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说《左传》终于周贞定王二年，之后的历史就缺乏具体的记载，直到周显王三十五年，诸侯相继称王后，记叙才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这其中的一百三十三年发生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重大变故，此外还有一个深刻的变化，为史家所忽略，那就是周朝的风俗已经被彻底败坏了。
春秋人还讲究尊礼重信，征伐有名，崇尚文明礼仪；战国人则纯以权谋诈力，盟约无效，朝秦暮楚，背信弃义。吴起是个*妻求将的罪人，但他会用兵，便得以官居高位；苏秦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他能游说诸侯，配六国相印，故而举世闻名。
当孟子会见梁惠王时，王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说明富国强兵尚权谋的观念已经深入诸侯之心，士大夫要想求得高官爵禄，就得用权谋之术来游说君王。在礼崩乐坏、秩序毁灭的时代，“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谁还会去顾及什么道德秩序呢？所以《史记》说：“天下方务於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这时候追求短期利益，变法图强乃是当务之急。所以商鞅先后用帝道和王道来游说秦孝公，皆不为所动，直到第三次用霸道进言，孝公才欣然采纳。帝道、王道追求的是长远，霸道追求的是快速见效，因此商鞅感叹说：“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商君或许已经明白，用霸道可以兼并天下，却难以保有社稷，这是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秦朝以暴制暴，以野蛮制服野蛮，以虎狼吞食狐狸，并从最坏的风俗里打造出了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
孝公与商鞅为秦国定下的制度为“霸道”
可是崇尚霸道，讲究权谋，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为被残害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不讲究秩序、规范和仁义，只崇拜强权，讲究胜者为王，最后会落到“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的局面，大家都不得善终。
秦国把这种权谋诈力推向了顶端，并期望用强权来压服一切，结果适得其反。因此，胡亥*了扶苏，李斯*了蒙恬，赵高*了李斯和胡亥，而后赵高又被子婴*害，子婴的时候秦国就被天下人覆灭了。
秦国为什么亡于匹夫之手？秦孝公与商鞅以“强国”为最高目标，一切都要围绕它去运作。权力集中于君主，把民编制为什五，实行连坐；明确尊卑等级，有功于国者才能享受尊荣，没有功劳的，虽贵为宗室也不得为属籍。对内立法度，务耕积，修守战之备，对外以连横都斗诸侯，最终从魏国手里夺回西河之地。
孝公死后，惠武二王沿袭不改，用是否有利于“强国”来衡量每个公民的价值。故人人勇于公战，遂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收要害之郡，诸侯震恐，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国力日强，遂能扫灭六国，威振四海。是时，国力极盛，就如已经拉紧的弓，应当改弦更张。天下已定，当与民休息，但他却依然用旧制度和强权来压榨人民。
故知，法家的君主专制是在肉弱强食的时代，以暴制暴，以野蛮克服野蛮的手段，却不是维持文明社会运转的办法。为了消灭敌国，百姓牺牲自我来为国家服务。等到敌国灭尽之后，百姓就会发觉，这种国家机器不仅压迫敌国，而且还在压迫着自己。诸侯之间的战争，最终演变成了秦国和天下人民的战争。
形势早就已经变化了，政策却依然是原来那套，匹夫匹夫怎么能不群起而攻之？所以贾谊在《过秦论》里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劝汉文帝恢复秩序、重建风俗
秦国只知取天下却不知守天下刘邦跟秦皇一样，不讲仁义，专门以诈力取天下，可为什么刘邦能够守住天下而不失呢？
刘邦曾骂儒生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惭愧失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就为他写作了《新语》一书，告诉他取天下与守天下的方法不同，不能不做出变通。以权谋诈力得之，不能再以权谋诈力守之，而是要靠文明和规范。
贾谊继承了陆贾的思想，他说：“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并且曾劝汉文帝“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形成了“王霸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以霸道取之，以王道守之。
秦国兼并天下后，如果能够休养生息，爱惜民力，何愁不能守社稷？但是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先诈力而后仁义”。他不知道权谋欺诈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怎么能够继续用来对付人民呢？所以贾谊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与守之者无异也。”天下一统后，既然秦国仍把人民当作六国的仇敌来对待，日防夜防，处处压榨，人民怎么能不奋起反抗？
