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岳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他的悲剧至今仍然深深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灵。
岳飞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卓越功勋，却被秦桧、赵构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致死。当时，秦桧奸党凶焰炽烈，多方肆虐，以致没有人敢在岳飞惨遭横祸之后，立即把他的生平事迹和言论丰采全面系统地记载下来，写成行状或墓志铭之类。从绍兴八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38—1145年），南宋朝廷的史馆一直为秦桧及其子弟党羽所把持，他们不但尽可能地隐匿岳飞的功状，还为岳飞虚构了一些罪言罪行，遂使宫方的记载失实甚多；与岳飞具有亲故关系的文人学士们，应该曾有不少涉及岳飞行实及其战功的记述，然而在政治风波之中，有许多材料被焚毁泯灭，其间幸而能保全流传于后世者，有的固极确凿珍贵，有的也只是得诸传闻，捕风捉影，不足置信。孝宗为岳飞昭雪之后，仍然没有出现一篇稍具首尾的岳飞传记。直到12世纪末，此时岳飞的诸子全已亡殁，生于1183年的岳珂虽还年在弱冠，却遵其父岳霖的遗嘱，于1199一1203这五年之内，奋力写成了《鄂王行实编年》一书。岳珂之生上距岳飞之死已及四十余年，而当其执笔写此传记之时，上距岳飞之死则已将近六十年，岳飞生时的部属或友辈多已不在世间，调查访问几无可能。岳飞渡江南下前的一段历史，无可寻踪；至于岳飞南渡以后，特别是跻身大将以后的一些功状言行，岳珂或因心存避忌而任意隐没，或要锦上添花而以无为有，错讹疏漏颇为不少。
从13世纪前叶直到20世纪的40年代之初，先后刊布的有关岳飞传记的作品，为数渐多。但就这些著作的内容看来，或则虚夸，或则诬枉，或则不尽，或则不实；而且陈陈相因，互相蹈袭。以史识论，全无“独断之学”；从史实看，全少“考索之功”。为补正上述有关岳飞史传中的严重缺失，邓广铭先生立志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
王曾瑜先生曾经在《缅怀邓广铭师》一文中说：“如果说，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讨论，是破除了对三皇五帝等的迷信，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上古史的科学研究；那么邓广铭先生敢于对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提出质疑，破除对这份传记的迷信，而且广泛网罗宋人载籍，对岳飞史籍重新进行考订，剔除后人加于岳飞的神的虚饰，而还其本人的面目，也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岳飞的科学研究。”
《岳飞传》一书的前身，是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岳飞》。邓广铭先生说，为撰写这一部书，“对于岳飞的事迹，颇费过一些蒐考辩证的工夫”。在1992年撰成的《自传》中，邓广铭先生回忆道：“1944年春，我应重庆一家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一本《岳飞》，冬季完稿交卷，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却又正是《岳飞》一书宣告印成发行之时。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
在《岳飞》一书正文的开篇部分，邓先生抒发着自己按捺不住的情感：
“在一切变动最剧烈、斗争最剧烈的时代，一切最伟大的悲剧或者喜剧的场面，不是由那时代的文人学士们用文字写成的诗篇，而是那时代的民族精神、社会意志，以及英雄豪杰们的壮烈行动的种种实际的表现。在那时候，枪声掩盖了一切的歌声；刀光和剑影，更进而是炮火的闪耀，又使得用纸和墨渲染成的一切都失去了光荣。
到处只听到炮火的吼声和刀剑的斫*之声。
到处只见到用鲜血染成的猩红之色。
这样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活泼、悲壮或者凄惨的程度，总不是俯伏在几案间的文人所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的。……
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十二世纪当中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事件。由那个时代流传给我们的一些重要遗产，不是诗史或史诗，而是一些伟大实行者的榜样。”
相信每位读者从中都不难体味出，这一版的《岳飞》，饱含着抗日战争期间学人志士强烈的悲壮感与爱国情怀。
1954年，邓广铭先生把十年前所写的《岳飞》进行了一次改写，并改书名为《岳飞传》。在《后记》中，邓先生重申了他的撰著目标：“我写这本《岳飞传》的目的，是想藉助于旧日史册的记载，把一个曾在民族战场上建立过辉煌功勋且有崇高品格的历史人物，再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生命的形象，使他能够活泼亲切地显现在每一个读者的眼前。”
这一版《岳飞传》章节十分紧凑，把《岳飞》的二十三个标题整合为四章：“战士在成长和锻炼中”、“驰驱奔命于各种战场上的岳飞和岳家军”、“民族战场上的忠勇斗士”、“对于岳飞的评价”。对于史籍中的记载，邓广铭先生做了不少订正；对于有关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问题，也进行了新的阐释。
“文革”结束之后，邓广铭先生又再次改写《岳飞传》，这一工作亘时五年之久，修改篇幅约占全书的90% 以上。我们目前看到的《岳飞传》，基本上就是本次修订的结果。邓广铭先生在该版《自序》中说：“不论述写任何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是属于史学领域的工作，全应恪守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准则，决不容许肆意编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