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 年陕西省韩城市盘乐村发现一座宋代墓葬，墓葬本身规格不高，但壁画极其精美，而且内容引人注目。有关墓主的身份与壁画的关系，学界已颇有论述，本文将从宋代医者地位及壁画中的医药场景出发，对墓主职业身份和壁画的性质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壁画的释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壁画乃至墓葬本身，必须有更宏观的视野，与文学作品一样，对画者的心态的剖析更能体现所谓“中时段”要素对历史情境的影响。古代墓葬壁画的从业者身份较低，又多有依照“画样”的行为，所以绘画多有固定程式，不一定是现实生活尤其是墓主生活的“写真”。缪哲说：“程式是滞后的，意义是飘忽的。故使用图像的证据，应纳回于其所在的美术史之传统，只有纳回于图像的传统中，我们才能分辨图像的哪些因素，只是程式的旧调，又有哪些因素，才是自创的新腔。旧调虽不一定不反映‘史’，或没有意义，但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是孤立地看图就能搞懂的，否则的话，则图像不仅不能‘证’，反会淆乱‘史’。”回归到本文所要讨论的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以中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待，这座墓有范式、有虚拟，也有很多的创新， 这其中折射出时代观念和医学社会地位的变化，甚至涉及医学表征物文本化、“古方”与“今方”地位的转换等诸多问题。
一、墓葬概况及备药图
墓葬本身规格普通，长 2.45 米、宽 1.80 米、高 2.25 米，“墓室内靠西壁有石床，长 1.95 米、宽 1.13 米，高 35 厘米，石床至墓顶 1.65 米。石床上置木榻，而不用棺材。墓葬被发现时，木榻上并排躺有两具骸骨， 经鉴定为一男一女，头北脚南，仰身直卧，显为一对夫妇。”至于下葬时间，女墓主手中握有北宋神宗年间（1068-1077）的“熙宁元宝”，发掘者据此断定为宋神宗以后，宋徽宗以前，即北宋末期。
这座墓不仅没有棺椁，也没有墓志，墓主夫妇头发均发黄，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得发掘者康保成、孙秉君怀疑其族属并非汉族。这一点的确值得重视，因为安伽墓、虞弘墓等都出现了类似葬式，而墓主均为胡族。假如推测成立，那么墓葬包括壁画的不拘一格也就可以得到侧面解释。最令学界感兴趣的是墓中壁画，该墓墙壁北、西、东三面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北壁有男性墓主的形象以及调和药物的场景，西壁有杂剧场景，东壁有完整的佛祖涅槃图（见图 1～图 3）。
图 1 韩城壁画墓北壁壁画
图 2 韩城壁画墓西壁
壁画
图 3 韩城壁画墓东壁壁画
墓主族属的确值得讨论，尤其是只有榻而无棺椁这一点。但是从无缠足痕迹推断族属则不可靠，因为缠足虽然起自于五代北宋，但宋代墓葬女性骸骨中极少有缠足者，只有 2012 年河北临漳县建安文化广场北侧出土一座宋墓发现了缠足，女性墓主年龄在 60 岁左右，脚骨因“缠足”严重畸形，这为缠足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但这样的发现较罕见，足见五代两宋时期女性缠足并非全民行为。
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是北壁墓主身旁的备药图，由于没有墓志出土，所以墓主身份只能推测。这幅图曾被认为可以判断墓主身份。备药图位于整个北壁画面右侧，一张桌子上摆满各种瓶罐，两名男子正在紧张备药（见图 4），左侧男子手持《太平圣惠方》（见图 5），书籍装帧方式看起来可能是宋代颇为流行的“蝴蝶装”。右侧男子手持两个药包，上有“大黄”“白术”字样，似乎在等待左侧男子查阅书籍之后的指示。又有一人双手端药盒，上有“朱砂丸”三字。韩城壁画墓北壁炮制图左侧另有人做正在炮制药物状（见图 6）。
图 4 韩城壁画墓北壁壁画备药图
图 5 韩城壁画墓北壁壁画中
男子手持《太平圣惠方》
图 6 韩城壁画墓北壁炮制图
二、备药图与墓主人
在盘乐村宋墓之前，我国还没有类似的以医药为核心的壁画的出现，所以这幅画非常受考古学界、医史学界的重视。有学者认为：“总之，北壁图像所画，显然是中草药的一整套炮制过程，为研究中医史提供了可信材料。同时它透露出墓主人的身份应当是医生，或者是药材作坊的老板。”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郑金生先生，他认为《太平圣惠方》是北宋官修、并颁行全国各州县之书，成书后由于该书部头甚大， 故在整个宋代很少再刊。一般都是州县主持医药的医官掌握。画面出现一人持书、一人持药的共同研究，推测墓主为当地医官。Jeehee Hong、TJ Hinrichs 也认为墓主可能是一位儒医。
