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宋江在还道村九天玄女庙受了九天玄女的训示，领受了“ 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于是乎“ 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玄女娘娘要宋江办事，但不会让宋江白干，许下了“重登紫府”的承诺。为帮助宋江圆满完成任务，九天玄女还将三卷天书传授给了宋江。传授天书的过程，以及天书本身便隐藏了诸多天机，绿野老道试为列位看官揭一揭个中隐秘。
九天玄女在对宋江传达旨意之前，先命宋江喝了三杯仙酒，吃了三颗仙枣，所赐天书也是三卷，且“可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这一系列的“三”，到底是什么含义？在此，试予探析。
本头条号在《隐水浒：误走妖魔的洪太尉是谁，楔子告诉你真相》中讲到，施耐庵把大宋宣和年间的梁山起义原因，归咎于宋仁宗嘉佑三年发轫的熙宁变法。《水浒传》是这样描述的：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
三颗仙枣，三杯仙酒，天书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串起来读，就是嘉佑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只不过，把长五寸的位置移动了而已。这种寓意，就是照应楔子，明确的告诉读者，宋*是朝廷乱政所孕育的妖魔。嘉佑三年开始酿造的祸端，在宣和年间爆发了！
《水浒传》中有三个神仙级别的人物，张天师、智真长老、罗真人，这三个人都与梁山泊的命运有关。张天师是看管妖魔并暗中指引洪太尉放出妖魔的道家高人，智真长老代表佛家，与赵宋官家演绎了徽宗时期的崇道抑佛的秘史。罗真人则是梁山泊替天行道的总监督，其弟子公孙胜被直接派到梁山行使这一职责。这是“三”的另一种含义。
“三”是《水浒传》的最高隐秘。这一点，前文已有所述，宋徽宗作为皇位第三顺位继承人，被施耐庵在书中写成“三郎”，这部书的最高隐秘，就是“黑三”。在宋徽宗之前，还有一位崇道抑佛的皇帝，就是北宋的第三任君主宋真宗赵恒。施耐庵要“黑”的人大概就是这两位，而《水浒传》写的是宣和年间的事情，矛头直指宋徽宗赵佶。施耐庵是反皇帝的，而宋江却投降了皇帝，因而，宋江在施耐庵的笔下越来越走向反派一面。
宋江何以被称为“星主”《水浒传》写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施耐庵把他们分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天罡即北斗七星的斗柄，道教称中的北斗七星星丛中共有三十六颗天罡星，代表三十六员神将。地煞是古代 中国星相家所称主凶*之星，泛指凶神恶鬼，比喻恶势力。民间道士做法，经常请天罡星下凡，与地煞联合降妖除魔。
天罡地煞是天地正邪之气所孕育，用以为正则成正道，用以为邪，则扰乱人间。九天玄女对宋江威逼利诱，是教他走正道呢？还是走邪道呢？施耐庵意思很明白，梁山上的“妖魔”大多是*人放火、打家劫舍、鸡鸣狗盗之辈，还道村指示宋江还道，是希望梁山泊改邪归正，得成道家正果。于是，就有了九天玄女前来点化宋江的这段离奇故事。
二青衣女童以及九天玄女都称宋江为“星主”，这就预示了今后的梁山之主不是晁盖而是宋江。宋江在妖魔排行榜中的正式绰号是“呼保义”，也就是呼群保义的意思。由此，可以推断，宋江上梁山，也是一出早就策划妥帖的大戏。
宋江进了九天玄女大殿，便赏赐了仙酒，对宋江的魔心进行洗礼。然后，赏赐了仙枣，敦促其早日去掉魔心，去邪还道。仙酒、仙枣犹如王母娘娘的蟠桃御酒，宋江此时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龙虎山上逃出来的妖魔，而是得道仙体，担负着召集、教化另外一百零七个妖魔去邪归正的大任了。
“星主”就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领首之星，这就意味着晁盖必将退位，梁山寨主迟早要由宋江取而代之。因而，这一回书就为晁盖之死埋下伏笔，宋江不过是坐等时机而已。
