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 中古史研究论文集》，胡宝国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版，406页，66.00元
徐铉（916-991）曾说“后汉及今千有余岁，凡善书者皆草隶焉”（《说文解字韵谱》序），他认为从东汉到五代末，擅长书艺者都是写“草隶”的。检索文献，不难了解徐铉此说的凭据，汉唐间关于“善草隶”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恒善草隶书”（《晋书·卫恒传》）、“朓善草隶，长五言诗”（《南齐书·谢朓传》），等等。虽只三字，若略加考议，或可窥南朝文化之一隅。
一、“草隶”还是“草、隶”
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草隶”是一种特定的字体吗？抑或是草书和隶书的合称？
在当下较易得的古籍整理本中，连读“草隶”者居多，如此处理，用上述两种说法都能讲得通，解释起来比较灵活。当然也有例外，周勋初先生团队校订本《册府元龟》中就同时出现两种句读方式，如卷一九〇有“南齐太祖工草、隶书”，卷一九二有“草、隶、尺牍莫不奇妙”，在这两处之外却均作二字连读，殊为奇怪。又比如黄大宏先生整理《八代谈薮校笺》，其正编卷下第六十七条作“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清楚明白地将之视为两种字体，但在处理涉及张融、萧子云、萧特的文字时，又均未读断。实际上，这些文句的语境都是相似的，对于“草隶”二字不同的句读方式反映出点校者未能统一认识。
《史》《汉》并无此辞例，其首次出现当不晚于西晋。学界对于“草隶”的理解大致有三种，现条列于下。
一、“草隶”为偏正短语，意为草率的隶书。试举两例。陈直先生采金石文字为《史》《汉》补注，有云“敦煌、居延两木简，多属于草隶书范围”（《史记新证·三王世家》），并以居延出土“入南书二封”简册（即著名的“永元器物簿”）及西安南郊出土东汉《公羊》砖为典型（《汉书新证·艺文志》）；近年，横田恭三先生撰文径言“草隶”就是“草率的隶书”，可与章草、今草等概念并提，他还将“草隶”渊源上溯至战国晚期，举凡睡虎地M4、里耶J1出土的墨书字迹，只要草率些都可如此称呼（《谈草隶的产生及其真相》，2014）；
陈直先生理解的“草隶”（左：居延出土永元器物簿局部；右：西安南郊出土东汉《公羊》砖拓片）
二，“草隶”为并列短语，意为草书和隶书。这一解释当出于对梁庾肩吾《书品》序中如下字句的解读：
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
刘涛先生认为“草正”“真草”“篆隶”这些词与“草隶”同类，均可看作不同字体的合称（《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2002；《南朝书学新词》，2019）；
三，“草隶”有时作并列短语，意与二同，有时却可泛指书法艺术。此说以逢成华先生论辩最详，他认为“草隶”之所以在晋唐时期发生词义泛化，是由于此時隶书的实用性、草书的艺术性无可替代，且草、隶所指较入唐之后更为宽泛，楷、行、八分俱可被囊括其中，故语义自然发生泛化，进入日常语言（《“草隶”辨》，2017）。
我部分同意第三种说法。逢文所引之外，以下两种史料似更确凿。《南史·何敬容传》载其：
职隆任重，专预机密，而拙于草隶，浅于学术，通包苴饷餽，无贿赂略不交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贪吝为时所嗤鄙。
此段将何敬容作为寒人掌机要之典型，不尚文义、贪吝见鄙。其中，“拙于草隶”正与常见的“善草隶”意义相反，又和“浅于学术”形成互文，若仍理解为狭义的草、隶二体，显然于义有阙。唐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云“箧盈草隶，架满文篇”（《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既已时近晚唐，且“草隶”与“文篇”相对，自然不会仅指草、隶书作品，其语义泛化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草正”“真草”“篆隶”等均无类似用法，亦可佐证。
不过，我并不认为“草隶”在当时可以涵盖书法艺术的全部，准确地说，“草隶”仅可代指日常书写公私文牍的技艺。若某人善题榜、杂体、铭石一类，则需要特别说明。如《陈书·谢贞传》：“（贞）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工草隶虫篆。”《魏书·崔玄伯传》：“（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北史·阎毗传》：“（毗）能篆书，草隶尤善，为当时之妙。”北宋刻帖如《淳化阁帖》《大观帖》所收录者便以这类公私文牍为主，其与“草隶”称谓相通可在两《唐书》中觅得踪迹。《旧唐书·萧直传》：“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新唐书·韦述传》：“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总之，语义泛化的“草隶”正是从狭义的草、隶二体发展而来，又与汉唐间日常书写的特点密不可分。
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淳化阁帖》（左：王羲之《盐井帖》；右：沈约《今年帖》）
至于第一种说法即“草率的隶书”，属于望文生义。既然汉末以降“草隶”习见于文献，为免歧义还是修正为宜。需要说明的是，北朝的日常书风在十六国时期与南方略有差异，待入北魏后，南朝化趋势则愈发显著，且北朝“善草隶”者也多集中在北魏之后，故“草隶”概念在文献中并无南北之别。
二、何人善草隶
东汉末至唐初，正是“草隶”广泛见于文献的时期，如上所述，日常生活中流行草、隶二体是这一辞例多见、进而泛化的根本原因。
西域出土晋《急就篇》残纸分别用正书和草书抄写，四列一组相互参照，是当时学习书艺的范本之一。
