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影的“蒙古袭来”竟然带来了瘟疫？
应永二十八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第二年，日本的首都京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居住在京都郊外伏见的贞成亲王（1372—1456）在他的日记《看闻日记》当中记载了瘟疫之下的惨状。当时是室町幕府四代将军足利义持执政时期。从这年春季以来，疫病肆虐，京都之内很快“万人死去”，贵族社会当中也死者众多，朝廷与室町幕府束手无策。这年七月，从祭祀日本“皇祖神”的伊势神宫来了一位神官，将伊势神宫的“神讬”转告贞成亲王。所谓神讬，就是指某位神官突然被神灵“附体”，然后代神说话传旨的举动。我国民间信仰当中也常常能见到这种现象。当时的人们对“神讬”深信不疑。奇特的是，这神讬竟然说，京都流行的瘟疫是怨灵作祟所致，“万人可死亡”。而更加令人惊骇的是，神讬说这怨灵是两年前“蒙古袭来”之时被“神明治罚”*死的“异贼”所化。
蒙古袭来？要知道此时离元顺帝逃出大都退回漠北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此时尽管明成祖还在不断地对蒙古各部用兵，三十年后还将发生著名的“土木之变”，但此时蒙古要想再“袭来”日本一次，是怎么也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次“蒙古袭来”与蒙古各部毫无关系，而是1419年朝鲜王朝为了对付日本对马岛的倭寇集团而发动的“己亥东征”。但这一战却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看闻日记》说此战日本的对手是蒙古与高丽联军，因为日本“神明威力”，敌船“风雨震动”，“两万五千艘”的敌船多漂没入海，于是日本又一次取得了对“蒙古袭来”的胜利，而且依旧是“神风”的功劳。
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此后两年日本接连发生饥荒和瘟疫。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伊势神宫的神讬将瘟疫归罪于两年前战争中死去的“异贼”（朝鲜军）的怨灵作祟。濑田胜哉指出，这是伊势神宫利用瘟疫给自己做的宣传，后来伊势信仰果然又在京都疫病发生时不断出场。生活在现代医学条件下的我们当然不会认为瘟疫与怨灵有关，但在这次看似荒唐的“神讬”背后，其实存在着当时日本社会非常根深蒂固的逻辑。
朝鲜三道水军操练战阵图
阻断瘟疫的“四角四境祭”
著名学者大山乔平在《中世的身份制与国家》一文中提出了“清净的都市构造”这一概念，后来得到村井章介的继承。这一观点认为中世的京都贵族将京都及日本列岛空间想象成以天皇所居住的内里（宫禁）为中心，从皇都到畿内地区，再到外国逐渐由清净变为污秽的同心圆构造。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了后来的研究者的批判，但仍不失一定的有效性。终生生活在京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对同心圆外层的空间充满恐惧，于是将外层空间（尤其是日本列岛以外的外国）想象成鬼怪遍地的蛮荒之地，认为来自异域的鬼怪将给日本及京都带来威胁。这种威胁的体现形式之一，就是传染病。当时人们还认为，居住在日本列岛这个“神国”的神灵们守护着岛国的“清净”不被外界的污秽、鬼怪和疫病所打破。可以说1421年的伊势“神讬”，背后正是这样的逻辑。
