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禾：当文学不再打动人心（零感危机手游）

当文学不再打动人心

田中禾

庚子年的春天特别安静，没有鞭炮声，没有车马声，甚至脚步声也很稀少。门庭冷落，息交绝游，亲朋好友互不来往。闭门蜗居的日子里，特别渴望有一本能够打动我心的书，让我沉醉其中，忘却慵长难耐的时光。《世界文学》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所做的专辑总是很用心，很精彩。今年的阅读季就从这里开始。读完《世界文学》第二期，网购了一批书，除了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汉德克的作品之外，还包括了近年略有所闻的几本域外名作。也许这个春天的心情并不像窗外那样宁静，审美情趣受到干扰，读了十几本书，收获的感受却使自己有点沮丧。托卡尔丘克的太古故事在讲述历史与现实故事时煞费苦心进行了梦境与神话包装，评委们称她“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文风“激荡且富有思想”；汉德克被称为“富含强烈的探索精神，表达了一种重新书写世界的愿望”。然而，他们的书没能打动我，没能让我感动，感奋。我不能假装已经读懂了他们。无论评委们怎么说，我只凭自己的直觉和感性。它打动了我，触动了我内心的某种冲动，我就为它叫好。我认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是故事的艺术。一部好作品，要么讲一个新鲜的、有趣的、有意思的故事；要么能把一个故事讲得新鲜、有趣、有意思。这只是我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不认为托卡尔丘克、汉德克有那么优秀。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式虚构不算新颖，故事也很平淡。汉德克的作品沉闷、乏味，语言本身并不机智、精彩，文字背后也感受不到启迪。《骂观众》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狂躁文人的发泄。《痛苦的中国人》让我体验了阅读的痛苦，却没能读出中国人或是西方人的痛与苦。笔下的*人者既不让人同情，也不叫人纠结。《缓慢的归乡》缓慢又冗长，一个人的人生循着一个画家的作品，游历两大陆，说是讲述生与死的意义，难道生与死的意义就是一幅画的追寻吗？耶利内克称他为“活着的经典”，莫名其妙之外有一种惶恐，是我的文学观出了问题，还是文学正在经历时代性衰落（耶利内克并不算一位出色作家，她的话也可以不必当真）？心目中拿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甚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比较，回味读他们书时的激动，固执地认为，汉德克怎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他的作品真有经典价值，能为后人喜爱，成为文明的财富吗？

《太古和其他时间》和《骂观众》

于是，再拿起《复活》。语言和叙述方式确实很老派，缺乏当今网络口语化的轻快、俏皮、放浪，文体结构没什么花样，只是以传统方式讲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精神核心充溢着基督徒的仁爱和灵魂自责。然而，读了第一节，我就被深深吸引，不能放下。故事不仅动人，令人感叹、唏嘘，而且常常触动心灵深处的忧患感，不能不为人性的美好、丑恶、无奈而掩卷沉思。托尔斯泰以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卡邱霞）的灵与肉造就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们的魅力在于人道主义的光辉和悲悯、自省的力量。而完成形象塑造的手段，是充满人间冷暖的丰富动人的生活气息。它不靠穿越，不靠故作张狂的语言铺陈。在贵族人家大学生眼中，乡村复活节早弥撒烛光下的女孩让他怦然心动；当他深夜站在窗外轻敲房门，她在被扣开的青涩情窦中难以自持时，那种惶乱、羞怯勾起每个人初尝禁果时的心灵震颤；带着身孕、怀着美好憧憬，她深夜偷跑到车站，希望与日夜思念的人见面，却看见他在车窗内与同伴嬉笑玩乐，毫无牵挂之意。列车远去，她独自站在站台上哭泣。三个细节，把乡村女孩卡邱霞变成了人肉生意中麻木不仁的妓女玛丝洛娃，一个纯洁少女只因那个夜晚没能抵御住一个纨绔青年的诱惑，一失足入了万劫不复的人世的罪恶深渊。几十年前初读《复活》到现在，这几处文字仍然打动我心。这就是经典。不但使人感动，而且常读常新，不会因为叙述方式的陈旧而感到过时。

《复活》

俄罗斯文学孕育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些伟大作家，构成他们精神贵族气质的内涵是对自由的追求，人性的忧患和批判精神。它们不仅是现实主义作品的灵魂，也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的精神核心。无论是《局外人》的零感叙事，《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喧哗与*动》把故事隐没于意识流；《蝇王》《侏儒》《城堡》的寓言化；还是《佛兰德公路》《绿房子》以电影手段代替叙事，在艺术形式的创新、探索中，对人性的焦虑，都渗透在忧愤、冷漠的文字里。