但问题在于——这样是不是足以判断墓主身份？这就涉及到范式与写真之间的关系。这座墓的大多数细节还是遵循了同时期墓葬的基本范式，墓室结构没有特别之处，杨效俊指出，壁画大多数图案都是宋辽时期业已成熟的图案，例如墙壁和券顶的山石牡丹。北壁是整个壁画的核心所在，墓主坐在屏风前，这种以屏风标志主人位置的做法也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宋陈祥道《礼书》卷四五有根据《左传》的发挥：“会有表，朝有著，祭有屏摄，皆明其位也。”屏风本就是尊位的象征，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就有这种以屏风标志主人位置的做法，郑岩在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地区墓葬后壁绘制正面墓主像时认为：“后壁绘正面墓主像，这种画像流于程式化和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肖像，而是墓主灵魂的替代物，其正面的形式有着偶像的色彩。这一偶像式画像采取了人物最‘标准’的姿态，加上它在墓室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帷帐、屏风和侍从等辅助性图，使得墓室变得如同宫廷或官署。”李清泉也认为，北宋中期以后这种在墓葬后壁（一般也就是北壁）画出墓主或者墓主夫妇端坐宴乐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但是这座墓葬的确又有很多创新，例如佛祖涅槃图，这本是属于佛寺和舍利地宫、舍利塔、舍利容器、佛塔等佛教建筑的常见图案，韩城壁画墓涅槃图图案本身不算创新，就是当时流行的佛祖为中心，十大弟子、外道举哀，再加上了阿那律报丧及世俗弟子持香炉供养。创新之处在于这是首次在宋代世俗墓葬中发现佛祖涅槃图。杨效俊在总结大量宋辽时期涅槃图的基础上指出：“图像独立的涅槃图具备脱离佛教建筑的可能性。”唐末五代以来墓葬中佛教要素在不断增加，“佛教图像一般描绘于墓道、墓门等过度性建筑空间或墓室上层或顶部等上位建筑空间，表现为飞天、引路天女、佛像和弟子像，这种建筑与图像程序的意义是超度墓主人亡灵和往生。”可以说，涅槃图本身没有大的突破创新，佛教元素在墓葬中频繁出现也是五代以来的大趋势，但是将整幅涅槃图绘制于东壁，不再是核心图案、从属于主人则是一种空间上的重接构造，而西壁上的杂剧伎乐图则与东壁涅槃图是配套的，杨效俊指出河北定县净众院出土的北宋至道元年（995）的舍利塔基地宫就有与之相似的布局。他认为墓主的族属是他的墓葬既有汉民族特点，但又不拘一格的原因。他认为：“因为墓主人非汉族的民族性、该墓所处宋金交替的转折时期及胡汉交汇的多元文化与宗教融合的独特地理环境，该墓壁画将宋辽时期业已成熟和完善的图像重新组合，将这些图像绘制在墓室的相应空间，从而产生了独特的建筑与图像程序和象征意义：寂灭为乐。通过戏剧化的墓室环境完成了墓主生死的转化和超越：从生的短暂到死的永恒，从俗世的有限欢乐到圣域的无限寂寥，而这种转化和超越具有戏剧性、艺术性的特征。”而享乐的内容不仅包括医药的侍奉，杨效俊结合众多宋代墓葬的普遍特点总结认为：（盘乐村宋墓）备药图的构图方式与宋墓固有的墓主夫妻对坐画像两侧的备茶图、备酒图、备食图、备经图一致，都是仆从围绕桌子的准备活动，桌上摆放必要的用具。因此可见此备药图不一定是墓主人工作的表现，与备茶图、备酒图、备食图、备经图一致，茶、酒、药都是一种表征，起到与人生修养和日常治愈密切关联的礼仪规范的作用。
崔兴众也认为北壁壁画总体来说是宋辽金时期流行的供养主题，他列举了与之相似的山西汾阳三泉东龙观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王立墓壁画（见图 7），墓室北壁为墓主端坐正中，二位夫人陪伴左右。西北壁绘两侍女，皆双手端盘，画面上端墨书“香积厨”。东北壁绘两位男侍备茶，画面左侧男侍平端茶盏，右侧男侍刷洗茶具，画面上端墨书“茶酒位”。三幅壁画以墓主夫妇为中心，备食与备茶对称的场景分列左右。除了崔文提到的王立墓，我们在很多宋辽金墓葬中都能发现类似的“备食图”“备茶图”，例子甚多，聊举两例，比如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 M1 张世卿墓壁画及宣化辽墓 6 号墓壁画（见图 8 ～图 11）。
图 7 山西汾阳三泉东龙观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
王立墓壁画
图 8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 M1
张世卿墓壁画之一