施耐庵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宋徽宗偏离正道，把大宋带到了亡国的边缘。九天玄女封奉玉帝旨意，寻找替天行道之人，让梁山上的天罡地煞“去邪归正”。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宋徽宗失道亡国，宋江也做了大宋邪道上的陪葬。反倒是智真长老忍辱负重、孜孜以求，不仅鲁智深坐化，行者武松也放下屠刀皈依佛门，被宋徽宗压制的佛家反倒得了正果。
施耐庵以三个超越凡人的神仙级人物，预示了北宋的失道亡国以及梁山泊的命运，道家以失败而告终，佛家得了正果但舍了真身。而施耐庵这种宗教理念，后来还引发了一场隔世文坛笔墨官司。先是《西游记》的出笼，为佛家证明，再是《封神演义》的问世，又为道家扳回一城。这是另外的话题，留待别处再讲。
南宋王朝险些提前建立读到这里，看官们心中或许会有一个疑问，贵为天子，竟然要躲在庙里秘授天书，招募江湖势力为己所用？《三国演义》中，有董承密室受汉献帝衣带诏，宋徽宗庙里授天书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献帝授衣带诏是因为曹操拥兵自重，剥夺帝权。徽宗授天书，几乎也是历史的重演。
其实，也并非历史的重演，而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有非常深的渊源。据说，这两部书的作者原是师徒关系，施耐庵与罗贯中等弟子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话本小说创作，因而，这两部书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设计上很有些相似之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熙宁变法以来，朝廷党争日趋激烈，且由当初的权利之争，逐渐升级为军权的争夺。权臣私募军队，掌控国家武装力量直接对帝权构成严重威胁。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宋徽宗在太常少卿李纲以号召民众抗金的名义，被“建议”传位给儿子赵桓。虽然这次历史上著名的传位，被诸多史家评价为宋徽宗在国难当头之时“甩锅”。但是，宋徽宗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帝位，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在第一线抵御金兵充当炮灰，自己则试图南下复辟，座半壁江山，做清闲皇帝。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徽宗在童贯几万“胜捷军”的拥护下，逃离开封，准备前往镇江复辟。遗憾的是，高俅半途撤兵，返回汴京。高俅是否向钦宗告密不得而知，历史的真实是宋钦宗用汉高祖捉拿韩信之计，斩*了童贯及蔡氏一党。
倘若不是高俅回师汴京，中国历史上的南宋王朝恐怕会提前建立，开国皇帝将不是赵构而是赵佶。假如南宋提前建立，有一支武装力量稳固江南，金兵恐怕会有所忌惮，靖康之难或许会推迟或者避免。
历史不能假设。因为党争上升为帝争，宋钦宗岂可容忍一天二日？斩*童贯，其几万胜捷军必定瓦解，北宋原本军力薄弱，因为军队的私家化，国防实力根本不足与金朝抗衡。就在宋徽宗被迎回汴京的第二年，靖康之难爆发。
赵氏王朝的这种悲剧，在南宋继续演绎，赵构绝不迎回二圣，导致抗金大计迅速崩盘。继而，在宋金的消耗之中，成吉思汗迅猛壮大，大宋王朝最终葬身海底。
这段历史，在《水浒传》中也是一条隐伏的线索，江州蔡九知府先期占据镇江，就是蔡京第八子蔡翛出任镇江知府并散布流言，宣称宋徽宗将在此地复辟的真实写照。九天玄女传授天书这一回，也是这一段历史的隐写，宋徽宗为复辟帝位，无奈选择了童贯的私家部队“胜捷军”。《水浒传》中则写的是宋徽宗私下里招募武装力量，找到了江湖大佬宋江。宋江最终的结局，也是这一段历史真实的文学表述，这一点，将在下文“宋江结局之谜”一节中予以探讨。
那么，宋徽宗为何最终要依赖私人武装来保全帝位呢？这还要从北宋时期的军事制度来讲一讲。
