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水城遗址位处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兰库布镇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荒漠之中，在西夏和元代时最为鼎盛，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20世纪初以来，这里出土了为数相当丰富的西夏文献，为西夏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本文利用黑水城文献，分析了黑水城在沟通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认为黑水城在文化交流方面是一个集散地，首先，它把周边的先进文化集中到这里，充分吸收其营养；然后，利用丝绸之路要道的便利，再把集中到这里的文化散发到其它地区。黑水城在经济交流方面又是一个“中转站”，周边地区的商旅携带着贸易货物，或在这里交易，然后返回；亦或是在这里停宿，然后继续他们的行程。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黑水城的中转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从黑水城出土文献也可以看出，西夏与印度间存在着频繁的文化联系。
从黑水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西夏对丝绸之路是非常重视的，其重视程度甚至比同时代的北宋、辽、金都要高，故主观上不可能像前人所言的那样有意去破坏丝绸之路的贸易。但是，因为西夏与北宋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出于自身统治需要，掠夺北宋的盟友，从而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当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随着北宋的灭亡，宋室的南迁，南宋退出了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西夏开始积极开展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西夏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黑水城遗址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兰库布镇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荒漠之中，在西夏和元代时最为鼎盛，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20世纪初，俄国军人科兹洛夫( P. K. Kozlov，1899～1901年)和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并运送出境。这一发现被公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
黑水城文献的出土与刊布，给西夏学研究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近一个世纪来，国内外都有众多学人积极投身于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之中，利用这些文献来研究西夏的社会历史与宗教文化，相继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更是给方兴未艾的西夏学研究提供了许多难得一见的新资料。本文拟以这些新出版的资料为依据，对西夏与丝绸之路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多元文化在黑水城的交汇
黑水城文献包括多种语文，除了为数最为丰富的西夏文与汉文文献外，尚有一定数量的藏文、回鹘文、突厥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文献，说明黑水城地区在古代曾经与外界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这一事实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地在沟通周边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黑水城一带的民族构成以党项人居多，其次是汉人，出土文献和古代史书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庸赘言。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成分，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略作考证。
《西夏文天盛廿二年（1170年）卖地文契》是一名黑水城妇女将自己拥有的22亩土地出卖的契约。其中，第10至12行记载了所卖土地的四至：
北耶和回鹘茂与接，东南耶和写与接，西梁嵬名山与接。[1]
这里的耶和显然为氏族名，该族内有一人名曰回鹘茂。“回鹘”二字，可见于西夏文字典《音同》与《文海》，亦见于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不知名西夏文佛教论典残片。[2] 说明黑水城附近当有回鹘居民存在。退一步说，这里的耶和氏即便不是回鹘的姓氏，也必与“回鹘”沾亲带故，间接地表明黑水城附近必有回鹘族。[3] 黑水城文献中有回鹘语文献的存在，也可为此说提供佐证。
除了回鹘之外，在西夏国中当有为数众多的藏族人存在，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是用藏文书写的，其数量仅次于西夏文和汉文，位居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西夏文佛经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夏字的旁边都用藏文注上了读音。用藏文标注西夏文佛经，主要是为了方便藏族僧众翻阅佛经，这使我们确信黑水城确有藏族人的存在。
那么，这些回鹘人与藏族人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从河西地区迁徙过来的。