西域出土《急就篇》残纸
这种正书虽隶笔少而楷意浓，但在称谓上作“隶书”是没问题的。受这类通行范本的影响，日常书牍也大多呈现类似面貌。这便是汉唐间基层社会书写的常态。
汉唐间日常书迹举例（左：走马楼东吴木牍（肆•1763）局部；中：郴州西晋简（1-3）局部；右：南京城南出土六朝简）
虽然大量刀笔吏都会写草隶，但能得到“善”或“工”评语的人并不多。萧梁为南朝中最崇尚文教的一代，作于此时的《书品》自陈“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实际为一百二十三人），并将他们分为九品，人名之后系之以论。所谓“九品论人，七略裁士”，其体例略同钟嵘《诗品》、谢赫《画品》。《书品》采录范围较广，帝王（如魏武、宋文）、士族（如钟会、王导）、寒人（如徐希秀、孔敬通）、女性（如卫夫人、傅夫人）、道士（如陶弘景、识道人）皆在其列，而且从品第上看并没有明显的士庶之别，其品评相对公允。就收录人员的时代而言，汉末到东晋几乎被高门士族垄断，刘宋以后则大量涌现寒人书家，这与寒人阶层在此时开始崛起有关。有些寒人书家被士族成员颜之推讥讽为“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颜氏家训·杂艺》），张景仁与纪僧真为其中典型：
（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省。（《北齐书·儒林传》）
初，上在领军府，令僧真学上手迹下名，至是报荅疏书，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南齐书·倖臣传》）
书艺对寒人而言，只是一门工作技能。
此外，释门中亦有善草隶者，书论往往阙载，而多见僧传，如：
康法识，亦有义学之功，而以草隶知名。尝遇康昕，昕自谓笔道过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又写众经，甚见重之。（《高僧传》卷四）
时宋熙有昙瑶者，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宏所重也。（《高僧传》卷七）
顺带一提，纸张在东晋的普及是善草隶者数量增多的物质条件之一。前人多涉，今不具论，仅补看东晋裴启撰《论林》曰：
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
一“枚”笺纸尺寸几何我并不清楚，但若以现存唐摹右军帖如《孔侍中》《初月》等比照当相差不远，容字在四、五行上下。即使尺寸不大，一次拿出“九万枚”也是惊人的数量了，造纸产能可见一斑。晋人还喜为各类笺纸撰写诗赋，今部分见于《初学记·文部》，这同样缘于造纸术的极大发展。
三、学书两径：“门业”与“规摹”
那如何成为善草隶者呢？《颜氏家训·杂艺》曰：
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
《梁书·萧子云传》录萧子云答武帝敕曰：
臣昔不能拔赏，随时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
以上两则史料为我们指出在南朝学习书艺的两种途径，即“门业”与“规摹”。所谓“门业”，即在家族内传承的学问，两汉时许多家族累世无更改地传习一经，便是典型的固守门业（胡宝国《两汉家学的变化》，1995）。魏晋以降，门业概念略变宽泛，书写作为技艺也能厕身其间。卫恒《四体书势》载韦诞题榜事，当是书艺作为门业较早的记录：
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诫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
至迟在汉末，文献对不同字体的区分及其功用已有明确表述，如锺繇善“铭石”“章程”“行狎”三体，便是典型的功能区分。此处，韦诞令家中子孙不得继承“楷法”，并非全盘摒弃书艺，而是特指带给他心理创伤的题榜之法（唐张怀瓘《书断》谓之“大字法”），由此可窥门业内涵之具细。随着门阀政治渐趋成熟，东晋时，书艺作为门业便愈加理所当然。《建康实录》卷八载：
（庾翼）善草隶书，子弟皆效之，后王羲之书盛，内外官重，翼甚不平。在荆州寄书于家曰：“儿子辈憎家鸡，好野雉。”
庾翼对家中子弟慕习右军书艺甚为不满，其固守门业的形象跃出纸上。这同时说明，对于一流高门而言，书艺的传授具有封闭性。此种传统放之北朝亦然，《魏书·崔玄伯传》载：
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锺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
所谓“世不替业”意即守护门业颇为得力，于子孙而言是褒奖，对先人来说是告慰。入唐后，这一传统仍不衰，《新唐书·魏徵传》载：
（魏）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隶，以笔意传其子华及甥薛稷。
又，同书《徐浩传》载：
始，浩父峤之善书，以法授浩，益工。
据此，则“门业”作为书艺学习之一途在时空上均有较大普遍性。与承继门业者相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只能通过摹习他人书迹进行学习，这类记载随着南朝寒人阶层崛起而逐渐增多。摹习对象以锺、张、二王为主，且愈往后，追随二王者愈众。《八代谈薮》载齐建元（479-482）中事：
（张）融善草隶，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张融力避二王书风，正说明此时摹习二王书迹乃是士人常态。同样的现象也见于北魏：
（拓跋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魏书·拓跋顺传》）
此《小学篇》当略同《急就篇》，皆为童蒙字书，前冠王羲之名，应指其字迹与王羲之风格相仿。拓跋顺为北魏皇族，上行下效，则北魏士林的一般情形可知。
四、依附性技艺：“知识时代”下的书艺