北宋徽宗时期的军事制度
北宋时期设军事机构枢密院，掌管兵符、虎符，有调兵权，分设三衙掌管诸军。北宋的诸军大概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等，其中，以禁军和厢军为主要军事力量，负责镇守边疆、抵御外敌、保卫京师、维护治安、政府劳役等事务。兵役制以募兵为主保障兵源，精壮者为禁军，老弱者为厢军。禁军为正规军，厢军则主要以劳役为主，发生战争时，参与地方防务，厢军还有地方武装警察相类似的职责。边境州府的厢军还要协同禁军戍边作战，替代屯驻禁军镇守城防，部分精兵也可补充进入禁军。乡兵大概类似于现代的民兵，主要职责与厢军相当，但服役并不常规，有战斗就打仗，平日以农业生产、服务劳役和保乡安民为主。乡兵也可被征召，充实到厢军和禁军之中，成为正规部队。而蕃兵一般是在边境，雇佣蕃人参与边境守卫。到《水浒》这个时期，一些蕃兵进入到中原地区，充当外藩庄园的武装力量，曾头市就属于这种类型。
《水浒传》上讲，当时北宋禁军有八十万。但是，到了徽宗时期，为节省军费开支，丰盈国库而进行大规模的裁军，这个时期，仅有禁军四十余万。这四十万禁军并不全部驻扎在京城，而是按照防御需要，驻扎在各地，京城大概就是个十万人左右。高俅所管的，大概也就十万部队，主要负责京师的防务、仪仗和大内的警卫。其他驻扎在地的禁军，高俅是没有统领权的，即便是在京师的十万人马，高俅也没有调度权，调度权是在枢密院，归蔡京童贯他们调度和指挥。
从南宋开禧初起，改革军制，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由宰相担任成为定制，这是后话。徽宗时期，宰相战时兼任枢密使，和平时期则不再兼任枢密使的枢密院长官，蔡京虽为宰相，国家也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但因其第蔡卞知枢密院而遭到曾布（前任枢密使）弹劾而没有出任枢密使。为控制军权，蔡京才极力举荐童贯知枢密使并获成功，达到了实际上也掌握了军权的目的。枢密院设三司衙门以分流制约宰相军权，而在三司之上，又设侍卫亲军司，高俅即其下辖三司之一的殿前司太尉。北宋时期的太尉与前些朝代职责不太一样，是重定武官制度后的最高武官官阶。
高俅官至太尉，官阶虽高，但他并没有调度禁军的权利，军队的调度权都在枢密院蔡京童贯哪里管着。也没有带兵打仗的权力，其主要职责是保卫京师、充任仪仗和殿前安全值班（殿前就有兵力2000余人），差不多就是*。战时打仗均是由枢密院调遣屯驻禁军和厢军，权力不归高俅所掌管的殿前司。有评论家认为，禁军在靖康之乱中，京师禁军不堪一击，原因是高俅把军队都搞成了文工团。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仪仗值守才是殿前禁军的主要职责，有几千人的仪仗值守原也无可厚非。
靖康之乱前，童贯率三万“胜捷军”裹挟徽宗难逃，试图另立朝廷，与时任皇帝的宋钦宗分庭。当时，童贯就调遣高俅三千禁军“留泗上，控扼淮津”。高俅明知此举实属谋反，但枢密使有调兵权，高俅不得不从。最后，无奈以生病为由，帅军返京。高俅担任太尉一职掌管禁军以来，仅这一次统兵，而且是枢密院童贯下达的指令，可见高俅在军队中的职权并不很大，无法调兵统兵。自然，其属下重要部位的职务任免，也不一定由他说了算，需要报备枢密院才能调度人事。
嘉佑三年变法以后，朝廷为削减财政支出，扩大厢军收缩禁军（厢军军饷仅禁军一半），募兵权逐级下放，直至保甲，把养军的责任大部分推给了地方。因而也刺激了乡兵的壮大，私家武装开始迅猛发展。同时，厢军以及屯驻禁军的管辖权基本上在地方知州手中，地方隐藏的军事势力陡然超越朝廷。作为朝廷行政最高长官的蔡京结连枢密院，原本可以掌控全国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变法以后，对地方军事力量的节制大为削弱。这样一来，蔡京童贯一党为争取更大的军事权力，开始网络在野军事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蔡京是宰相，政府系列都在他的手中，能管住知州知县，与童贯搭手，控制军队易如反掌。原本只有调兵权没有统兵权的童贯，很顺利地从大内*出，四处统兵作战，最终酿下错误的国防政策，惨遭金国暗算而招致靖康之乱的塌天大祸。