回鹘是古代西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民族之一，对西夏文化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4] 元昊在世时，曾于都城东15里处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高台寺，广泛延纳回鹘僧人讲经说法，并在这里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5] 元昊殁后，西夏佛教继续发展，夏毅宗谅祚的生母没藏氏曾“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6] 承天寺的规模似乎比高台寺还要大一些，先后动用“兵民数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1038年至1090年间，回鹘高僧白法信、白智光等，主持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计译经典3579卷，共820部，前后历53年乃成。[7] 吸引回鹘人来到黑水城的原因主要应是这里浓厚的佛教信仰。除此之外，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黑水城地区繁荣的丝路贸易。回鹘人经商是出了名的，他们“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8] 说明回鹘商人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方贸易的中介，双方商人进行贸易，识别珍宝的成色或真伪，多离不开回鹘行家，买卖双方对货物品种、数量及价格的商洽与撮合，也离不开回鹘牙侩。以此之故，黑水城地区有回鹘人居住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水城佛塔遗迹
黑水城地区佛教兴盛，境内塔寺林立。在黑水城城墙上的西北角，有佛塔五座，城外西北隅有佛塔群，南城外有佛塔一座，城中心有佛塔三座，城内其他地方尚有佛塔数座，“总计城内外有佛塔遗址二十余座”。[9] 另有佛寺数座。黑水城居民笃信佛教，非他处可比，因为这座不大的城，有如此众多的塔、庙，是其他城市所罕见的。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其中的西夏文佛经有译自汉文的，也有译自藏文的。在黑水城还出土有41件西夏时代藏式风格的唐卡作品，有既有佛像、菩萨像、本尊像，也有护法神和空行母像和其它造像。[10] 另外，在西夏时期刻印的西夏文、汉文佛经的卷首都有插图，这些插图中有三分之一强为波罗卫藏风格的版画。[11] 这些因素足以表明黑水城地区的佛教深深地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黑水城出土编号为TK83的汉文文献《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189年）之发愿文称：
谨于乾佑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暨饭僧、放生、济贫、设（释）囚诸般法事，凡七昼夜。[12]
这里的西番藏经指藏文佛经，番藏经指西夏文佛经，可见，西夏在法会上诵经时同时使用藏文、西夏文、汉文佛经，而且藏文经典被排在首位。[13]
辽、金的佛教也对西夏佛教有一定的影响。辽与西夏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自李继迁以来，西夏国王三娶辽朝公主，由辽任命为西夏王。在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西夏便成为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媒介，货物由西域入河西走廊，途次西夏而继续东进，进入宋朝与辽朝。继辽之后的金朝，亦与西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往来不断。[14] 这种关系客观上促进了西夏与辽、金之间宗教文化关系的发展。
著名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提到“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15]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西夏仁宗皇帝仁孝，[16] “南经”当指北宋《开宝藏》，“北经”当指辽刻《契丹藏》。亦有人认为这里的“北经”指的是金刻《赵城藏》。非也，因为西夏以西朝自居，称宋为南朝，辽为北朝，[17] 如是，则“北经”自然指1062年刻印的《契丹藏》。[18]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中收有两件佛教文献，编号分别为TK79. 2和TK80. 2，原定名为《龙论》，[19] 其实当为辽法悟所著《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2中的内容。[20]《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收编号为F64：W1的文书，原定名为“某辞书残页”。[21] 但据聂鸿音先生考证，这件残页出自辽代僧人希麟编集的《续一切经音义》卷6，是对《无量寿如来念诵修观行仪轨》的音义注释。[22] 说明黑水城地区与辽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黑水城文献里还保存着金朝出版的书籍，如金刻本《南华真经》、《心经注》、《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六壬课秘诀》、《三十五佛明经》等，[23] 而且在黑水城遗址中还发现有《刘知远诸宫调》、《新雕文酒清话》，说明金诸宫调及其它文学作品也都传到了黑水城一带。天盛六年（金贞元二年，1154年），西夏遣使入金谢恩，向金帝“且请市儒、释书”。[24] 金于1125年灭辽后，势力大张，切断了西夏与宋朝之间的联系，夏金成了关系最为密切的近邻。在无法与宋直接联系的情况下，西夏转而向金朝请购儒家与佛教经典，既体现出金朝汉化程度之高，也说明西夏与金朝之间存在着佛教文化联系。
上文简要叙述了黑水城地区的民族构成以及周边地区对这里佛教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夏时代，黑水城作为一个丝路驿站，曾吸引着不同民族成员向这里汇聚，同时也吸引着吐蕃、宋、辽等地的佛教界积极向这里靠拢，使黑水城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纽带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西夏经济文化的发展。
黑水城是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日本学者前田正明指出西夏把丝绸之路要道无不置于监军司的控制之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经营丝绸之路。[25] 此说虽为推断，但不无道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有关记载，为此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他国使来者，监军司、驿馆小监当指挥，人马口粮当于近便官谷物、钱物中分拨予之，好好侍奉。[26]
