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认为只有科举才是正途?

为什么古人认为只有科举才是正途?

首页角色扮演绝世妖途更新时间:2024-08-03

科举的登场实际上是很晚的。

先秦时期,国家选用官员的主要手段是“世卿世禄制”。天子分封的诸侯,要么是贵戚、功臣,要么本身是天子的至亲,一般都是嫡长子。诸侯国有自己的构架,国君之下,又有卿、大夫、士。诸侯对官员的选用,也是任人唯亲。

然而,家族里的人才并不能满足统治者治国的要求。所谓“肉食者鄙”,贵族缺乏民间实践与阅历,一直待在高墙之内,对现实的认知一代不如一代,很多情况下为政水平确实差劲。因此,选拔民间人才的“乡举”,就作为世卿世禄制的一种辅助手段,闪亮登场了。

在民间,人才主要靠长官推荐。可国君也不是傻子,不是下头人说他有才,他就有才,被推举的人也是要经过考核的。当时考核的主要内容,正是孔子所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每一项都有相应的评分标准,外加道德、品性的评述。

选定之后,把这些人才填充到政治系统里面,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让整个系统流畅地运作。这些民间人才,就是真正“干活的”。

如果你特别有才能,乡大夫会将你推荐给诸侯,诸侯又会把你推荐给天子,这就叫“贡”。但天子其实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品行如何,更不相信诸侯的保证——诸侯指不定在耍什么心眼儿呢。因此,天子索性不去看你的保证书,只进行一项标准化考核——射箭。

在天子看来,射箭是有铁一般标准的。中就是中,不中就是不中;准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与此同时,射箭时的各项礼仪、动作,也能充分反映此人的心态。态度是不是用心,脑子是不是好使,行事是不是会说不会做,一目了然。这就跟驾考科目似的,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但实际上,这样的考核与考生治国能力的关系确实不是很大。

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察举制”与“征辟制”。征辟制,是由皇帝直接征用地方上的优秀官员。察举制,则是由地方长官推荐人才,由国家进行考试。

此时的考试,只是作为察举的辅助,基本上推荐上去的人选就没有被退回的。其中道德标兵叫“孝廉”,文艺标兵叫“秀才”。

不必问,孝廉必须孝顺尊长、廉明正直,秀才必须知书达理、博古通今。这看起来是很好的制度,然而事情是人办的。只要是人办的,就有人的因素在里面。由于能充任官员,从中渔利,推举人才就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大事,滋生腐败在所难免,导致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推举出来的秀才,有的连字都不会写;推举出来的孝廉,常常打骂亲爹。说是“寒素清白”之人,当地人都知道是个地痞流氓,平日里凌虐百姓,强奸妇女。说是选拔“高第良将”,推出来的将领连炮仗都不敢点。

但在汉朝,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本来朝廷为优秀的平民子弟打开的上升通道,在帝国中晚期贵族的一再渔利下,几近关闭了。让平民子弟平步青云,与世家大族争夺官位,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由贵族长官所推举出来的“人才”,只能是世家中的各种二代、三代,所谓自己的官场自己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诞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对察举制的一种提升,它要求各州推举大中正一名,为了避免地方操纵,大中正由中央直接控制。

大中正下,又有小中正,在各郡县任职,这一官职依然是地方推举,中央审核。中正官调查、品评民间的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每一项都有相对客观的评分标准,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察举制似的腐败滋生。

但是,九品中正制依然是门阀制度下的产物,是有局限性的。

当时的社会唯血统论,凡选人才,先看你的出身,再看你的才能。出身贵族,就能被打高分;出身不好,能力再高也还会被评为下品。依然是贵族抱团给别人设置门槛,严重地降低了国家本身的战斗力。没遇见什么事还好,一遇事,贵族集团们往往仓皇无措,溃不成军。在纷乱的时代,唯有不拘一格,选用真正人才的集团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终,真正能选拔出民间人才的制度——科举制,登场了。

科举考试为唐代以来的中国筛选出了大量的人才,我们目前所知的历史名人,多半是科举出身。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都是进士。苏洵没考上进士,但至少还是个举人。唐代知名诗人中,杜甫是举人,陈子昂、张九龄、崔颢、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进士。王维、贺知章则是状元。宋代官员中,寇准、包拯、沈括……都是进士。明清更是如此,绝大多数名垂青史者,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

网络上曾有人拿历朝状元不出名的事,论证科举考试无法筛选出真正的人才。但事实上,状元只是科举中一甲三位进士中的头名而已,也是“进士”之一,并不能说明水平吊打其他人,只是他当时写的文章被皇帝喜欢。