胡宝国先生称南朝为“知识至上的时代”，或简称为“知识时代”，士人恐惧因一事不知而被目为浅陋（《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2009）。书艺并不属于知识范畴，萧衍谓之“一艺之工”甚确。史籍中或有因善草隶而受礼遇者，但终归较儒玄文史一类卑下。这一点从两则同出颜氏的家训中可以看得比较清。《宋书·颜延之传》所录《庭诰》有云：
适值尊朋临座，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途失偶，黡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默而归，岂识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丧邪。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
《颜氏家训·杂艺》云：
然而此艺（指书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役使，更觉为累。……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
学贫则“若迷途失偶”，草隶则“不须过精”，两者尊卑立现。这并非颜氏一门的观念，即便善书者如萧子云、王褒，也都因书名掩盖才学而抱憾不已。然而，真正获得时人高誉的书家往往正是这些视草隶若杂艺的士族成员。难道他们受益于“门业”，确实具备更高的书艺水平吗？不见得。南朝书艺最大的特点便是依附性，因权力和社会身份的差异，书家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也大相径庭。《颜氏家训·慕贤》所载一事最切此义：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少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此事中，寒人书家丁觇书名只因萧子云一语而变化，世人遂珍重其书，乃至“后思一纸，不可得矣”。这同时也说明，一般民众并无书艺欣赏和品评的能力，只是一味趋从高门评议。翻检南朝书论，读者常因其玄学化的思维和骈俪的表达如堕云雾，难以获得对书迹直观的感受。此风因梁武帝萧衍敕诏众臣笔谈，达至最盛。袁昂奉敕作《古今书评》品评善书者二十五人，皆设喻比拟，如“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读之不难想见袁昂苦思辞藻、费力捉笔的画面，末了，尚惶恐曰：“以圣命自天，不得斟酌。过失是非，如获汤炭。”倒是笔谈召集人萧衍肆意品评，颇为自在。他先是辨伪：
《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第一）
再是指导：
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拥肿，点掣长则法离澌。（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第二）
同时不忘表现高姿态：
此直一艺之工，非吾所谓胜事，此道心之臣，非吾所谓无欲也。（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第二）
陶弘景对此回应积极。对于辨伪，他附和“《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对于指导，他赞叹“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乃至“今奉此论，自舞自蹈”。可惜不论是袁昂所评的二十五人书迹，还是萧、陶同观的锺王手卷，如今都是片纸难寻。惟赖地不爱宝，我们才得以寓目梁武普通年间的手书真迹。
南京狮子冲南朝墓出土“普通七年”刻划铭文砖及其拓片
是砖铭文虽出自无名匠师之手，但其书写水平并不亚于一些唐摹宋刻的南朝法帖。甚至在其他各种载体之上，我们都能找到具有惊人美感的南朝真迹，即便史册有载的著名书家也未必胜之。
南朝真迹三例（左：南京博物院藏东晋《分檀博达经》局部；中：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风榜题之一；右：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墓砖侧面墨书题记摹本）
除了对权力的直接依附，依靠社会身份获得高誉的士族书迹也会成为其他阶层竞相追慕的范本。右军为老妪书扇事，颇为人们熟知：
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云：“但言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姥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虞龢《论书表》）
“何乃书坏”四字告诉我们，至少老妪并不能欣赏王羲之的书法，市人竞购其书，也更可能只是慕名而已。对比前引丁觇事迹，书艺的依附性显露无遗。甚至书论家在品评书艺时，直接以社会身份作为参照，如袁昂《古今书评》：
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丛悴不复排突英贤。
庾肩吾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
徐淮南（希秀）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好上风范，终不免寒乞。
措辞间士庶之别的意识十分明显。所谓“南冈士大夫”，指六朝时居住在秦淮河南岸石子岗一带的居民。这一人群在吴晋时杂糅南土著姓、侨居大族和一般居民，而在东晋之后发生大变化，世家大族纷纷选择在秦淮河北岸置业，南冈遂逐渐变为“京邑贫士”与没落士族的聚居地，这一转变意味着南朝社会士庶隔阂的加深（孙齐《说“南冈士大夫”》，2015）。袁昂以此喻寒人徐希秀书迹，正应和书艺作为依附性技艺在南朝社会的真实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