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参加越战，三患癌症，现在他在为抵御全球饥荒建立种子库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将拯救生物多样性，否则，多样性就会丧失。”他说，“所以，这个仓库才让人感觉如此踏实。贮藏在这里的种子不会丢失，有朝一日或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说着，他拉开铁门，进入了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Global Seed Vault）。虽然使命非凡，关系到人类日后能否生存下去，但这座种子库却坐落在一个偏远至极的蛮荒之地。

全球种子库于2008年投入运营。此前，工程师曾耗时一年，在各种类型的岩石中钻洞、爆破，创造出一个可储藏450万颗种子的地下室系统。

挪威政府承担了900万美元的建筑成本，另提供每年15万美元的补助。该信托基金则承担其他成本，并负责运营这座种子库。

（该机构隶属于联合国，由私募资金支持，并接受了英国等主权国家的捐款。）这也是福勒此次来到挪威朗伊尔城的原因。

气候变化对粮食作物的威胁令科学家忧心忡忡。

“在我最近参加的一场会议上，林木基因学家猜测，近50年来，种子带（植物物种得以繁衍生息的纬度带）已经上移了一个区间。”美国国家遗传资源保护中心的戴维·埃利斯（Dave Ellis）说，“这着实有些触目惊心。”

从中可以看出，高纬度地带越来越温暖，已经影响到了当地的植被种类。种子库至少提供了一个后备选项。

“在保护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遗传多样性上，斯瓦尔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英国雷丁大学沃克气候系统研究所的作物学教授蒂姆·维勒（Tim Wheeler）说，“这样一来，我们在面临病虫害、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时，就能有一个额外的选项。”

种子库刚启动那会儿，媒体要么称之为一场神圣的使命，称福勒是拯救植物界的当代诺亚，要么聚焦于建筑本身，说它像《007》系列电影里那些大反派的基地。

对那些“烂大街的商业阴谋论”，福勒已经习惯了。“有人说，我们要把一半挪威人口藏进种子库，待到毁灭性事件过去后，再繁衍出全人类。”福勒叹气说，“挪威人口的一半是什么概念？250万人。但我们这儿只有一个依赖化学处理的简易厕所！”

他大笑，不过，怀疑论者让他很是无奈。“人们从世界各地寄种子给我们，让我们代为保存。”他说，“这年头，积极有益的事也是会发生的，但有些人就是不信。”

全球种子库并不是一个“末日”计划，不是为了在灭顶之灾发生后，让作物重新遍布全世界。（不过，它已经存下526,129个品种的作物种子，说不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这样的使命。）

其实，它只是个安全的储藏地，用来保管已经遭受威胁的种子。样本的所有权始终归寄存者所有，唯一的条件是，原样本必须遵照《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对研究人员和育种人员免费开放。

目前，种子库收到的作物物种共计3,710种，来自全球29个作物研究所，代表了226个国家，涵盖每一块大陆。

近几年来，设立一个安全储存库的需求变得日益紧迫。2006年，菲律宾遭遇台风，该国的作物基因库被两米深的洪水淹没。

现实中，多样性的丧失根本不需要多猛烈的自然灾害；光是种子库的电力供应中断，就足以毁灭一个品种。

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是一场缓慢展开的危机：它不是原子弹爆炸，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却依然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已经失去了多少物种？“不好说。”福勒坦言，“我们不知道最初有多少物种。但我们每天都要失去一些东西。对于物种的灭绝，公众已有了概念，但对于物种内部多样性的消失，人们并不清楚。

为什么会灭绝呢？栖息地消失是一个原因，但也有的是因为丧失了环境适应能力。农作物的生存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以多样性为材料，选择农作物。失去多样性，就失去了选择权。

前不久，一个美国议员访问团来到朗伊尔城，他们是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COSCE）的成员。作为一家美国政府机构，其使命是评估人权、安全与军事问题及气候威胁。他们带来了美国国家遗传资源保护中心的一个盒子，里面装有13种作物种子，共计537个品种。

这些样本中，有三种辣椒种子，美国人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将辣食的种子带到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当时是2月份，气温零下23摄氏度。）“它保护的是食品多样性与食品安全。”访问团团长、参议员本杰明·卡丹（Benjamin Cardin）说，“这对国际安全至关重要。”

我们沿着一条曲折的小径上山，来到种子库前。不见武装警卫，只有一个混凝土入口，像是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神秘石柱——这是一道灰色的大门，光秃秃的，既透出古老的气息，又是通向未来的门户。

入口处的顶部有一件名为《永恒的回响》的艺术作品，出自挪威艺术家迪维克·桑尼（Dyveke Sanne）之手。它是一个十厘米深的玻璃灯箱，内置高反射、抗酸腐的三角形铁片，以及棱镜和镜子。