图 9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 M1
张世卿墓壁画之二
图 10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 M1
张世卿墓壁画之三
图 11 宣化辽墓
6 号墓壁画
宣化辽墓由于是配套出现的，具有关联性、延续性、集中性，所以备受研究者瞩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系列墓葬的年代与韩城壁画墓的年代基本相当，即 11 世纪后期到 12 世纪前期，李清泉在对这组墓葬进行系列研究后总结了那个时代画工依赖范式的五种粉本绘制法，即：
依粉本原样复制或稍事移改；
粉本正面与背面的反转运用；
原粉本人物位置的腾挪闪让与打散*；
不同粉本的相互拼合利用；
粉本的借用。
他认为：“宣化辽墓壁画中所见粉本使用方式表明，粉本并不仅仅是一件作品固定不变的样板或画稿，它同时又是可供画家创作时灵活搭配、拼凑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绘画参考资料。”崔兴众认为，这种图像的配置已经成为宋金时期壁画装饰的一种固定模式，表现出庖厨题材的供养、祭祀之意。他进一步列举了侯马乔村 M4309 号墓北壁雕刻墓主对坐，中间为置酒食器皿的方桌，墓主夫妇的上方刻有“永为供养”的题记；侯马牛村 M1 墓室北壁刻男墓主画像，前方案桌置酒食茶器，左上方即刻有“香花供养”四字，并根据《增一阿含经》内容，认为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中供养画面与佛教因素并存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制药与备茶场景的组合出现显然也具有佛教影响的因素。
李清泉认为此阶段内的墓葬艺术形式突出的是供奉主题：“墓中的墓主像，其意义无疑也与供奉在影堂中作为神主的死者肖像一样，为的是让死者的灵魂得到享祠。这样，整个墓葬也就仿佛被做成了一对墓主夫妇的纪念堂。”而韩城壁画墓备药图主旨大约也是体现供养。无独有偶，2004 年山西省稷山马村有段姓村民献出药方砖铭两块，其中提到段氏先祖段先，而段先的名字则出现在马村金代墓葬M7 地碣中，根据砖铭Ⅰ的记载，段先家族为世医，段先本人生活在宋太宗时代。段氏后人在金末遭到战火掳掠之时保存段先《贯通食补汤方》刻砖四块，现存二块，有《贯通食补汤方》《贯通宴锅汤方》《贯通妇疾汤方》等内容。在砖铭Ⅰ顶侧面有《段祖善铭》，文字曰“孝养家，食养生，戏养神”。稷山马村金墓多座墓葬砖雕中都体现出了孝道、戏剧等内容，起码在这里可以看到，墓葬中食疗与戏剧所烘托的就是孝道供养主题，“孝养家，食养生，戏养神”是有具体表现形式的，而这种表现形式应该不是稷山金 墓所独有的。
所以笔者认为，从壁画推测墓主身份并不见得是一种可靠的路径，以目前的证据来看，从备药图判断其身份的确略显单薄，这种备茶图、备食图的范式在那个时代大量出现，各有粉本，韩城壁画墓的备药图只不过是稍有改变而已，但是基本要素与这种范式基本相当：绘制在主人身旁、围绕桌子工作、工作内容体现供养主题，甚至在图九辽张世卿墓里看到的工作场景与韩城壁画墓适相神肖：两个男子站在桌旁工作，画面中都有书籍起到指导作用，只是备茶、备食转化为备药而已，这种转变不足以说明墓主就是一个与医药行业有关之人，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有备茶图、备食图而认为墓主与茶叶行业、烹饪行业有关一样。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座墓葬同时具有范式的延续和创新，无论体现的是供养主题还是墓主“职业”，这座墓葬都与时代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有二：艺术表现形式中医学的“文本化”，《太平圣惠方》的“医学象征”地位。
三、韩城壁画墓所体现的
宋代医学“文本化”
研究韩城壁画墓主题的选择与绘制必须考虑到时代心态的变化，这种主题与表现形式在宋代以前未曾出现，原因恐非偶然。首先，这种世俗供养的主题在宋以前并不流行。其次，宋代以前类似的医学主题是不可能出现的。汉魏壁画多以升仙、引导为主题，几乎没有涉及世俗医药者，至于隋唐，在目前所发现的全国不到二百座隋唐壁画墓中还没有看到世俗医药主题，敦煌壁画中则多有与医疗、卫生有关者，例如中唐 159 窟洗浴图、隋 302 窟浴池图、盛唐 445 窟剃度图、北周 290 窟清扫图、北周 296 窟诊病图、隋 302 窟救治图、盛唐 217 窟得医图、盛唐 31 窟如病得医图、榆林窟 25 窟清扫图。但这些和医药有关的画面一般与具体的药物和医学典籍无关，即便是直接相关的“诊病图”“救治图”等，也并非以文本为核心，而是体现佛教主题，强调人的生死病苦或者佛本生故事。去除掉本身与医药关系不够大的洗浴图等，北周 296 窟诊病图、隋 302 窟救治图、盛唐 217 窟得医图、盛唐 31 窟如病得医图（见图 12 ～图 16）。