历史上的状元统共才几百位,其中的名人非常多,只是多数并没有做到名垂青史,令后人耳熟能详的地步——实际上,人们所熟知历史人物也不多,他们并不可能都是一甲进士,却很有可能是二、三甲进士。

开科录取以来,科举成了几乎所有读书人步入仕途,实现理想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科举考试本身的公平性也受到很大的考验,因为总有人试图冲击这种公平选拔的制度。

除却科场舞弊案,科考的题目也受到指摘。出题内容从大范围变成了相对小的范围,这是因为朝廷想要把考试标准化。考试答案的写作,也由相对自由的方式变成了死板的八股文。

起初,唐代有三科,只有进士科受到重视,其余两科被人们逐渐忽略。而进士科主要考的就是写诗作赋,这种诗赋就和现在高考作文一样。文笔好,当然好,但评价标准与阅卷人个人喜好有很大关系。阅卷人并不能保证客观,选拔的结果就与考试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因此人们就设定了一个标准,考知识,考掌握,考生要专意地往诗赋里加典故,以展现自己的博学。这相当于在高考作文中,考生为了拿高分,拼命地往里加高阶词汇一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写作不顾语法,不说人话。然而这些奇怪的词汇,竟然让考生得了高分。唐代的考场诗赋,就有这个毛病。

宋代科举就开始重视策问。这个策问,有点类似于现代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考生必须依据问题说出自己的见解。

到了明清时期,出题内容限定为“四书五经”。这种考试当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可也是为了保持相对的公平。

我们应当注意到,几乎所有全民性质的重大考试,都会经历起初杂类多途举进,后来收缩考试范围,甚至废掉其他升学途径的过程。为了公平,国家一定会堵上所有明显的漏洞,力求保持考试的公平性。明清时期仅限定“四书五经”,就是收缩范围的举动。

即便如此,宋代朝廷还是很重视策论的。三场考试,第一场经义,相当于名词解释,考查基础知识,要用八股文写。第二场考写作能力。第三场考时务,考生应针对实际问题进行作答。头一场就会刷掉不少人,三场都过关的是极少数。

在去京城会试之前,人们必须通过童子试,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考试,脱颖而出,成为秀才,录取率大约1%。考取秀才,或者捐个名额出来,才有考举人的资格。秀才考举人,要去省会参加乡试,也就是全省范围的“优秀秀才选拔考试”,大略录取全省前50名。成为举人后,才有资格参加会试,考取进士。三年一场的考核,数千名举人,大略只有前100名被录取。

科考困难重重,故而人们将科举视作正途,对于那些不通过考试就做官的人自然是没好气的。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便是科举正途出身,由翰林院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他脾气差,爱骂人,非常瞧不起非科举出身的长官,经常肆意辱骂、歧视他们,被长官教训了以后,依旧桀骜不驯,到老也不服气。

其实不通过科举而做官,相当于有些人不通过考试就成了公务员。你非说他有能力,正儿八经考上的人绝对不会同意。其实人们并不是非要强调“能力”,多数时候,非正途破坏了“公平”的底线,才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

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政治家、军事家,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称之为绝世之才,能力毋庸置疑。然而他从考中举人之后,屡次会试不中,身为大官,却不是进士,遭到了同僚的鄙视和嘲笑。不是进士几乎成了他的心病,最后朝廷赐了他同进士出身,才算了了他的一桩心愿。

进士也有鄙视链,一甲最为光荣,二甲比较自豪,三甲十分羞愧。一甲和二甲都叫赐进士及第,三甲则叫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科举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地位比较尴尬。就跟现在的学生考了个三本似的,虽说也是本科,但在一本学生面前确实有点抬不起头。

曾国藩就羞于提及自己的科举成绩,相传他有个幕友——有人说是左宗棠,实际上不是——非常怕如夫人(小老婆),但又很爱她,经常亲自给她端水为她洗脚。

曾国藩笑话他,出了个上联:“代如夫人洗脚。”

孰料幕友反应迅速,立即对出了下联:“赐同进士出身。”

你看,又提他的三本学历!这让曾国藩非常生气。

进士不等同于本科,其实连秀才也不等同于本科。科举选拔出来的“士”,是有政治权力和相应待遇的,本质上能让家庭实现阶级跨越。所选出来的人才,也确实都是人才,但却不一定是治国之才,因为考试形式与内容的收缩,虽然保障了公平,却使读书人一味追求“考试技巧”,着眼于文笔文字,摇头晃脑,耽于记诵,对于实用技术、治国之术一窍不通。

(摘自《古人的想法真奇怪》 豆子/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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