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两部没有故事的作品同样写孤独，写一个老人面对大海的内心激荡，文字纯粹，挥洒，饱含激情，冲击胸怀，荡涤灵魂，让我内心升华出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热爱自由的浩然之气。少年时期读泰戈尔《飞鸟集》《游思集》，那华丽的文字直到今天我还不能说已经读懂。它不像显克微支、海明威那样以环境与内心的呼应、写实与想象的互融感动我，也不像《沙恭达罗》以优美、单纯的爱情故事打动我，它以语言自身的智慧之光征服我的心。虽然我并不欣赏《风雪夜归人》，曾经与友人争辩，我认为，卡尔维诺的“元小说”不过是作家缺乏驾驭故事、结构的能力，不得不以碎片来掩盖自己的短板。然而，同样是碎片的《帕洛玛尔》，却显示了他的才华，和泰戈尔不同，卡尔维诺的文字吸收了当代计算机宏观与微观的图象效果，使海滩上闪光的石子变成诱人想象的丰富世界。文学打动人心，靠的是语言艺术。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没有富于艺术感染力的语言和形式，也称不起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罗素与丘吉尔获奖的争议，是哲学与政治冲淡了文学。凯尔泰斯、勒克莱齐奥、赫塔·米勒、耶利内克、门罗不能令人感动，首先是他们的语言缺乏穿透力，在“讲什么”上没有突破，在“怎么讲”上缺乏创新。与川端康成相比，石黑一雄少了一种情怀，那日式的恬淡也就失去了温馨情调，只是在考验读者的耐受力。

《灯塔看守人》和《帕洛玛尔》

最有意思的是鲍勃·迪伦（《世界文学》为鲍勃·迪伦编的专辑特别好，一位中国歌手的文章令我赞叹）。在给他的授奖词最后一段，评委会特意回答了文学界的非议：“倘若文学界人士有所不满，我们便提醒他们注意：诸神并不写作，他们跳舞，他们唱歌。”这解释显然有点强词夺理。当他们想要倡导文学回到源头的时候，其实是在向商业文化投降。“诸神不写作”，意味着文学被取消。以跳舞、唱歌代替写作，正是当代文化娱乐化的现状，道出了文学衰落的时代原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诸神不写作，只贪恋歌舞，没有了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鲍勃·迪伦只要奖金，不出席颁奖会，和美术界的达达主义相似，蔑视经典，以流行文化自傲，把大众影响力看得高于门庭冷落的文学。

不管诺贝尔文学奖引起多少争议，它仍然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纵观获奖名单，我发现从二十世纪末到目前，它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文学亮点正从西方主流社会和传统文化向东欧、第三世界转移。最突出的观察指标是，从俄裔作家布罗茨基一九八七年获奖之后，美国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大户（二十世纪它有十位作家获奖，仅次于法国的十三位，而且都有深远影响），在世纪之交的二十九年间无人获奖，甚至也没有产生多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2016年流行歌手鲍勃·迪伦获奖，进一步证明美国文学的衰落。令人印象深刻、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大多来自西方之外。拉美，非洲作家、非洲题材，东欧，西亚，东亚。

网络，自媒体，科技发展带来的传播方式转变，结束了农耕时代的封闭，打破了读书环境，改变了公众的价值观；商业社会造成的文化商品化、消费化使娱乐功能成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主轴。外部世界、时代潮流、审美趋向促进文学自身的大变革。以现代派崛起为标志，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从关注社会转向关注人性，关注心灵，关注自我。当个体价值与精神生活成为主视点时，疏离现实生活，疏离写实艺术，成为文学的主潮。高度自我化、精神化，强调形式创新，正如托卡尔丘克接受采访的标题（载《世界文学》2020第2期）所说，使文学日益小众。在“艺术的未来”大讨论中，历史学家汤因比以保守的目光担忧说：“当艺术家仅仅为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大众。”忽视现实生活与社会民生，因而会被社会忽视。托卡尔丘克在她的受奖词《温柔的讲述者》里表达了这种担心：“创作者或多或少地只写自己，将故事置于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中。”“把‘我’同‘世界’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得‘我’被周遭世界边缘化。”在小圈子与大众化问题上，我更赞同马尔库塞。他以一系列雄辩的著作批判艺术大众化带来的文化垃圾化。他认为艺术的大众化、娱乐化是当代商业文化推进的后果，艺术背离社会批判，“用一种幸福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成为当代人的“麻醉剂”，“资本与体制的帮凶”。美国文化学者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里说，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经济体，是商业社会里比工业生产更重要的领域”，“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商业化、娱乐化使文学不但失去了批判性、忧患感，也失去了艺术的个性追求与传统坚守。当《哈利·波特》席卷全球，斯蒂芬·金的《黑暗塔》风靡美国，资本大获暴利时，第二、第三世界人间烟火更浓，社会生态更复杂，作家不平之气更多，苦难精神使文学亮点转移到这里来，是文学本质的自然反映。