图 12 敦煌莫高窟北周 296 窟诊病图
图 13 敦煌莫高窟隋 302 窟救治图
北周 296 窟诊病图是“福田经变画”的组成部分，是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经文绘制而成。隋 302 窟救治图的来源与北周 296 号窟一致，也是福田经变画中的“疗救众病”。
图 14 敦煌莫高窟盛唐 217 窟得医图
盛唐 217 窟“得医图”的定名来自于《妙法莲华经》中“如子得母”“如病得医”经文，经曰：“此经能大饶益一切众生，充满其愿，如清凉池能满一切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医、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如民得王、如贾客得海、如炬除暗”。该画破损较为严重，斑驳不清，现代有段兼善临摹图。
图 15 段兼善临摹敦煌莫高窟盛唐 217 窟得医图
31 窟如病得医图中，可以看到女主人迎接引导医者进入内宅的景象，医者及其侍者似乎携带药物或者医疗器械，至于是什么药材或者器械，画者并不打算具体描述。与 217 窟类似，31 窟图也是来自于《妙法莲华经》中的“如病得医”，也是迎接医者的图景。依旧未出现具体的医药内容。
图 16 敦煌莫高窟盛唐 31 窟如病得医图
总之，在宋代以前的墓葬壁画中基本没有可以明确定为世俗医疗场景的图案，而在以佛教为主题的敦煌壁画中几乎所有医药场景的出现均是衍变自佛经，重点在于重现经文场景，而不在于具体医疗行为的描绘。可以说此阶段的绘画中，医是背景，是陪衬，具体的医籍或者医疗技术并不是描绘的重点，这与当时对“医”的轻视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到了北宋，情况出现了较大的改变，笔者认为，韩城壁画墓中的备药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是宋代墓葬形制演变大趋势的产物；另外一方面，它体现出宋代医学文本化的倾向。“就传统中国医学的传承而言，大抵可分为‘巫医’‘道医’‘儒医’三个阶段。春秋以前，医学大抵是操在‘巫’的手中，此即三阶段中的‘巫医’阶段；战国以迄秦汉，‘医’则开始以‘方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汉末魏晋以来的医学传承，基本上是随着两汉以来神仙方术的逐渐变化为道教，而操于道士与崇奉道教的世家大族之手；从传承者的身份与信仰层面观之，则大体可视为‘道医’为主的医学传承阶段。然自宋代以降，‘儒医’则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宋代儒医阶层的出现是唐后期士大夫阶层“尚医”行为的延续和升华，而且这种行为的体现就是士大夫们之间医学文本的交换，士大夫以交换“信方”的方式公开探讨医理，并进一步塑造起以文本为基础的“更高”等级的医学研讨模式，相关问题请参看范家伟《刘禹锡与〈传信方〉——以唐代南方形象、贬官和验方为中心的考察》、陈昊《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第六章、笔者《唐代的医学教育及医人地位》。阅读并且传承医学文本，原本就是医者的理想，是多种医学知识传授方式中最高端的，唐人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序文中将自己的著述初衷表达如下：“余缅寻圣人设教，欲使家家自学，人人自晓。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诡诈，依傍圣教而多为欺诒，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 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他希望通过《千金方》的撰写改变知识分子们只习阅经学和文学书籍的风气，以求人人通晓医术。中古时期医学知识的流传中，自学、家学、师徒相授都是重要的渠道，“关于春秋以迄于隋唐这段时空长河中的医学知识掌握者，个人基本上是以‘知识人’这个词汇来概括他们。这里说的‘知识人’，在意义上其实是很笼统的，一个人只要在能读会写之外，再具备对传统中国医学知识思辨体系的理解能力，大概便能够纳入此一范畴。”