这一记载证明监军司有接待和护送来往使者和商旅的职责。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西夏时期黑水城东西（即居延路）通商的明确记载，但上述材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举凡监军司所在地，往往兼有丝路驿站的性质。我们无法从黑水城文献里获取太多的经济交流信息，但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黑水城在沟通与周边民族经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27] 此不复赘。
黑水城还充当着沟通北宋与印度交通中继站的角色。
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各色官私社会文书数量不多，仅有60余件，这里应特别引起注意的是编号为B63的《端拱二年（989年）智坚等往西天取菩萨戒记》。此文书为宋代写本，是黑水城出土所有官私文书中时代最早的一件。纸质粗厚，高26.7厘米，宽10厘米，书文字5行，每行24字。文云：
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989年9月20日），其汉大师智坚往西天去马都料赛亭壮宿一夜，其廿二日发去。其大师智坚俗姓董，其汉宋国人是也，年可廿四岁。其缘从大师二人。其法达大师，俗姓张，其朔方人是也，年可三十七岁。其法诠大师，俗姓阳，年可廿八岁，朔方人是也。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僧智坚记。[28]
文*载的是北宋僧人智坚赴印度取经的故实。端拱二年八月十八日（989年9月20日），智坚途径朔方，在马都料塞亭休息四天后又继续出发西行。来自朔方的二位法师发达、法诠遂与之同行。这一文书内容尽管简单，但它的发现又一次反映了当时的中西佛教关系的情况。
中国与印度古来交往频繁，但唐末以来，由于中原板荡，西域道梗，传统的丝绸之路通道断绝，灵州道遂应运而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初，1002年，李继迁攻取丝绸之路重镇灵州后，繁盛一时的灵州道便萧条下去。文书所反映的是989年的事，正好处于灵州道正常运行时期，按理说，智坚一行所走路线非灵州道莫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黑水城在文化交流方面是一个集散地，首先，它把周边的先进文化集中到这里，充分吸收其营养；然后，利用丝绸之路要道的便利，再把集中到这里的文化散发到其它地区。黑水城在经济交流方面又是一个“中转站”，周边地区的商旅携带着贸易货物，或在这里交易，然后返回；亦或是在这里停宿，然后继续他们的行程。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黑水城的中转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二、西夏与印度的佛教关系
西夏统治者素信佛教，宋天圣八年（1030年），“德明遣使如宋，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29]《大藏经》的传入，进一步推动了西夏佛教的发展。德明之后，元昊更是极力推崇佛教。史称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30] 说明元昊通晓佛学，对西夏文与汉文佛经，都能够诵读。对作为佛教发祥地的印度，西夏统治者更是心向往之。故曾派人不远万里去印度求取佛法。明宣宗撰《敕赐宝觉寺碑记》记录了一位西夏国师燕丹曾西行印度的事迹。[31] 西夏著名的佛学大德拶弥译师（rTsa-miLo-tsa-ba）相加思葛剌思巴（Sangs-rgyas-pa）也曾赴天竺学法，成就巨大，甚至成为印度佛教圣地佛陀伽耶（Bodhgayā）和著名佛教学府那烂陀（Nālandā）寺的宗教领袖。《西藏文大藏经》中收录的有关时轮与求修大黑天天神的仪轨有许多即出自此人之手。[32]
印度也有高僧来西夏传法。西夏国“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撰写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曾明确记载说，在当时西夏境内，有“西天达士，进舍利一百五十暠，并中指骨一节，献佛手一枝，及顶骨一方。”[33] 表明在西夏早期，西夏佛教徒即已与印度佛教有所接触，而且有佛教高僧到达西夏，带来了不少佛教文物、用品，甚至还有佛骨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文《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菠萝蜜多心经》发愿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时皇建元年（1210年）十一月初五日，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利沙门李智宝谨施，西天智圆刁（作者注：刁应为雕），索智深书。[34]
法名智圆的印度僧人出现在西夏末年，其身份是一刻工。按常理讲，刻印汉文佛经，汉族工匠是有优势的。那么，西夏人缘何请一印度僧人来刻印汉文佛经呢？因文献无载，我们不得而知。此刻本经文是写刻俱佳的楷书，而发愿文则是雕刻难度很大的行书。可见智圆的雕刻技术是相当娴熟的。[35]
黑水城出土的唐卡虽然不多，但几乎每一幅作品都显示了特殊的风格，遵循着多元的风格渊源，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编号为X-2359的唐卡就是如此（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图录将此幅作品断代在12世纪）。作品的画面构图和色彩风格与黑水城的其它作品，即使是完全西藏风格的作品也有所不同。其浓艳而对比强烈的色彩关系和人物的造型很容易使人将它和12世纪印度波罗时期的经卷插图联系在一起。此外，唐卡中类似释迦牟尼造像的释迦牟尼像没有黑水城佛陀的明显特点，更像是波罗经卷插图中的佛陀。学者研究认为：“西夏地方有借道中亚来到黑水城的印度（而不是来自尼泊尔纽瓦尔地方的）艺术家，此幅残品即为这些艺术家所绘。”[36] 如是，西夏不但有来自印度的刻工，也极有可能存在来自印度的画师。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释迦牟尼佛说法图》（X-2359）
西夏时期，有不少印度高僧前来讲经说法，并从事佛经翻译、担任佛教官职，对西夏佛教产生了影响。在北京房山云居寺发现的藏、汉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中，有汉文题记称：
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口褱乃将沙门拶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口褱卧勒沙门波罗显胜。[37]
