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 | 《命运》启示录——从《皮囊》到《命运》（饥荒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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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启示录

——从《皮囊》到《命运》

申霞艳：明湖读书会这次读长篇《命运》，这本书很感人，百岁老人阿太的一生给我们诸多启迪。蔡崇达的非虚构作品《皮囊》让我们结识了阿太，她是作者外婆的养母，也是《命运》的主角。附录引用《皮囊》与开篇形成圆环，将虚构导向真实。纪德说：“人应该时时怀有一种死的恳切。”阿太正是如此，她无数次迎接死神、观摩葬礼、拜访神明、眺望大海、凭吊人生……阿太不能生育，却在丈夫下南洋后拉扯大三位子女，素朴、宽广而仁慈的阿太乃中国妇女精神的缩影。小说中对闽南民俗尤其是神明的刻画可圈可点，作为叙事空间的大海对人们精神的熏陶等方面都值得大家深入讨论。

邱毓贤：《命运》是一本海边之书。99岁的阿太轻柔地回忆她的一生。在多重代际的故事中，“海”乃核心意象，“讨海”的“讨”一字微妙点出人与海的关系。疍民向海“讨”来了生活，也“讨”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大海汹涌的波涛折射出人们的生存镜像。阿太的母亲在礁石上滑落葬身大海。阿太的丈夫出海挣钱，前往台湾的人从此匆匆登陆。来自北方的饥荒家庭就此投海，台风掀起的海水将人覆没。北来、西来、百花三个孩子来自不同地区。蔡屋阁、北来、西来乘船前往马来西亚。这片海因此成为“故事之海”，也成为“命运之海”。人们寻找心头的压舱石，使自己不要为命运所流放。它看似接受生活的推动，实则捏住存在的变数。阿太平视命运，既供奉神明，向神明求助，亦敢于与神明吵架。这种善意与不屈支撑起独特的闽南生存哲学。最终，面对人应该如何活着的难题，《命运》给出“海我相融”的答案。站在入海口的阿太往陆地回望。她的故事汇于浩瀚汪洋。

曾嵘：《命运》以几代人的故事探讨故事之于生命的意义。小说主要由阿太的回忆叙事构成，文中频繁出现的“我阿太”“我阿母”“我阿妹你太姨”“你外婆我女儿”这类主语，制造出重峦叠嶂的叙述效果，命运也由此获得了复杂的表现形态。我们从中不仅看见个人的婚丧嫁娶、家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感受到历史的时隐时现——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史中的战争与革命。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命题：故事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神婆搜集故事、反哺世人，是民间最有魅力的“讲故事的人”。蔡也好的通灵本领并非神灵所赐，而是来自包容和坚忍的品格。她怀抱广阔的时空，将“神话”“鬼话”“人话”尽收耳中，打破了海与陆、天与地、生与死的区隔，这是经受岁月磨炼后的智慧和魄力。蔡屋楼倾听命运，接纳苦难，在死神面前傲然挺胸，展示“认命”和“抗命”的朴素辩证法。她通过叙事赋予时间以意义，赋予生命以尊严，丈夫杨万流、妹妹蔡屋阁，还有孩子北来、西来、百花，都经由讲述再次获得了生命。原来“讲故事”就是生命的通灵术，我们需要故事，包括老者的口述、抽签诗、侨批、电报、悼词……读者作为听故事的人，正如文中的“死亡观摩团”，在贮存记忆的同时获得疗愈，获得直面死亡、修改命运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命运》关于故事也关于生命。

邱文博：《命运》的主体是阿太的五段回忆，每一段回忆皆以死亡作结。小说中的死亡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如果子成熟后自然掉落般的死亡。蔡屋楼坐在被玫瑰花包裹的院子里，看着身旁一生的物品，和曾孙讲述属于自己一生的故事之后，如同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流，缓慢平坦地汇入死亡的海洋。二是内心的不甘与执念始终无法疏解，最终郁结而死的死亡。“阿太”的祖父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试图帮助宗族延续香火，却始终搞不明白命运，被人生的问题卡住无法挣脱，最终行至暮年，内心始终不甘，郁郁寡欢而死。三是被命运戏弄，生命的溪流在经过山谷时突然坠落成瀑布，在拐弯后就突然汇入大海消失不见的死亡。“阿太”的阿母突然坠海、北来入海自*，西来突然病故，他们都是被命运戏弄，生命突然走向死亡。小说通过对死亡的书写来讨论“人的一生应该怎么活”这一话题，正如“阿太”的阿母陷入生存困境时，神婆只是带她去看葬礼，去目睹死亡、聆听故事。在小说看来，无论哪一类死亡，都蕴含了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抗争下的生存哲理。漂浮的魂灵、庇护的神庙、神圣的神明、守护的祖先，便是死亡教给这座小镇居民的生存哲学。小说也希望借对死亡的书写，传递着向上的生存力量，慰藉着每一个正在人世间辛苦生存的人，支撑着每一个正在与命运洪流抗争的人。