拥有阅读书籍、解读书籍的本领才是一个医者鹤立鸡群的必要条件，例如许翰《修职郎宋侯墓志铭》：“宋侯讳道方，字义叔，世河东人。父曰可德，有隐操，好五行三式、星历丹经神奇奥衍之学，从方外 士客游梁宋间，遂家襄陵。义叔年十五，念贫无以为养，则辍其所学诗书而学为医，取神农、帝喾以来方术旧闻，昼夜伏而读之，二年，曰：可矣！始出刀圭以治人病，往往愈，益自信。……义叔非有世业资藉，专用古法以治人，邃张仲景、尊孙思邈。初以年少后起，邑中老医俗学者皆意轻之窃笑，已而见其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据依不妄，稍复畏而忌之。久而靡然屈服以定，遂为医宗，名号闻四方，搢绅大夫道过邑者必求见之。”在许翰的表述中，宋义叔卓然于众医者的原因是“议论博综群书，药石条理皆有本原”，从而使那些庸俗医者折服，使“搢绅大夫”无不视其为同类。《宋以前医籍考》 中有包惔为黎民寿《黎居士简易方》所做序文：“今有旴江黎民寿，字景仁，资沉景而思精密，学有师传，意兼自得，悟法之精，蓄方之富，试之辄效，信者弥众，争造其门，或就或请，日夜不得休。……虽然， 君虽以医鸣，而其渊源则有在矣。盖君之考何，精于举业之文，予尝与之同预计偕，乡之彦也。君少习父学，自知贵重，后忽自叹曰：‘民寿既未能得志科第，以光先世，则医亦济人也，与仕而济人者同。’ 于是始进医学，以志在济人，与泛泛谋利而医者已异。且以士为医，故读书尤机警，而知道理深处。”在这段表述中，黎民寿之所以是个与“泛泛谋利而医者”迥异的优秀的医者，原因是志向的高远与“以士为医故读书尤机警”优良条件。陈自明《外科精要》序言中写到：“仆家世大方脉，每见沾此疾者十存一二，盖医者少有精妙能究方论者。闻读其书，有不能探赜素隐，及至临病之际，仓卒之间，无非对病阅方，遍试诸药。况能疗痈疽，持补割，理折伤，攻牙疗痔，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一见文繁，即使厌弃。”与欧洲古代的状况相似，宋代从事所谓“外科”和牙科治疗的一般都被视之为赳赳莽夫，“一见文繁，即使厌弃”，这势必便会招来时人或者是儒者的鄙视，所以能否读书、能否通晓文理是衡量医者水平的重要标准，起码在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典籍中是如此。
“儒医”的关键就在于儒，众所周知，宋代儒医的出现与宋代全民知识水平的提高、科举考试失意儒者的增多密切相关。儒医的特点是在掌握医疗技术的同时行为合乎儒家行事的标准，这样的人便可以被时人称为“儒医”，在人们的眼中，儒医才是高明的医生，而且其身份地位也因为近“儒”有所提高。而且儒医的崛起始终伴随着一句口号，那就是《能改斋漫录》所记载的出自范仲淹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口号巧妙地将“医”与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结合起来，使得儒而从医者可以摆脱心理上的羞耻感，安心于歧黄之术。可以说，儒医是对中古时代“士人”与“医者”“鬻技”与“医学爱好” 诸多分层的一次整合，陈元朋、余新忠、祝平一的研究可看作是儒医研究阶梯化的形态。陈元朋对于儒医的崛起作了分析叙述。余新忠则怀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否出自范仲淹之口，但也肯定了这句口号对宋代儒医的激励作用；同时指出了宋元时期医人社会地位的抬升是一个高峰，到了明清时期则陷入停滞。而祝平一则高度强调了文本对于儒医的重要性。其著《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高度重视“文本” 价值，认为文本是儒医用来标榜自身、利用话语权边缘化其他医者的利器：“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医学知识随文本流传之势，益不可挡，其他各种依赖心传口授的技术却有渐被排挤的现象。”同时又使得其他文人可以凭借对文本的利用渗透其边界，挑战其权威：“‘儒医’如医之资来自研读医学文本，或宣称掌握了医学经典的精髓。他们强调文本知识的重要，并边缘化了其它不依赖文本的医疗传统。而在商业出版较前代普及的情况下，‘儒医’无法垄断文本知识，其他的医者和文人亦能掌握文本知识而自称儒医，甚或有文人自认研读医学典籍的能力高于医者，反以自己的文本知识与医者颉抗。文本知识因此成为双面刃，一方面使儒医能隔离其他医者，却也使文人学士永远得以渗透其边界，挑战其权威，儒医因而无法排除其他医者，垄断医疗市场；社会上亦无任何标准能确认儒医成员的身份。”也就是说，儒医与世俗医之间有一道学术篱笆，就是文本，能通晓文本者就能获得儒医的认同。Jeehee Hong、TJ Hinrichs 也有类似表述，他们认为，韩城壁画墓之所以出现《太平圣惠方》与那时社会上对儒医阶层的认定标准有关：“我们知道，当时的医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师徒相授的知识和经验来写作和传播医书。医学知识是一种资本，而且儒医则倾向于把医书视为具有独占或排他性的传承方式。”