拶也阿难捺，即梵文Jayānanda之音译，意为“胜喜”。“天竺大钵弥怛”证明他是来自印度的高僧。从上引《入中论颂注疏》藏译本扉页的题辞看，拶也阿难捺应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克什米尔。钵弥怛即“班的达”（Pandita）,又称“班智达”，意为“博通五明的学者”。其中的“显密国师”则表明他是位显密兼通且身居要职——国师的高僧。
西夏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校勘。由元昊于戊寅年（即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发起的《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结集，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结束，历时53年，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主持翻译工作的是来自高昌回鹘国龟兹地区的国师白法信及其后继者智光等人。[38] 由于这次翻译活动时间仓促，故存在着不少问题，此后西夏僧侣对《大藏经》的贡献，就主要体现在整理、校勘、抄写、刻印等方面，新译出的佛教经典数量有限，[39]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译佛经中，与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有关者当不在少数。除前述《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外，武威天梯山石窟于1952年发现的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亦复如是。其题记称：
沙门长耶阿衲拏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受利益沙门周慧海奉敕译。[40]
其中的“长耶阿纳拏”，显然就是拶也阿难捺的异写。[41] 这一记载表明，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是由拶也阿难捺和周慧海合作翻译的。此外，“拶也阿难捺”还与“诠教法师鲜卑宝源”合作翻译了《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在绿城发现的佛经中有《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的西夏文译本，都有题跋，均注明由“拶也阿难捺传”。[42]
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后来成为藏文译本的底本。在俄藏黑水城藏文文献XT-67号第51页左半出现有dzha ya anan ta-等文字，[43]很可能就是拶也阿难捺的藏文译名。
至于波罗显胜其人，观其名号，亦应为印度人。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西夏国的帝师一般都是由吐蕃高僧担任的，故学界多认定帝师波罗显胜应是西藏人，却又无法解释一位藏族高僧何以会在语音学上确切地对应为波罗显胜。笔者认为，其中的“波罗”二字，很有可能指印度北部的波罗(Pāla)王朝（8世纪至12世纪末期）。波罗王朝于8世纪成立时，印度佛教已渐趋衰亡，惟波罗王朝以其统治者虔信佛教，大力提倡，才使佛教在其境内继续保持繁荣，直到1199年比哈尔(Bihar)被穆斯林占领，王朝崩溃。此后，佛教势力在印度便一蹶不振了。前文已述，黑水城出土的一些西夏绘画中，其敷色与人物造型颇似波罗时期的经卷插图。这一因素与波罗显胜在西夏的活动有无一定关系，应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囿于史料记载的匮乏，我们无法对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但有种种迹象表明，二者间的交往远不止于上述史实。譬如，有一些佛经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而来，这些梵文佛经也可能是从印度而来。在甘肃瓜州县东千佛洞发现的西夏时期的某些属于“天竺遗法”的图像，很可能是由求法僧人直接携带回来的。[44]
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丝路贸易
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律令》）是一件特别值得重视的文献，现有刻本和数种写本出土，均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作为西夏国家法典，《律令》制定并颁布于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全书20卷，分150门，1461条，总计20万言，内容包括刑事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对西夏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律令》卷7《敕禁门》载：
向他国使人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人、商人，已卖敕禁物，已过敌界，则按去敌界卖敕禁物法判断。以起行，他人捕举告者当减一等，未起行则当减二等，举告赏亦按已起行、未起行得举告赏法获得。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此外其余国使人、商人来者，买物已转交，则与已过敌界同样判断。若按买卖法价格已言定，物现未转交者，当比未起行罪减一等。
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许超额运走。若违律无有谕文，随意买卖，超额运走时，按卖敕禁物法判断。[45]
这些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大凡大食、西州等国使节和商人来到西夏贸易时，都会享受到较为优厚的待遇，反映了西夏政府对发展与大食、西州等国贸易的重视。大食，即阿拉伯帝国（632～1258年）。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在西夏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北宋、南宋的贸易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46] 而与西夏及其它北方政权的贸易则主要通过陆路丝绸之路来进行。而高昌回鹘王国呢，是不可能偏居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展开贸易的，但可以与金、西夏进行贸易，而西夏为了与金竞争，必须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同时，西夏与南宋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贸易竞争。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西方的大食等国往往通过海路与南宋进行贸易，而西夏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无法与南宋相比肩。尽管如此，西夏仍然要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大食展开贸易，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种政策曾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律令》还记载说：