在冬季的极夜期间，它会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投射出闪亮的抽象图案。但走进内部你才发现，全球种子库其实充满了实用主义。“这其实就是一条长廊，最那头是个冷库。”福勒说。

门厅的尽头是另一条长廊，水泥墙和地面开始倾斜向下，尽头就是“斯瓦尔巴管道”——由波纹钢建造的下行密闭空间，压实的泥土与柏油地面完全被冰覆盖。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在走道两旁奔涌。经过第二道门，我们才进入一个服务区。

我们的头顶上有各种架子和管道，将电线和通风管接入种子库。右手边是一个单层的煤渣砖建筑，内设两个办公室。穿过另一个入口，进入主洞窟，温度立刻降了下来。

我们已经身处永久冻土层。这是福勒最喜欢的区域。“对我来说，这里就好像一个大教堂。”说着，他指了指凿山而成的锯齿状白墙。

他又指向正对入口的墙壁。“我们在岩壁中凿出了一个弧面。如果有人从入口处发射一枚火箭弹，或者核爆炸沿着走廊传来，它们就会撞向这个弧面。”他说。“撞到这里后，它们就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那就是原路返回。”

这面墙的中心挂着日本艺术家田辺光彰（Mitsuaki Tanabe）的一个雕塑，名为《野生稻种》，材质为不锈钢，代表着“水稻之母”的含义。

这些门都通往地下室，但只有中间的地下室放了东西。里面有五个金属架子，高度均为3米，宽度从65到125厘米不等。一排冷气扇对着金属架的侧边吹风，以保持低温。（当时温度是零下18摄氏度。）

架子都是人力架设的，不用叉车，以免出错。福勒恰恰是在这样的苦寒之中应对气候变暖的：“如果要预测气候变暖造成的影响，我觉得，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我们还有20年时间，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有些地区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所以，我们面前的样品中，才有那么多是玉米。“如果20年后，玉米品种还是今天的这些，那么，玉米的人均产量将下降25%，因为人口在不断增长。这绝对是一场灾难——电视上将再一次出现儿童饿死的画面。”

有专家称，情况比这还要危急。“我们没有20年的时间可用。”位于秘鲁的国际马铃薯中心的帕梅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说，“培育并普及作物品种，需要15至20年。我们现在有一个活跃的育种项目，旨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培育耐高温、抗干旱的土豆品种。我们正在与气候变化赛跑。”

还有人则看到了其他方面的威胁。汉密尔顿担心，“我们也许一心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迫切问题，而忽略了大局。我无意弱化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但我们要面对、并且要去适应的挑战是无止境的，气候变化只是其中最新的一个。”

雷丁大学的维勒也认为，不存在一个确切的时间框架，原因有二：“首先，用全世界种子库的遗传物质作为基础，培育更能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品种，这样做固然重要，但要构建出一个更能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领域，种子库只是众多因素之一。”

他说，“其次，我们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时间框架可以参考，比如说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会有麻烦。因为在全球各地，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对作物的影响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比如在欧洲北部，气候小幅变暖对多数作物都有利。但未来二三十年，热带地区的农作物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最令福勒担心的，是世界上最贫困地区所受的影响。他走到一个盒子前，这是叙利亚阿勒颇的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储存在此的。盒子里装有香豌豆样品。

“这是香豌豆属的一种。”福勒说，“我们也许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但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印度和孟加拉国，这是一种粮食作物。它极为耐旱，是埃塞俄比亚最耐干旱的作物，其他作物不能存活的地方，只有它能生存下来。”

在很多情况下，香豌豆也许是严重干旱条件下唯一能存活的作物，但其中又涉及另一个问题。“该作物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当作物缺水时，毒素含量就会升高。”福勒说，“浇水可以将毒素去掉，但既然是干旱，又哪儿来的水呢。”

那时，将香豌豆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人，“他们的双腿将永久瘫痪。瘫痪还是饿死，这个选择太可怕了。这让我感到愤怒。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了。”

所幸，被送来这里的香豌豆种子，以及叙利亚研究人员正试图培育的低毒品种，都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未来，穷人们也许就不用面对这个“可怕的选择”了。

如果说福勒有点像是正义的化身，那么，事实还真是如此。对他而言，他的工作既是科学事业，也是社会责任。

福勒出生于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当时的种族隔离还十分严重。他第一次对农业感兴趣，是在祖父的农场上，但是，他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却来自现实的磨练。

读高中时，作为中产阶级白人学生，他参加了六十年代的民权游行，这些游行往往充满暴力。

“我参加了马丁·路德·金的最后一场演讲。”福勒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个人魅力。他一进屋，你立刻就能感觉得到。因为参与民权运动，我们颇受瞩目。从某种程度上讲，南方白人看我们比看敌人（黑人）还不顺眼。我们是叛徒。”后来好多年，他还时常收到死亡威胁信。