笔者向来认为，古代医术的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绝不可一概而论，目前学界对于所谓“文本”的重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到了史料话语权的影响。历史上的文本的撰写者、受众、传承者当然会强调文字的重要性，也会在时光流逝中逐渐以文字固有的优势凸显在历史记忆中，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表达并不是务虚的，它最终一定会影响到后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历史记忆中像大浪淘沙一般淘去其它的模式，凸显自己，使得后世——尤其是像宋代这样高度崇尚文化的时代——更加认同文本所构建的价值观，使得“文本”成为衡量医者水平、传递知识的象征物，进一步发展则成为整个医学的象征。不仅仅是医学，很多知识领域都存在类似现象。
所以说，《太平圣惠方》出现在这幅壁画中是当时医学的“文本化”的象征，当绘画中需要描述医学的时候，画师不再像前面的唐代画师那样笼统泛泛地以人物为中心、不描绘具体的医学行为；相反，他们的绘画以具体的典籍作为象征，让医学文本成为供养和孝顺的标志，这有意无意的行为是当时社会思想的流露。
四、《太平圣惠方》的被选择
为什么是《太平圣惠方》？画师为什么选择这本书而不是其他？这大约与《太平圣惠方》特殊的地位密切相关。
首先，《太平圣惠方》象征着皇帝对子民的关怀。宋代最重医药，官方推广医学之力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人云：
本朝累圣笃意好生，
务使方论著明，
以惠兆庶。
此非虚言。该书是宋太宗下诏编修，宋太宗在藩邸就很关注医术，搜集了很多药方，太平兴国六年（981）下诏搜集医籍：“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已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这是《太平圣惠方》编纂的预备阶段，淳化三年（992）《太平圣惠方》编成，宋太宗亲自赐名，亲自作序，“仍令镂板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在宋太宗之前，也有由皇帝直接下敕编撰的方书，例如隋炀帝的《四海类聚方》及稍后的简易版本《四海类聚单要方》、唐玄宗的《广济方》、唐德宗《贞元广利方》、唐文宗《大和济要方》等，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这些书在宋代已经基本散佚，社会影响力不大。对于韩城壁画墓所处的北宋末期人来说，当然以本朝的《太平圣惠方》影响力为大。
其次，《太平圣惠方》受到全社会的青睐。《太平圣惠方》涉及医德、诊脉法、处方法、诸病药方，对于药物的炮制、禁忌、三品药、反恶多有论述，对于当时威胁较大的传染病也多有论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也使得该书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可以说，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出现之前，《太平圣惠方》地位崇高，《崇文总目》评价它为“国朝第一方书”，绝非浪语。
此书在流传过程中颇多坎坷，《太平圣惠方》虽然付梓印刷，但是也只限于各州医博士掌管（笔者相信这就是前文所述郑金生先生观点“一般都是州县主持医药的医官掌握”的由来），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技术条件限制导致该书传播并不顺利，庆历六年（1046）蔡襄云：“太宗皇帝平一宇内，极所覆之广，又时其气息，而大苏之，乃设官赏金缯之利，购集古今名方与药石诊视之法，国医诠次，类分百卷，号曰《太平圣惠方》，诏颁州郡，传于吏民，然州郡承之，大率严管钥，谨曝凉而已，吏民莫得与其利焉。”但是官方对推广此书所做的努力也是引人注目的，《外台秘要》之《宋臣进表》：“宋皇祐三年（1051） 五月二十六日，内降劄子，臣寮上言。臣昨南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疠，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此虽天令差舛，致此札瘥，亦缘医工谬妄，就增其疾。臣细曾询问诸州，皆阙医书习读，除《素问》《病源》外，余皆传习伪书舛本，故所学浅俚，注误病者。*圣慈特出秘阁所藏医书，委官选取要用者较定一本，降付杭州，开板模印，庶使圣泽及于幽隐，民生免于夭横。奉圣旨，宜令逐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如有疾疫瘴疠之处，于《圣惠方》内写录合用药方，出榜晓示，及遍下诸县，许人抄劄。”这是用摘要和“榜示”的方式推广之。