大食之骆驼数依所成幼仔交纳……大食之骆驼毛绒、酥不须交纳，牧者持之。[47]
我们无法确指“大食之骆驼”的具体含义，笔者推测，可能是西夏专门为大食使者、商旅饲养的骆驼。果如此，可以想见西夏是何等重视与大食的贸易。
宋室南迁，金占陕西，西夏遂与南宋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特别依赖金国，西夏与金的贸易成了重头戏。有关的论文与论著对此也多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辽朝末年，西夏与辽朝关系密切，天祚帝为金兵追袭，过着流窜的生活，乾顺遣大臣草价向他问候起居，并馈赠粮饷。从历史渊源上看，西夏应与西辽关系比较密切，双方也必定有经济上的往来，但汉文史籍很难找到有关记载。而《律令》中幸有零星记载，可帮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律令》记载：“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预先有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48]《律令》又载：“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所予汉、契丹马等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速告局分处，马工当迁医人视之。”[49]《律令》为天盛年间由旧的法令修改而成，由此我们可知，所谓“汉”、“契丹”应分别指金与西辽。从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负责向金与西辽进行买卖的职责，并且有专门的机构马院饲养马匹同金与西辽进行贸易。
《律令》卷18《缴买卖税门》的“与敌大使买卖”条曾引起笔者注意。这里“敌”字经反复推敲，认为有“不友好”之意，与敌大使买卖意即“与不友好国家的大使进行买卖，”至于不友好国家指的是哪个或哪些就不得而知了。但能从法律条文上读到这条信息，说明西夏对丝绸之路贸易重视程度是多么的高。这与西夏在北宋时期屡屡掠夺甘州、于阗使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西夏眼中，甘州与于阗就是“不友好”的代表。
西夏钱币
西夏除了直接与他国进行贸易和经营中继贸易之外，往往还通过收取过往商旅的税而致富。洪皓《松漠纪闻》记载：
[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50]
由此可知，西夏对回鹘商人收取的是十分之一的税，而且常常是择其上品而取。这种重税政策使回鹘商人叫苦连天，但这一政策只是暂时性的。西夏境内，黄河自兰州至天德（今内蒙古包头西），蜿蜒千余里，将两岸切割成若干个地理单元，因此沿河摆渡成为西夏交通运输不可或缺的部分。《律令》载有大小24个渡口，每个渡口设税监、出纳二名，负责征收渡船税。[51]《律令》又载：“河水上置船舶处左右十里以内，不许诸人免税渡船。倘若违律时，当纳税三分，一分当交官，二分由举告者得。”[52] 他国商人若想经过西夏进行贸易，肯定要通过若干渡口，这也是西夏获取税收的好机会。
《律令》记载，主管与他国买卖的机构为皇城司、三司，《司序行文门》把皇城司、三司列为次等司，地位仅次于上等司中枢、枢密。此外，监军司有接待与护送他国来使的职责，群牧司负责提供出使他国时所用马匹、骆驼。从《他国买卖门》、《使来往门》以及《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中，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1. 他国使者的人员有客副、都案、（译语）小监等；出使他国买卖的人员有正副使、内侍、閤门、文书、译语、官之卖者、驾骆驼、侍马等。[53]
2. 他国来使，“监军司、译语小监当指挥，人马口粮当于近便官谷物、钱物中分拔予之，好好侍奉。……不侍奉使人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54]另外，他国来使所带随从、行童必须是可靠人员；他国来使若要买卖，必须住进京师的馆驿，买卖时还要纳一定的税。
3. 出使他国进行买卖时，官物与私物必须分清，私物不能由官驮负载；官物与私物同时买卖，私物不能与官物竞争；官物卖时，“所得价及实物当于正副使眼前校验，成色、总数当注册，种种物当记之，以执前官侍御印子印之。”[55]
西夏对使者来往与出使他国贸易的规定，可以说是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夏对丝路贸易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丝路贸易的繁荣，客观上要求必须有详细的法律条文来规范贸易过程中的诸种行为。《律令》的重新修订恰好适应了这种需求。
通过贸易，大食的不少物产都传到了西夏境内。西夏汉文文献《杂字·果子部》（编号Дх. 2822）中即有“大石瓜”的记载。[56]
西夏种植的植物中也有来自阿拉伯世界者。西夏文辞书《文海》收有“块根菜”一词，并解释说：“此者蔓菁类也，草上出也。”[57] 蔓菁原产于阿拉伯国家。元代营养学名著《饮食正要》也解释说：“蔓菁，味苦温，无毒，主利五藏（脏），轻身益气，蔓菁子名目。”[58] 蔓菁根，阿拉伯语称šaljam，元时译为沙吉木儿。
至于其它盛产于阿拉伯地区的物品则更多，屡屡见载于西夏时代的各种文献之中。在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共收集词语700余条，内容涉及到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列举了不少外来物品，其中盛产于阿拉伯世界的有如乳香、沉香、珊瑚、琉璃、[59] 琥珀、玛瑙等。[60]《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7《物离库门》讲述的是西夏官府对财物的出入库管理，其中列举了近200种生药药材，阿拉伯地区盛产的珊瑚、沉香、琥珀、乳香、玛瑙等也有出现。[61] 西夏文辞书《文海》中也有琥珀、珊瑚等词条。[62]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项链(编号为X-2842)，系由玻璃珠、珊瑚和宝石做成，中间是黑白条纹组成的石头护身符，用以招福驱邪，研究者初步定为12～14世纪的物品，极有可能是西夏时期的遗物。[63] 1992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曾到西夏故地考察，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见到小型玻璃饰品，据介绍，这些物品均发现于西夏古代遗址内。[64] 玻璃产于罽宾（今克什米尔）、中亚与波斯。[65] 由此可以推断，来自阿拉伯世界物品很可能是通过河西走廊传至西夏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1件文书残片中，有三件可以确定与榷场贸易有关，即ИНВ. No. 347《榷场兼拘榷西凉府签判文书》、ИНВ. No. 352 B《榷场使文书》和ИНВ. No. 354《南边榷场使呈状》，内容反映的是西夏的榷场贸易。
