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明代思想史上最大公案

作为国内朱子学、阳明学研究的大家，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束景南几十年如一日，在浩瀚史料的字字爬梳考证中，专心致志地破解一桩桩文化公案。

继20多年前出版《朱子大传》之后，束景南近日推出了逾百万字的《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文化探索者与历史大案的“侦破者”，此次破解了哪些错案、疑案、迷案、悬案，又是如何将王阳明还“圣”为“人”、将阳明心学还“玄学”为“实学”的？

一切凭材料说话 一切据事实立论读书周刊：在众多古代思想家中，王阳明是不是遭人误解最多的哲学家？

束景南：500年来，在哲学舞台上，王阳明时而被“捧上九天”，时而又“跌落圣坛”。特别是近代以来，阳明研究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或左或右、“或生或死”的时代变迁，留下了很多难解的误说、疑团和空白，成为明代思想史上的最大公案。

造成这一思想史研究上的大起大落景象，主要原因还是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出了毛病，习惯于“好的就全好，坏的就全坏”，形成了一种偏执、偏激的思维方法。我们应该好好反思这种思维惯性与惰性。

事实上，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是随心所欲的解读与诠释，而是一个不断向历史真实贴近的认识过程，谁也没有权利说自己达到了对历史的终结诠释或永恒定见。在研究王阳明的时候，我就常常警醒自己：一切凭材料说话，一切据事实立论。要求真、求实、求是，通过破解种种错案、疑案、迷案、悬案，来重新认识王阳明其人其事其思想。

读书周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王阳明产生兴趣的？

束景南：这就要讲到上世纪60年代，我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了。1963年的春天，一次我去逛夫子庙，意外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阳明全书》。虽然不怎么看得懂，却经常去翻看、思考。这本书一直伴随我度过了后来的10年乡村教师生涯。

1978年，我走出中学教书匠的小天地，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古代文学。我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先生最器重的弟子。陈寅恪先生的文集是由他整理编订的，而且蒋天枢先生还为陈寅恪先生写了一本编年事辑。我后来写年谱，就是从他这里得到的启发。

一次，蒋天枢先生特意拿出《柳如是别传》的手稿给我看。我看后顿觉眼界大开。现在有很多人热衷于写帝王将相、皇后贵妃的“大人物”，搬弄戏说宫廷斗法、后妃争宠，认为关注小人物没有价值、没有趣味。这是错误的。须知历史是由一个个小人物创造的，写历史不能无视小人物。

陈寅恪先生给柳如是写一部80万字的传记，实际上就是通过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命运，来反映一个天崩地裂的大时代。这是一部何其伟大、震撼人心的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不就是这样写的吗？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要给王阳明立传。

读书周刊：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您率先写出的是《朱子大传》。

束景南：宋明理学文化是一气贯通的。研究王阳明，给王阳明写一本思想大传，必须先研究朱熹、研究程朱理学。这是一个大前提、大基础。所以，我研究生毕业后，就着手开始对朱子学的研究。写出《朱子大传》《朱熹年谱》等著作后，便水到渠成地转入对王阳明的研究。

坦率地讲，我研究王阳明，一个重要的参照是把他的思想同朱熹的思想进行比较，而不是把王阳明与朱熹对立起来。儒家心性论思想本就是一个解决“人心”与“人性”问题的道德哲学体系。如果说朱熹“性即理”的性学主要是解决人性问题，那么阳明“心即理”的心学就主要解决人心问题。他们两人举起“复性”与“复心”的两面人本旗帜，在儒学思想体系内部构成互补共进的关系。

剖析复杂灵魂和心态 避免主观推演与诠释读书周刊：这两年出了不少有关阳明思想的书，您的这部大传有什么不一样？

束景南：我在《阳明大传》中，把“引论”称为“21世纪新阳明学宣言”，意思是说鉴于21世纪以来王阳明的逸诗、逸文与相关资料有大量新发现，对阳明生平行事与经历有大量新考定，对阳明心学思想有了更深层的新认识，需要提升对阳明学的研究，对王阳明及其心学作全新的探讨，建构21世纪的新阳明学。