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都为《太平圣惠方》的普及做过努力，而且经常用赏赐《太平圣惠方》的方式显示对臣下或者外邦的优渥，相关问题可以参看韩毅《国家、医学与社会——〈太平圣惠方〉在宋代的应用与传播》一文，此不赘言。嘉祐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该局对于医籍推广起到的巨大作用为治医史者所熟知，此不赘言。校正医书局的工作与印刷术紧密结合，这在技术条件方面开始突破瓶颈，每部医籍校勘完毕，都付梓印刷。但此时另一个因素开始起到干扰作用——价格，民众买不起大部头的印刷品，宋代官方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元祐三年（1088）八月国子监曾奉旨雕印小字本医书，送各路向民间出卖，只收取成本价：“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书，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国子监准监关，准尚书礼部符，准绍圣元年（1094）六月二十五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据翰林医学本监三学看治任仲言状，伏睹本监先准朝旨，开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余州各五部，本处出卖。”皇祐年间尚未大规模雕版印发的《太平圣惠方》到了绍兴年间也交由转运司刊印发行，洪迈记载了绍兴十六年（1146）舒州刊刻该书的情况：“淮南转运司刊《太平圣惠方》板，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数十辈置局于学。”费侠莉说：“封建国家的政策，被强有力的新印刷技术带动，逐渐变得与作为主流的医学社会结构结合得更为紧密。综上所述，在‘尚医士人’之中，医学研究和著述成为时尚。”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力量用雕版印刷方式大力推广《太平圣惠方》的时间正是韩城壁画墓落成前后，《太平圣惠方》并非罕见书籍；相反，它的地位由于官方的推广和社会的认可而卓然于医籍之中，我们不知道韩城壁画墓墓主是否可以得到这部书，但是在绘画以及大部分的艺术表现形式中，越是珍贵的越有可能成为描绘的主题，正如秦汉画像砖中经常出现灵芝仙草一样，它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光环”，而不一定意味着墓主得到了该物。《太平圣惠方》出现在此就是烘托主题之用。《太平圣惠方》成为绘画题材，甚至被安放在墓主身旁这样显要的位置上，不见得是在强调墓主是医者，也有可能是在烘托研究者们所强调的“供养”主题，《四库全书总目》卷 104 子部《医家类二》这样评价金人张从正撰写的《儒门事亲》一书：“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者。”儒加医道，才能更好地尽孝道。所以儒医供养画面是墓主的子孙们表达孝道的一种手段。《太平圣惠方》“大黄”“白术” 同时出现在这里也非偶然，“大黄、白术、其他药物”的配伍关系在该书中多次出现（见表 1）。
由上表可见，“大黄与白术”的配伍关系在该书的养老题材药方中多次出现，元丰元年（1078），陈直所撰《寿亲养老新书》直接大力推荐《太平圣惠方》中的食疗法：“洎是注《太平圣惠方》食治诸法类成、养老食治方，各开门目，用治诸疾，具列于左，为人子者，宜留意焉。”该书以“养老”为主题，可看做是当时社会崇尚《太平圣惠方》“供养”意义的一种集中体现，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本书的撰成时间与韩城壁画墓年代基本相当，可以有助于我们看到当时人对《太平圣惠方》养老供养功能的认可。
另外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就是韩城壁画墓体现出宋人对本朝方书的推崇，这也是医学史上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宋代以前特重古方，时人著作往往难得社会认可，非得等到自身变成“古方”后才能得到后世认可。医家之崇古直接秉承了儒家之崇古，《尚书·说命》：“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医家虽出自道家，然思想早已被儒家所渗透，故唐代特重古方，唐代名医甄权云：“且事不师古，远涉必泥。”这一点在唐令中也有反映，复原唐《天圣令·医疾令》第 6 条：“诸医、针生，各从所习，钞古方诵之。”第 3 条：“诸医、针生，各分经受业，医生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张仲景》《小品》《集验》等方。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第 4 条：“诸医、针生，初入学者，先读《本草》《脉诀》《明堂》。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次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其兼习之业，各令通利。”
