅们佩剑以表示身份或指挥作战。但是，文人雅士、隐逸道士及缙绅者流，都开始喜爱随身佩剑和舞剑，将剑作为防身和健身之用。唐朝诗人李白、杜甫、贾岛、白居易等都会击剑，甚至连一脸正经的韩愈也常在腰间悬挂一口利剑，可见当时文士佩剑风气之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素有“郊寒岛瘦”之称的诗人贾岛才会写出《剑客》这种豪迈不羁、迥异于个人风格的诗来。

李白佩剑

剑在过去被称为“百兵之君”。君者，君子也。所以儒雅的君子、文士与剑结下了不解之缘，桀骜不驯的的绿林豪客则大都视刀为亲密伙伴。比如《水游传》中，用刀的有武松、杨志、刘唐、史进等人，其他好汉有用枪的，有用斧的，还有用鞭的，可用剑的只有入云龙公孙胜和混世魔王樊瑞，而且这两人既不是能征善战的勇将，也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士，而是步斗踏罡的术数之士。

剑文化与仙侠文化

剑与其他兵器的迥异之处，还在于它往往与神秘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相传干将、莫邪铸剑时，“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侯天伺地，阴阳同光”，最后夫妇俩“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才铸成了两口剑，雄剑曰干将，雌剑曰莫邪。

这个传说算是已经很玄乎了，但在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三王墓》中，情节更要诡异，说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铸剑，二年而成，剑分雌雄。干将留雄剑而献雌剑，并在献剑前对妻子莫邪说：“我藏剑的地点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楚王如果将我*死，而你又养了儿子，长大后可将这件事告诉他。”干将献上雌剑后，楚王果然将他*死。莫邪生下了遗腹子赤比。赤比长大后，莫邪将其父冤死的事告诉了他。赤比依言得到了这把雄剑。当时，楚王为了斩草除根，派人追捕赤比。赤比遇见了一位侠客，侠客见义勇为，愿代赤比复仇，但提出要赤比的头和剑作为复仇的条件。赤比立刻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上，但尸体仍僵立不倒，侠客向尸体起誓，决不辜负他舍身复仇的遗志，死尸方才扑倒。侠客将赤比的头献给楚王，楚王将人头放在大锅里用水煮。但煮了三天三夜，赤比的头仍煮不烂，而且从开水锅中跃起，怒视楚王。楚王走到大锅跟前去看赤比的头，被侠客冷不防用剑将头砍下，接着挥剑自刎，两人的头都掉进了锅内。三个人的头被煮烂，难以分辨，最后只能合葬在一座坟墓内。此墓后来就被称为三王墓。鲁迅先生还曾根据这一故事写了《铸剑》，收载在了《故事新编》里。

三王墓

其他的古代名剑也都有其曲折离奇的故事。如欧冶子铸造的五口名剑，锋利无比，价值连城，其中的湛卢剑更是到了通灵变化的境地：吴王无道，湛卢剑就自行飞走，来到了楚昭王的身旁。又如：晋朝初年，牛、斗二星之间常有紫气出现，据说是由于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张华命人追剑气去寻找，果然在丰城县牢狱的地下掘出了龙泉、太阿二剑，后来这对宝剑入水化为双龙，升腾变化，莫可名状，消失于波涛之中。

剑的种种传说被笼罩在浓厚的神秘氛围之中，有关剑术的传说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越王勾践向越国的玉女求教用兵行阵之道，玉女应召往见越王的路上遇见一位自称袁公的老叟要与她比剑。袁公拔了根竹子代剑，玉女则用折下的竹梢。两人比剑的结果是袁公输了，跃上树枝变为白猿飞走。玉女谒见越王后，越王从军队中选拔出才能杰出之士跟她学剑，由此流传下的剑术称为越女剑。

电影剧照：聂隐娘

这是有关剑术的最早传说，已是奇幻。但在后世文人的渲染下，剑术的描写愈发离奇，这种状况在唐代随着道教的发展和流传而达到了高峰，并开启了后世剑侠小说的先河。唐人笔记小说中出现的大量武功描写都以剑术为主，而这种剑术又往往与法术混淆不分。唐传奇中的聂隐娘入深山练就剑术，服药一粒，身轻如风，与精精儿斗剑，空中剑气纵横。还有妙手空空儿的剑术，更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他一击不中，即飘然远行，决不出第二招，好像武侠小说中从未有过如此骄傲而飘逸的剑客形象。

又如唐代袁郊的《红线》中，精通剑术的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而夜入魏城盗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床头金盒时，额书太乙神符，从而飞行绝迹、无形无影、来去如风、不动声色地消弭了一场兵灾，让清代乐钧在《红线诗》中发出了“铁甲三千人，那敌一青衣”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