史家分析，岳飞被*，除了迎回二圣威胁到宋高宗的帝位这一主因外，还与其拥有强大的以亲友故旧为依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岳家军”，直接威胁到朝廷，宋高宗害怕童贯“胜捷军”历史的重演不无关系。
虽然不能说高俅就看到了其中的祸端，从而加入到地方军事势力的争夺之中。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高俅原本就是新党成员，王安石新法虽早已被废除，但却被旧党继续恶化利用，朝廷集权被分散逐至瓦解，对这种朝廷党争的现实，高俅不仅能够看到，还身临其境，亲自参与。高俅曾极力反对联金攻辽的错误国防策略，在徽宗南渡时称病撤军，等等，都是朝廷政治、军事斗争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在施耐庵的笔下被写成江湖故事，而所有参与者都是导致大宋灭亡的妖魔。蔡京、高俅、童贯，以及一百零八个从地窖里逃脱的好汉，都是。
军队的地方化、私有化严重威胁到皇权，于是，宋徽宗化身九天玄女，秘密招募民间势力“替天行道”，以解除权臣架空皇帝的政治危机。
北宋军队《水浒传》中的表现这种军事制度的遗患且未因为北宋的亡国而终结，在南宋也愈演愈烈。南宋早期的抗金战争，主力军都冠以私家名号，诸如“岳家军”、“吴家军”、“韩家军”等等，这与裹挟徽宗难逃的童贯“胜捷军”一样，正规部队由厢军而逐渐演化为私家武装。《水浒传》所描写的东溪村、祝家庄、曾头市，以及梁山泊等等，都是朝廷军事权力争夺的春秋笔法。
《水浒传》中，梁山泊曾两次对地方土著武装进行过征讨。在与这两次战争中，朝廷都出兵救援。一次是对祝家庄的战争，登州兵马提辖孙立便以官府的名义支援祝家庄，并籍此与宋江里应外合，打下了这个土围子。
另一次是梁山泊二次攻打曾头市，当时，曾头市扬言要给凌州报仇，更激怒了宋江，下决心要灭掉这股地方武装势力。梁山泊调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气腾腾的开进，曾头市见势不妙，暗中联络青州、凌州前来救援。这两个州府接到曾头市求救信号，立即派出人马前往支援。
施耐庵这种写法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北宋晚期的军事制度，祝家庄武装就是“乡兵”，而由金国人经营的曾头市，实际上就是“番兵”。这两种武装形式，也是北宋军队的构成部分。这些私家武装与官府关系密切，是合法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地方官府需要私家武装的支持，以应对朝廷的募兵和军事摊派。而私家武装则依赖官府合法存在，壮大自己的势力。如此养痈必然遗患无穷，宣和年间“盗贼蜂拥”于此有直接的关系。
而官军也是兵匪一体，随时都可以反叛朝廷或者官府。清风寨副知寨花荣不仅自己与清风山燕顺等人勾结，而且还策反秦明、黄信师徒，一起投奔了梁山。攻打梁山的官兵，最终无一不投降梁山，诸如呼延灼、关胜、韩韬、彭玘、宣赞、郝思文等朝廷将官，都很轻易的“归顺”了山寨。施耐庵说，这是因为大家为宋江的义气所感动，也同是早就注定的梁山聚义好汉。但是，透过施公的文笔，朝廷军官的入伙，也是宣和年间军事体制造成的。
梁山武装也是属于地方土著武装的性质，很多朝廷大员为争夺地方武装势力，力主实行招安政策。所以，这些军官便有了“暂居水泊”，专等朝廷招安的意识，这才是呼延灼等人轻易投降宋江的根本原因。李若水在《捕盗偶成》中如此抨击朝廷的招安政策：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九天玄女点化了宋江，那么，宋江是否按照九天玄女的法旨“还道”了呢？三卷天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宋江的命运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九天玄女都一一提前进行了剧透。预知端的，敬请继续关注：
九天玄女预示坐井观天，宋江结局终极大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