古格妃：《命运》的叙述节奏从容舒缓，凝结着作者关于时间、命运、死亡等重大疑难的体悟。“怎么活”的人生难题横亘在每个人面前。临海而居，信奉神明，自给自足的人们靠海活着，也靠故事活着。神明崇拜盛行的闽南地区，香火缭绕于城中与心间，但不同于简单贴上的迷信标签，小说中，神界与人间的界限并不分明，神会因为忙不过来转而求人帮忙，人也可以和神嬉笑怒骂，人们进神庙，听故事，讨说法，在神殿静坐的时刻，灵魂得以晾晒，命定的说法因而有了多重的解释空间。在这里，神更多是人内心信仰的投射，可以和鬼神对话的神婆，从人性中发掘到了神性，并将其放回神龛。此外，神性也能在讲述中生长，老年的阿太通过讲述故事，成为当地最好的神婆，人性与神性相依相生。神庙里的故事积攒的是生人的遭际，葬礼上的故事沉淀的则是逝者的一生。阿太的阿母走投无路时，神婆只是带着她看葬礼，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前人故事的集合，自我的心灵秩序也在观看中得以唤回和重塑。小说没有去纠缠“命运”的存在，而是直接往前一步，追索与思考命运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去对待。在阿太跌宕了近百年的人生故事里，命运的谶言在场又不在场，她看透了一个时代，也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因生活的负重激起对命运的抗争，由此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于无常中向上而生”的生存智慧。阿太最终完满地生下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人生故事也将在后辈的人生中继续生长。

许哲煊：《命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神明世俗化的书写。神明并非神秘的命运掌控者，而是被赋予了人一样的千姿百态，会爱美，会斗嘴，会在业务繁忙时兵荒马乱，也会在被忘却时依依惜别。神明被安放的空间也具有世俗化特征。神所在的庙宇并非高高在上的朝圣之地，而是温馨的日常空间，人们与神明絮叨家常、召开集会、躲避灾难……在极端政治环境中，神明更被藏在生活的缝隙里，例如被窝、骨灰盒，甚至厕中。这些空间隐蔽而琐碎，凸显神明在人们心中的亲近地位：它作为信仰潜藏于个体内心，甚至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更进一步看，神明的来源也是世俗化的。闽南多数神明原为人所化。当个体为这人间承担下大苦难，他就可以被奉为神。这背后体现的是对民间历史经验的传承与纪念，同时也展现出一种集体观念：个人的苦难被放到集体与历史语境中，人在对抗命运的过程中渐趋神化，而这种神化由集体赋予。个体与集体、人与神成为共担者。这也展现出一种特别的人神关系，神明既是人类的庇护者，也是同行者。阿太会对神明唠叨生活琐事，蔡也好会与神明谈天斗嘴。人对着神既能祈祷，又能争吵，神成为一个可以商量的对象。作者在后记中也将神称为“朋友”。若说神明掌握人的命运，那么以神为友的人，其实也在与命运做朋友罢。或许人生的起伏其实是偶然性与主体性的结合碰撞，而神明以其超世的一面成为人们在偶然性面前的寄托与希望，又以入世的一面陪伴大家度过凡俗的人生。

林蓓珩：比起神明的陪伴，《命运》里“家”的建构尤为使我感动。它的内核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美好感情。位于故事中心的三代人都过早地经历了家庭的破碎。作为“留下来的人”，他们有着身世飘零的宿命感和对精神安定的本能渴求。不管是阿太想尽办法受孕，还是太姨为了生个孩子送给姐姐而出嫁，都是千方百计地想组建完整的家，在血脉的赓续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在原有的希望落空之后，北来、西来、百花三个来自天南海北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却使得家庭以另一种方式成立。这种不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牢固牵绊，打破了传统认知中“家”的定义。每个人都在需要和被需要的良性互动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条件艰苦，也能甘之如饴。如同阿太的人生哲学所言：“这世界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而如果那人恰好也是为你而活的，那日子过起来就和地瓜一样甜了”。对生命脆弱的自我认知、执着生存的原始本能和在此基础上苏醒的责任感，构成了这个特殊家庭强大的向心力。时世的艰难反而使它愈加坚不可摧。此后的岁月里，直到人生尽头，每个人都频频回首，望向他们共同建立起来的，无穷变数中的稳固支点。同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命运相比，家作为一股隐藏在文本之下的潜流，赋予了人们瞻望前景的勇气和坦然面对命运的底气。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2年11月18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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