福勒曾拒绝去越南参战。“我是一个出于道德原因而拒服兵役的人，也是第一批拒服兵役而不用坐牢的人，后来我在一家医院服了替代役。”他说。

他的激进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对农业的热情。“这两种倾向都十分强烈。”他说，“回顾民权运动，我想，现在已经没人质疑它了。但大学里，当我第一次遇到农业问题时，我才意识到，做其他工作也能帮到人们，于是，两种倾向开始汇合。”

福勒曾在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担任教授与研究主管。近30年来，他都致力于保育和作物多样性事业。他渐渐发现，种子库不仅能给忍饥挨饿的人们带来希望，也是“生命的壮丽史诗。”

他说，“这些多样性讲述了文明与文化非凡的进化历程——1.2万年来农作物的适应过程。它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一件植物学艺术品。”

这些多样性与文化差异相互交织。我们之所以拥有此等多样性，是因为人们看到了这些差异，并珍视这些差异：他们需要玉米来制造啤酒、药物和面包。一些品种之所以被选中，只是因为某个人认为它十分好看而已。

若没有人类多样性，就没有作物的多样性。而没有作物多样性，你就无法讲述人类历史——把这一部分去掉，历史是不完整的。

挪威航海家首次造访斯瓦尔巴是在12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捕鲸和狩猎都是这里的主要产业。直到19世纪，煤炭的发现使两座永久性的小镇在这里形成，一座是朗伊尔城，现有2600个居民；另一座是西面的巴伦支堡，现有500个居民。两个镇都是采煤中心，挪威人和美国人在朗伊尔城采煤，俄罗斯人在巴伦支堡采煤。

与世隔绝、低温、现成的矿井，正是这些让福勒对斯瓦尔巴产生了兴趣：矿井是进入永久冻土层的现成通道。但后经一位矿工指点，他才意识到，矿井容易爆炸、坍塌和进水，而且充满有毒气体，所以，他只能构建新的隧道。2004年，福勒找到管辖斯瓦尔巴的挪威政府部门，请求在那里建造隧道。

虽然后来，多家机构都参与了种子库项目，但最初的支持还是福勒争取来的。

“挪威官员对种子库并不是很了解。”他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他们静静地听了20分钟。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是农业的基石。’他们问，‘然后，你又觉得斯瓦尔巴是世界上最合适的地方？’‘是的。’我回答。他们想了想说，‘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福勒差一点没见到项目完工的那一天。2004年，当种子库计划正在推进时，他遭遇了一场车祸，险些丧命。在得过两次癌症之后（1972年患黑色素瘤，被告知活不过六个月，1982年被查出精原细胞瘤），去年，他又被确诊为基底细胞癌。

“这一次，我得的是一种良性肿瘤的恶性形式。”他平静地说，“之前我就致力于这项工作，现在我更投入了——你开始意识到，时间是有限的。”

而福勒带给世界的，正是时间。

种子库处在永久冻土层之下，几乎坚不可摧——即便电力中断，在低温的保护下，种子也不至于腐烂。而且，该建筑位于海拔130米的高处，即便最糟糕的极冰融化预言成真，它也能免受洪水的侵袭。

这些种子可以存活数百年，有的甚至数千年，而不会发芽或是失去活性。

最近，福勒担任的执行总监职的任期又被延长了五年。他认为，在挪威政府的持续支持下，几代人之内，斯瓦尔巴的未来都有了保障。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千年或一万年之后，这座建筑仍将屹立于此。”他说，“在世时间超过金字塔，这也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进行保守投资，这足以产生足够的利润，使之永久性运营下去。而且，种子库的年度运营开支非常有限，财务规模很小，极易管理。”

作为一名种子寄存者，汉密尔顿也认同这一观点：“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系统。”他说，“丧失这种多样性的风险已被降到了无限低。”

在同美国访问团举行的种子交接仪式上，福勒发表了讲话。不过，这场讲话比他准备的要短，因为客人们显然已无法抵御严寒，就连保镖们都开始频繁地换脚取暖了。

于是，福勒抓住重点，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随着地球日益变暖，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护生物多样性、共享资源。

为阐明观点，福勒举了一个例子：在当今美国，最高产的水稻大多都来自土耳其培育的一个品种。

事后，访问团似乎对福勒的演讲有些肃然起敬。“美国人对自己的食物、对当今农业的高效率津津乐道。”参议员卡丹说，“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而且也不知道令美国农民受益的抗虫害稻种，其实是在土耳其培育的。”

“我们把享受美食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不对的。”

对卡里·福勒而言，这是迈向更高目标的一小步。参与过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拒绝去越南参战，为最贫困的人奔走呼号，还三次战胜过癌症，有了这些经历，对他来说，拯救世界食物资源，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翻译：雁行

来源：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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