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贾平凹
来源 | 图书《自在独行》
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贱。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坏分子一样遭到歧视。
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
我说,我是患肝病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么?”
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道:“哎吆,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出XX处办一件事的!”
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爪,恨不能剁断了去。
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么?蠢东西!
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还要拉我去做陪,说是“寒舍生辉”,这丈夫就又邀了我去,夫人当然热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
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里。吃罢了,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妇人说:“哪里,哪里。”
我才出门。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接着是撵猫的声,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为了那猫的安全,猫挨了一脚。
这样的刺激使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车。
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可见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
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
妻子说:“你总是宣讲你的病,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么?”
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贱。
比如我长得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爱处,相声艺术里不就是大量运用这种办法吗?
见人我说我有肝病,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我被他们防备着接触亦不感到难下台,皆大欢喜,自贱难道不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妙方吗?
再者,别人问起:
你这些年是怎么混的,怎么没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么没有当个XX长,怎么没能出国一趟,怎么阳台上没植花鸟笼里没养鸟,怎么只生个女孩,怎么不会跳舞,没有情人,没一封读者来信是姑娘写的?
“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话就回答了。
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
惟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
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
我只坐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
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
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
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
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
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食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药草,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
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
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
小鸟却飞去了,落下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抢个不亦乐乎。
这行为忽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院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
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
这话使我潸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
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
这一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旧洁亮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栅栏角上的那一个蜘蛛网,它好大,状若一个筐篮,为我平生之少见。
我们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无缺,像一个通了电的铁网,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
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产生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
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但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
黄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于世界也是流行色,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在过道上,院子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微笑也随之绽开,似乎我们有缘分,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
医生和护士是从不唤我们名姓的,直呼床号。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我先是“ 235”,后一个病号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
“235!235!”这是在买饭了,饭勺不挨着我的碗,热汤几次就淋在我的手上;“235!235!”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她们查看了温度便去我们看见的地方洗手。
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叫号,但后来想通了,“贾平凹”不也是一个代号吗?虽然235不是爹妈为我起的名字,可现在满社会不是都在叫“张经理”“李主任”吗?
在医院的西楼角,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棵古槐的,古槐的树叉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个的。
这不是迷信,一定是猫头鹰闻着了欲亡人的气息在鸣叫。
大家都走出来,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出太平间。他永远太平无烦恼苦痛了。
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
这时候,有许多苍蝇在嗡嗡叫,哪一个是他的灵魂所变呢?我们无声地祈祷他灵魂安妥,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
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它,更没有人动手打它,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那是惊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们在心中默默地向它祈祷,企望它能饶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爷的原因。
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去供奉,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猫头鹰就是一个神的。
在这个监狱似的大地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他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这是因为他以前曾经“犯”过人,以犯人入狱,又以犯人减刑出狱。
我们患了病,并不是企图犯人,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也是为了不犯了别人,所以我们互相关心,体贴。
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
每有一个入院,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
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有待我们统统治愈出院后,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
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他比那些互为利用的情网、乌七八糟的网纯洁高尚得多。
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吝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
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正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利和背弃。
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嫖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人像瘾君子那样嗜药成性。
医护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没有虚伪。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畏惧而崇拜,没有丝毫的敷衍。
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
据说,在我们国家,患乙肝的是十个人中有一个或两个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
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总是想: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
世上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检查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来这里呆呆,人际的感情恐怕比铁栅栏之外要好的多呢。
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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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患病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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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平凹,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商州》《浮躁》《废都》《白夜》《秦腔》《古炉》等,本文选自《自在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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