我始终认为，思想传记的著作应该是一把灵魂的解剖刀，就是要剖析复杂的灵魂、复杂的个性、复杂的心态、复杂的思想，远离主观推演与诠释，避免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抽象成为空洞的象征符号。既有“古典”的研究方法往往把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理“过滤”为一般的哲学原理、人生信条与政治原则，这是由具体上升为逻辑的抽象。我的研究则致力于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条和政治追求“还原”为现实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这是由抽象上升为历史的具体。

读书周刊：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您特意作了哪些准备？

束景南：确实，这需要具备宏大开阔的文化视野与坚实的历史叙事能力。

为了弥补不足、拓展思路，我一方面重读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另一方面选读了西方大家写的各类思想传记，如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罗素传》、库恩的《康德传》、艾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查德森的《毕加索传》等。我甚至还重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学习他们塑造灵魂与形象的历史叙事能力。

这些细致入微解剖灵魂的传记体著作，帮助我跳出空泛叙事、真伪莫辨的传统纪传体写作模式，尽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王阳明。

读书周刊：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想来花了很多笨功夫吧？

束景南：我给王阳明写思想传记，一开始需直面三个挑战：一是有关王阳明的资料很少，二是在总量很少的资料中还有很多错误，三是不少有关王阳明的传统说法存在很多错谬。要避免重复前人的说法、谬误，一定要大量挖掘新资料，要不惮繁难、全面查找，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这一查找、开拓资料的过程整整花了10年时间，先是写出《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和《王阳明年谱长编》，然后才动笔写《阳明大传》。

写《阳明大传》，最难写的是他的早年时光与经历。王阳明30岁之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一手资料。怎么办？唯有从开拓原始资料入手，从查明代的资料起步，一直查到清代，查到近代，查到当代。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浙大图书馆古籍室里手抄誊写各种文献资料，晚上回到家再进行梳理、考证，去取在我，化为我用。

除了明人的别集、总集外，地方志和佛经道藏里也有不少关于王阳明的资料。同时，通过研究书画作品上的题诗、批注、跋文等，也可以找到不少王阳明的逸诗、逸文或相关证据。穷年累月地查抄、考证资料，是做学问的笨功夫，是我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来的。

读书周刊：懂得做笨功夫就够了吗？

束景南：笨功夫还需要成为硬招式，一个前提就是最好能做到文史哲融会贯通，具备坚实的理论思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驾驭海量材料，才能游心其中、超越其外，进而侦破疑案、破解误说。

比如，我把弘治十八年定为王阳明崇信陈白沙之学、走上心学之路的思想转型之年，把正德十四年定为他的“良知之悟”之年，还揭明王阳明在“大礼议”中的真实立场和看法，揭开他在天泉证道会上发“王门八句教”的真相，等等。这些都是在辨析新资料、考证大量史实基础上探索得到的新认识，纠正了历来的误说、错案。

从九华山茅山到泰山 冲破佛道与官学迷雾读书周刊：在致良知的道路上，王阳明具体面临了哪些挑战？

束景南：人心的向善，人心的复明，人心的救赎，人心的复归，是一个千百年来困扰人类进化发展的话题，也激发王阳明一生都在求索沉沦异化之心的光明复归之路。

在早年的“前心学”思想时期，王阳明的探索有进退反复、困惑迷茫，有迷途歧路、彷徨顾反。但从游九华山的“禅路”、游茅山的“仙路”到游泰山的“儒路”，他最终冲破了佛道与程朱官学的迷雾，回归孔孟儒学，踏上了心学之路。孔庙竖立的《泰山高》诗碑，成为阳明回归孔孟儒学的觉醒之碑。接着，在心学之路的探索上，他日进日新，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自我心悟的足迹，最终登上良知心学的巅峰。

阳明心学思想发展上的这些心悟，历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但有好事者有意无意地把阳明心悟神秘化，越说越玄。其实，所谓心悟并不玄虚神秘。它不过是人在经过长期思考后，刹那间生发领悟到的一种新认识、新感知，是新认识对旧认识、新感知对旧感知的超越，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常常发生的认知飞跃现象。我们千万不要被外在的神秘形式遮蔽了具体的理性内蕴。

读书周刊：颇具传奇色彩的“龙场之悟”，究竟悟到了什么？

束景南：在阳明一生中，其实不是只有一个“龙场之悟”。他在心学认识的进程中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心悟，它们都是了解其心学思想演进的关节点。其中，最关键的有四次，即弘治十八年的“心学之悟”、正德四年的“龙场之悟”、正德十四年的“良知之悟”、嘉靖六年的“天泉之悟”，这在我的书中都有专章论述。