事实上，日本历史上的传染病的确常常爆发于九州，即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交流的窗口区域。譬如奈良时代天平七年（735）给日本贵族社会带来致命打击的天花，就是由朝鲜半岛经九州大宰府传入。长保二年（1000）肆虐的疫病，同样是由九州输入。江户时代以后霍乱由西洋人经长崎带到日本（参考拙文《黑船与传染病：德川幕府末期的霍乱大流行》）。由海外输入的传染病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多次沉重的打击。尽管不是每次传染病爆发都属于“输入型”，但京都的贵族们倾向于将疫病与异域联系起来。譬如藤原定家（1162—1241）《明月记》记载，天福元年（1233）爆发“咳病”，民间将其称作“夷病”，并说前一年有“夷狄”入京，当时民众纷纷前来凑热闹，这就是疫病爆发的“不吉之征”。洞院公贤（1291—1360）则在《园太历》当中说，康永四年（1345）又爆发“咳病”，连光严上皇也被传染，究其原因，是“唐船归朝之时有此事”。此“唐船”，应当就是赫赫有名的天龙寺造营料唐船，是室町幕府为了筹措天龙寺营建工程所需的资金，派到元朝港口宁波的贸易船。洞院公贤很显然认为京都爆发的咳病是由这艘中日贸易船带来的灾祸。
藤原定家
既然很多的传染病是外部世界的鬼怪带来的，那么对于贵族社会而言，有效的防治方式就是通过在以天皇居所为中心的同心圆各层实施祭祀祈祷，将鬼神抵挡在内里、京都，乃至日本之外。最典型的就是“四角四境（界）祭”。譬如根据《朝野群载》，承历四年（1080）六月天皇患病时，朝廷采取的疫病对策是在天皇居住的宫禁四个角、京都的四角以及京都所在的山城国六界派遣阴阳师与武官实施“祭治”，意图将作祟的“土公”和“气鬼”驱逐出去。再者，在前文提到的应永二十八年（1421）大规模瘟疫发生之际，朝廷也举行了四角四境祭，但毫无效果，“病事不休”。事实上这一年的瘟疫起因是前一年京都爆发的饥荒。这次重创京都的大饥荒是一次“都市流入型饥荒”，是在气候异常、各地饥荒发生之后大量灾民涌入京都之后才爆发的。饥民大量死亡最终导致了瘟疫。整个过程在清水克行《大饥馑袭击室町社会！》一书中有详尽地介绍。因此，这次瘟疫倒的确是由“外部”带给京都的。在医疗水平极端落后的中世社会，“四角四境祭”所体现的其实是当时人对传染病传播方式和阻断手段的朴素认识。
被挡在京都之外的外国使节
由于贵族们认为外国人是可能给京都带来灾异和疫病的危险存在，长期以来，贵族们对于外国人入京都是十分忌讳的，天皇与外国人的见面更不被允许。这可以说是早期的“歧视外国人”现象。譬如嘉应元年（1170）后白河法皇（1127—1292）曾破天荒地在福原与南宋来的商人会面。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公卿九条兼实大骂为“天魔所为”。但此后随着中日贸易的发展，来到日本的商人和僧侣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得入京的禁忌也逐渐被打破。十四世纪因推翻镰仓幕府而闻名的后醍醐天皇（1288—1339）也曾在宫禁之中接见元朝东渡而来的禅僧明极楚俊。此事当时同样也遭至了众多非议。但此后贵族社会的认知也逐渐发生变化。明朝以后，明朝派遣的使节一开始是在京都空间以外居住并被室町政权的执政者接见，后来明朝使节团的下榻之处转移到京都内部（洛中），譬如将军足利义教执政时期明朝使团先在洛中的六条法华堂一带留宿，而后在将军的居所室町殿与将军会面，再入住大宫猪熊道场。但朝鲜使节的待遇就没这么好了，室町时代的朝鲜使节通常被安排在京都郊外（洛外）下榻。可见，室町幕府对待明朝和朝鲜使节的态度有天壤之别，朝鲜使节仍被有意识地“隔离在京都之外”（但接见仪式在洛中的室町殿举行）。
中世京都街景（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复原）
参考文献：
片冈耕平：《日本中世の疾病観と神国意識》，《日本中世の穢と秩序意識》，东京：吉川弘文馆，2014年。
大山乔平：《中世の身分制と国家》，《日本中世農村史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
村井章介：《中世日本列島の地域空間と国家》，《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东京：校仓书房，1988年。
濑田胜哉：《伊勢の神をめぐる病と信仰》，《増補洛中洛外の群像》，东京：平凡社，2009年。
清水克行：《大飢饉、室町社会を襲う！》，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年。
伊藤幸司：《中世後期外交使節の旅と寺》，中尾尧编：《中世の寺院体制と社会》，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