榷场贸易是西夏与北宋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榷场在辽宋夏金时代是各政权间的通商机构，“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两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66] 由此可知，设置榷场一方面是为了杜绝私贩，垄断贸易，另一方面可以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67] 从上引文献看，西夏政府对榷场贸易是非常重视的，专门设置榷场使负责从各地征收交易的货物。文书所反映的榷场使主要负责西凉府、镇夷郡货物的征收。主要程序是：榷场使携带其部门所开文书，到西凉府交接，然后当地政府派人到各地征收农副产品，并严查违禁物品如酒等，农牧民所生产的“椒”、“白褐”、“黄褐”、“毛罗”等由国家“博买”。农牧民在出售农副产品的同时，还要向国家纳一定的税。
四、西夏在丝路贸易中的角色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夏与丝绸之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综观百年来的学术史，不难看出，国内外学界对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地位与作用的探讨都是比较重视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初到90年代之前，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的认为西夏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68] 兹后，随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公刊，学术界才逐步认识到过去认识上的偏差，遂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及其它相关材料对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进行重新审视，认为西夏是重视丝绸贸易的，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仍然是畅通或基本畅通的。[69] 近两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又有了重新的认识，[70] 他们认为很难用畅通或断绝来概括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内的丝路状况，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丝路的状况也随之变化，需要具体分析。可以说西夏与丝绸之路的这个热点问题，由过去的完全否定，到后来的肯定，再到现在的辨证分析，可以说离历史事实越来越近。
西夏对甘州回鹘入宋使者进行掠夺，对回鹘商旅征收重税，而且西夏兴起后，丝绸之路屡经改道。从这些因素来考察，西夏无疑是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但只要考虑一下西夏对丝绸之路的苦心经营历程，以及李德明向北宋请求大食入贡时路过夏国的殷切，我们就开始怀疑西夏为什么会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呢？另外，一些学者看到西夏的掠夺与重税政策后，认为西夏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另一些学者看到史书中有使者路过西夏的记载，从而认为西夏时期丝绸之路仍然是畅通的。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使人感觉到无所适从。但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宋夏矛盾的大背景下来考虑，一切都将迎刃而解。北宋与西夏都视对方为敌对国家，北宋与甘州回鹘、凉州吐蕃以及于阗结成联盟，遏制西夏势力的扩展，西夏为打破这个联盟，必须要割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此一来，西夏自然地就会阻碍丝绸之路的畅通，乃历史条件使然。北宋统治者为遏制西夏，要求大食入贡时走海路，不要经过西夏，面对李德明的请求，北宋断然拒绝。从这一点看，西夏是希望丝绸之路能够畅通无阻的。
一些学者在讨论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时，错误地认为西夏由于社会形态落后，甚至有奴隶制残余，从而对过往商旅进行掠夺是情理中的事。孰不知这种掠夺主要是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避免北宋与河西的回鹘、吐蕃结成巩固的联盟，进而受到两面的攻击。事实上，西夏从主观情感上是非常愿意使者、商旅途径其境内的。从黑水城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夏为了发展丝绸之路贸易，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鼓励与保护来往使者与商旅，特别是西州与大食，甚至有部门为大食专门饲养骆驼。对国外使者的接待、所带随从人员、住处、交易时应遵循的规则都有详细的规定。对本国使者出使他国进行买卖时，如何处理官物与私物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此外，西夏进行贸易的货物，不但有官营货物的供给，而且还要派榷场使负责到各地征收农牧民手中的土特产品。《律令》对官私生畜的生产、管理及使用极为严格。《律令》卷2《盗*牛马驼门》规定，盗、*自家蓄养或他人的牛、马、骆驼、驴、骡分别按畜数、罪情处以重罚。如*自属牛马驼，“不论大小，*一个徒四年，*二个徒五年。”牲畜坠谷、患病死，亦需禀官，“若不告擅自*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丈。”更有甚者，“出葬时以畜做陪丧者当退回”，不允屠*；诸人*自属牛马驼时，“他人知觉而食用”，需服徒刑一年。西夏经济以牛马为主，但*自养牛马驼都要被处以重罪，理有不通。联系到《敕禁门》规定牛马驼属国家专营，不许私自卖于他国商人。可知此为保证官营畜牧业垄断利润的必然之举。牛马驼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而驴骡很少出现在榷场贸易中，故《盗*牛马驼门》规定*自属驴骡一头，只需服徒刑三个月。