因此，陈胜一揭竿，六国的人民就云起响应；而秦国的百姓为国家付出太多，却看不到希望，章邯率领三军之士东征，却拖延在外，以谋其上，是秦国人自己也离心离德了。
“天下苦秦久矣”
秦人为国家付出太多却没有回报孝公与商鞅用名爵来诱惑人民为国效力，同时又用刑罚来威吓百姓。商鞅治国不像百里奚那样追求“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而是反其道而行，商君“相秦不以百姓为事”，只是为了实现孝公的强国称霸美梦，自己顺便也能得享尊荣，割一块商、於之地。
所以商鞅教导孝公搞专制，说什么：“治国之道，首在弱民。”只有人民弱小了，孝公的政权才能强大；为了防止“家有余食，则逸于岁”的现象，强迫人民去垦草开荒，却又重税纳粮，使其生活水平在温饱线上徘徊；不去教化百姓，而是要他们听从法令；此外，又说“重赏轻刑，民不爱上；重刑轻赏，则民爱上”，大胆的把百姓的尊严踩在脚底下蹂躏。
后来李斯劝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更不用说“以今非今”了。卢生侍奉始皇多日，他与候生私下议论说始皇功高自大，骄纵傲慢，权力欲极旺盛，“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说始皇“贪于权势”。而且专用狱吏，不用博士。“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说明上至公卿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在秦并天下后都没有得到更多的权利，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把天下大权全部垄断在自己的手中。
人民也没有等来安居乐业的生活，反而要被阿房宫、长城、秦皇陵等徭役所苦。秦人这才明白，所谓的为国效力原来只是为了满足独夫的权力欲。
秦帝国奉行的是中央高度垄断的所有制，朝廷垄断盐铁行业，用黔首自实田制来兼并土地，只顾及中央统治阶层的私有利益，剥夺人民的权利。在这种贵族垄断私有制的基础上，就需要用暴力的国家机器来进行防卫。在上层建筑上架起了郡县制和各种严刑苛法，用以镇压失去权利的人民。
此外，秦国没把农民分散地束缚在土地上，反而兴建各种土木工程，使得陈胜、吴广等人无法继续“佣耕”，他们被驱离田地，集中起来调拨到各处，使全国的劳动力人口得到集中，为造反提供了条件。这些都是急需改革的问题，始皇都没有触及到。
《君主论》说：“加害于人一定要一次性完成，给人恩惠应该一点一点来，这样人们更感受到恩惠的好处。”秦始皇不知道施恩惠，而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等到他死后，二世新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此时，二世只要一点一点的给予百姓恩惠，也不至于那么快就灭亡。
贾谊认为如果二世君臣能够进行改革，在上层，封赏功臣使其不离心；在下层，大赦天下，遣散罪犯还乡，开国库、散财币以救振贫民，“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这样人人就不再陷入那无穷无尽的为国付出的深渊里，能够感受到生民之乐，享有自由。
可秦二世偏偏变本加厉，上诛大臣及诸公子，下搜刮郡县菽粟刍稿，令“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二世不对百姓施舍仁义和恩惠，而是继续赋敛无度，造成天下多事的局面。天下多事，则奸伪并起，人心浮躁而思乱。又有严刑苛法在后，蒙罪者众，因此陈胜才发出说：“今亡亦死，举大事亦死”的感叹。
因此，秦二世始终不知道“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的道理。非得弄得人人自危，最终自己也不免于被*戮。
灭秦
风俗败坏对秦国灭亡的影响秦国把战国时代的以暴制暴推向顶端，可是在暴力的对象消灭之后，暴力依然在持续。被战国诈力破坏的秩序在秦国的大一统下得到了恢复，可是风俗却没有修复过来。国家崇尚的不是文明礼仪，而依然是强权暴力。
刘良曾告诫商鞅说：“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秦国风俗本就野蛮，贾谊说秦人家庭富裕，子女就分家，家庭贫困，他们就出赘。借父亲的锄头还有德色，母亲来取扫把反而要被唾骂。“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讥”，个个都是势利眼。商鞅变法后，更是“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谁强则依附谁，他们只畏惧强者，而抽刀向更弱者。
这导致强权压迫了一切，所以很少听到反对的声音，而君主也容不下这些声音。当始皇与二世错失守天下之法后，居然没有几个不怕*头的忠臣义士敢直言进谏，满朝皆是默认指鹿为马的无能之辈。
所以卢生批评说：“上乐以刑*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傲，下慑伏谩欺以取容。”贾谊也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
所以，二世受蒙蔽而不知，还真以为“关东盗毋能为也”，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