《千金翼方》卷二六《针灸》引唐初名医李袭誉语：“夫欲行针者，必准轩辕正经（按指《黄帝内经》），用药者须依《神农本草》。”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诸州置医博士敕》：“神农尝草，以疗人疾，岐伯品药，以辅人命。朕铨览古方，永念黎庶。”亦推崇古方书。
除了重古思想之外，笔者曾撰文指出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传播速度、范围有限，使得唐人重古方、轻今方。敦煌文书中的医药文书中能确定祖本年代者多数是先唐作品。以搜集敦煌医药文书较全者的马继兴等主编《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为例，内中搜集八十种医药文献，其中能明确为唐代医学经典名著写本的只有五件《新修本草》（S.4534、P.3714、P.3822、李盛铎藏本、S.9434）和一件孟诜《食疗本草》（S.76），至于孙思邈和王焘的著作则踪迹罕见，而《黄帝针经》《素问》《伤寒杂病论》《王叔和脉经》《本草经集注》等先唐医学名著则都“榜上有名”，其余皆为简单的方书，这个现象说明唐代民间社会对于本朝的方书可能并不很熟悉，后人耳熟能详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在唐代民间的影响力有限。同时也说明唐人对今医并不特别推崇。
这种状况到了宋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代官方高度重视医药典籍的整理和修撰，全社会对于本朝医书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唐代本朝医书中唯一获得民众广泛认可的是《新修本草》，而韩城壁画墓之前出现的官修本草就有公元 973-974 年的《开宝本草》、1060 年的《嘉祐补注本草》、1061 年的《本草图经》。与壁画墓基本同时期的还有唐慎微著《证类本草》，这些本草类书籍的出现迅速取代了《新修本草》，使得“本朝药书”的威望得以进一步抬升，而且《太平圣惠方》和后来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出现使得民间医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形态，宋代以前中古官方医学是比较弱势甚至从属于民间医学的，而宋朝政府透过行政力量和印刷术等技术手段使得官修方书和官修药书一样开始占据医疗制高点，使得官民、士医等各种分层得以糅合，这两部书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元代医学家朱震亨曾这样评价《和剂局方》：“《和剂局方》之为书也，……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韩城壁画墓的年代应该早于《和剂局方》的出现，但是，《太平圣惠方》已经开辟了先河，它使得官修方书第一次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了较高的地位，代替古方成为了首选，为局方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而韩城壁画墓选择《太平圣惠方》并非偶然，它正是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集中体现。
本文从范式与创新入手分析了韩城壁画墓。笔者与前揭部分学者的看法类似，备药图在这里的出现与备食图、备茶图一样，并不见得体现墓主的职业身份，但是却能间接体现出时代变化与人们心境的改变，供养主题决定了绘画选材的旨趣；《太平圣惠方》和药物、药物炮制过程的出现是为了烘托供养主题，而背后则是儒医阶层的崛起、医学文本化的倾向、“今方”超越“古方”的社会新浪潮的推动，画者无意、看者有心，宋代的画师们在无意中展示了与历史以往时期迥异的社会心理。
致 谢：文中图 1、图 5 由孙秉君与梁永宣教授提供，特此鸣谢！
2018 年 12 月 第 13 卷 第 6 期
December., 2018
Vol. 13 No.6
编辑：艾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