质言之，本文对西夏与丝绸之路的论述，主旨在于证明西夏对丝绸之路，尤其是对丝路贸易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其重视程度比同时代的北宋、辽、金都要高，故主观上不可能有意去破坏丝绸之路。但因与北宋存在着诸多矛盾，出于自身统治需要，掠夺北宋的盟友，从而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当时的丝绸之路的畅通。随着北宋的灭亡，宋室的南迁，南宋退出了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西夏开始积极开展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西夏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注释：
[1] 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5页。
[2] 西田龙雄：《西夏语と西夏文字》，《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别册·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东京：法藏馆，1961年，第455页。
[3] 同上引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第317页。
[4] 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94页。
[5]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引《宋史·夏国传》，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6] 同上引《西夏书事校证》卷19，第226页。
[7] 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8]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9]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10] 谢继胜：《黑水城出土西夏藏式风格唐卡叙录》，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1～191页。
[11] 谢继胜：《黑水城出土唐卡研究述略》，《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页。
[1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13] 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14] 长泽和俊，“西夏の河西进出と东西交通”，《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第370～374页。
[15]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16] 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87页。
[17]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
[18] 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0页。
[19]《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第208～306页。
[20] 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83页。
[21]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图版肆柒（2）。
[22]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23] 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95页。
[24]《金史》卷60《交聘表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408页。
[25] 前田正明著，张鉴衡、陈宗祥译：《西夏时代河西南北的交通路线》，《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第86页。
[26]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3《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71页。以下简称《律令》。
[27] 杨蕤：《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第121～123页。
[28]《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2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条。
[30]《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31] [清]钟庚起著，张志纯等校点：《甘州府志》卷13《艺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18～519页。
[32] Elliot Sperling, “rtsa-milo-tsa-ba Sangs-rgyas-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TibetanRelations”,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 on for TibetanStudies, Fagernes 1992, Per Kvaerne (ed.), Vol. 2, Oslo: The Institute for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pp. 801-824.