说到“龙场之悟”，至今还有人认为“龙场之悟”就是“良知之悟”。实际上，根据阳明的自述，“龙场之悟”是“悟朱学之非，觉陆学之是”。在此悟的基础上，王阳明以一种更恢宏的文化视野来比较朱陆之学的异同，写出了三部“是陆非朱”的心学著作：

一个是重新审视朱熹的五经注疏之说，发觉朱熹烦琐训诂注解之误，写出了《五经臆说》。

二是重新审视朱熹《大学》定本及《大学章句》，自定《大学》古本，确立“格物即正心”的宗旨，写出了《大学古本傍释》。

三是重新审视朱熹的全部著作，发觉朱熹的早年之说与晚年之说全然不同，认为晚年朱熹的思想转向了陆学（心学），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朱子晚年定论》。

严格来说，“龙场之悟”是一个本体工夫论心学体系之悟。这种本体工夫论心学，就是在本体论上讲“心理合一”、在工夫论上讲“知行合一”，而没有大悟良知与致良知。但可以说，它直接开启了通往良知与致良知心学的通道。

超越忧君忧国忧民 升至忧人忧心忧道读书周刊：近年来的阳明热中，还有哪些需要批驳的不良倾向？

束景南：当前，阳明学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热点，王阳明也得到了较为公允的评价，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但在这一股热潮中，有些研究者喜欢讲大话、讲空话，出现了神化王阳明、庸俗化阳明学等苗头。

神化王阳明，就是把他说成什么“第一完人”“神奇圣人”，把阳明学说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学问”，好像掌握了它，就能够使“心力”无限强大，办成所有的事。其实，阳明心学是一种解决人自身问题的人本学，是传统儒家固有的充满实践理性张力的心性道德论思想体系。它旨在解决人心的善恶、道德修养问题，而绝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事功学、成功学，更不是神通广大的神学、宗教学。

庸俗化阳明学，表现为不去理解、认识阳明心学的人文精神，而把它当成一个神秘符号或者说偶像来祭拜、供奉，甚至要人跪在阳明像和《传习录》前面忏悔、自诉罪愆，甚至搞祭祀大典，叫大家一味拜圣、读典、背经。这些庸俗化阳明学的做法，事实上已经把阳明心学降低为一种迷信了。

还有一种把阳明心学破碎化、随意诠释的不良倾向，不是整体上把握阳明心学体系，而是随意从《王阳明全集》里找出一两句话、一两个故事来肆意发挥，讲一些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大话。

举个例子，阳明心学讲的“心”是指什么？好像很多人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首要问题。中国传统思想说的“心”本就是一个模糊的哲学概念，不同的思想流派、思想家都有不同的解说。其实，王阳明对自己的这个“心”有明确的解说。他认为，“心”就是“真我”“真吾”。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现在有些学者没有搞清楚王阳明是怎么解释“心”的，就把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王阳明。这样的主观诠释，是学术研究的大忌。

春节前夕，我看到一篇文章，认为王阳明说的“心”就是弦。什么是弦？作者解释，弦是宇宙物质的最小的单位，将物质无限分割到最后，就是弦。弦的震动，就产生了粒子，产生了物质和能量。推而广之，心的震动就产生了一切。这样的文章，我实在是看不懂。所谓弦理论，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实证，也没有被科学界所认可，还只是一种假说。用这种假说的自然理论来解释阳明心学，不是一种标题党行为吗？

读书周刊：把阳明心学贴上唯心论标签，是否也是标题党？

束景南：应该看到，王阳明的心学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讲精神与物质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的哲学体系。所以，我在《阳明大传》中明确提出，王阳明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观念论（唯心论）的视域，转向了更本真的存在论的终极人文思考。

进一步来看，王阳明的心学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贯穿“知行合一”的实践方法论与工夫论。一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言行一致，说了要做，知了要行，认识了要实践，知行要统一；另一方面，强调行完善知，实践提升认知，实践出真知，真行出真知，也就是他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以及“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把阳明心学界定为致良知、复心体的心本哲学体系。它超越了传统儒家士大夫忧君、忧国、忧民的境界，而上升到忧人、忧心、忧道的终极人文关怀。（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