[33] [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2，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3～154页。参见牛达生：《〈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34]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9页。
[3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页；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36]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37] 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17页。
[38] 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39] 松村博，“西夏·仁宗の译经にっぃて——甘肃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经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苑》第26～27号合刊，1986年，第1～31页。
[40]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46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41] 在陈炳应先生近期发表的论文中，将“长耶阿衲拏”直接改译成“拶也阿难捺”。见陈炳应：《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览珍》，《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42]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第10期，第72～80页；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51页。
[43] 沈卫荣：《汉、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比较研究——以俄藏黑水城汉文TK164、165号、藏文X64号文书为中心》，提交台北法鼓山第五届国际佛学会议（2006年3月）论文。
[44] 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第93页。
[45]《律令》卷7《敕禁门》，第284～285页。
[46] 陈炎：《阿拉伯世界在陆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130页。
[47]《律令》卷19《畜利限门》，第577、578页。
[48]《律令》卷19《供给驮门》，第576页。
[49]《律令》卷19《畜患病门》，第582页。
[50]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51]《律令》卷17《库局分转派门》，第536页。
[52]《律令》卷11《渡船门》，第392页。
[53] 由于《他国买卖门》与《使来往门》所记内容比较琐碎，本文限于篇幅，只能择其要者而叙之。
[54]《律令》卷13《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第471页。
[55]《律令》卷18《他国买卖门》，第569页。
[56]《俄藏敦煌文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57]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第52. 271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72页。
[58] [元]忽思慧：《饮食正要》卷3《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89～290页。
[59] 据宋人赵汝适记载，乳香、沉香、珊瑚、琉璃均产于大食。见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3、173、200、201页。
[60] [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6、255、298、278、266、281页。
[61]《律令》卷17《物离库门》，第550～551页。
[62]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第36. 262、35. 262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49、447页。
[63] Mikhail Piotrovsky, ed.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 century), Electa,1993, p. 253.
[64] 高毅：《西夏时期黄河沿岸的榷场经济》，《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98页。
[65] E.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236.
[66]《金史》卷50《食货志五》，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113页。
[67]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
[68] 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6页；李华瑞：《试论西夏经营河西》，《兰州学刊》1987年第5期，第106～111页；樊保良：《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63～69页。
[69] 陈炳应：《西夏丝绸之路贸易与货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第27～35页；李学江：《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91～96页。
[70] 杨蕤：《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第127～123页；彭向前：《论西夏丝路贸易的阶段性》，《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5期，第69～72页。
【编按】本文原刊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469～488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