《黑暗塔》

大众化带来追逐利益的垃圾化，小圈子带来自我中心的冷漠化。两者看似两极，实质上殊途同归，常常互换位置，共同推进文学的非文学性，艺术的非艺术性。作家不在意能不能打动人心，只在意如何标新立异受到评论家和媒体的关注，为自己换取荣誉和利益。这种观念渐趋时尚，小圈子与大众的位置就会互换。精英走红变成流行文化，大众偶像成为小圈子。二十世纪以来的美术裂变史清晰地展示了这个过程，对文学是一种启示。以小便池代替创作，主张艺术不但回归生活，而且商品就是现成的艺术。把蒙娜丽莎涂上小胡子，漠视经典，标榜观念艺术。抛弃绘画形式，以荒诞举止为行为艺术，拍卖“艺术家之屎”，废品堆集是装置艺术、声光艺术与商业活动融为一体。幸亏文学与文字密切相连，诸神即使唱歌、跳舞也不会真的不再写作。网络虽然无处不在，全面接管了现代人的生活，却并不能尽灭纸媒体，每年还有大量印刷品出现，我也能继续读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书，在这里评论文学的是非；诺贝尔文学奖还能每年评出一位作家来。纸媒体肯定会愈来愈艰难，但我坚信纸质书不会被消灭。

“蓝色东欧”系列丛书

我特别想向中国的翻译家表示感谢。他们及时发现、选择、译介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陈众议先生主持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高兴先生主持的“蓝色东欧”，打破了诺贝尔奖的小圈子，开阔了读书的视野，丰富了读书生活，为我提供了更多的人生、哲学、艺术、历史与现实的参照、思考和启迪。我一直认为，仅仅关注主流热点，很可能会忽视更有价值的艺术品。这两套丛书把被忽略的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深、更广的文学世界，在推动东西方文学交流、促进当代文学发展上，功莫大焉。

其实，汤因比提出的小圈子与大众概念，展开之后，是一系列二律背反的创作理念课题，二十世纪以来评论家争论不休，作家无可回避：

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小圈子强调精神世界，大众强调现实生活。当评论界批判经验写作时，个人阅历、生活发现、社会与历史的思考，作品的人间气息，真的不再重要？

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关注自我、人性和关注社会、人生的矛盾如何调和？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提倡形式创新，文体探索，只重视“怎么讲”，不在乎“讲什么”，主张无故事，无情节，无人物，无思想，完全漠视读者；加上如上所说，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凡人俗事和人世冷暖，文学还能打动人、感染人吗？

传统与时代的关系——传统观念、文学精神与现代人的审美情趣、阅读趣味，精英思考与大众商业娱乐在价值观对立中如何互融？

接着，必然会出现以下疑问：现实主义过时了吗？人道主义过时了吗？写实艺术过时了吗？

回顾多年的阅读，凡能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必然是很好地解决了上述矛盾，在创作实践中追求到了一种艺术理念的平衡。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典型的生活小说，它以作者奈保尔的父亲和家人为模特，写了一个努力奋斗，与命运抗争，想要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的男人不断折腾自己和家人的烦乱人生。而家人、亲人的行为又充满琐屑不堪的细节。全书没有大故事，没有社会变迁、政治风云，却饶有兴味，不但不显琐碎，还能让人领悟平凡人生的意义。小说的成功，在于浓郁的生活气息，谐趣、幽默的人生况味，小市民生动活泼的人间百态。当代文学强调主观想象、精神自由，这并没有错，问题是，生活气息被当作写实叙事的基础而受到排斥，评论家严厉批评重视生活经历是“经验写作”。而奈保尔的作品几乎全靠经验写作，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是不折不扣的过往回忆。东欧不少作家以自我经历、自传性质的作品著称。他们打动读者，靠的就是个人亲历的亲切感和发自内心的怀旧情调。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个人的痛切感受，比穿越、灵异、自我发泄更有感染力，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一部优秀的作品不在于写生活还是写精神，而在于能不能从平凡、冗杂、琐碎中发现美，发现诗意，发现人性和世界的诱人。汉德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以他母亲为模特的《无欲的悲歌》，他在这部作品里写了一个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寄托了作者本人的情感。

自我关怀能不能通向社会关怀？《尤利西斯》极端自我，多丽丝·莱辛非常女性，个人形象背后，复杂纷纭的社会与历史景深使作品如万花筒般引人。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一生花心，当他满头苍白，弯腰勾背，俯身修理拖拉机时，对他又恨又爱的妻子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托马斯老了。”这一句内心独白使我眼里顿时涌出泪水。托马斯老了，不能再风流了，也不会再去闹事。他那种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浪漫的激情灰飞烟灭了。社会对人性改造的成功全在这一句叹息里。体制的胜利碾碎了个人的性灵。这就是历史。

《凶年纪事》

写作某部长篇时，我曾构思三个主人公的故事并列版面，齐头并进。读了库切的《凶年纪事》，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这种结构方式被库切使用，写得很成功，很出色，我不能再去模仿名家。关注种族矛盾，揭露西方殖民者摧残土著人，毁灭他们的种族、文化，当黑人掌权时，普通白人又被偏见蹂躏。非洲故事是库切创作的主题，是他获诺贝尔奖的主因。库切是一位难得的既重形式又重思想，既重人性又重社会的作家。他的《耻》基本上保持了写实风格，《等待野蛮人》让我读得血脉偾张。《凶年纪事》是他获奖多年、移居澳洲后的作品。一位学者正在写的对当前世界政治的评论，对西方种族、战争哲学的批判；这位学者的生活与写作，他对女秘书的暧昧心态和微妙情感；女秘书与男友的纠葛。三个故事并列展开。理论著作语言犀利，视野开阔，充满批判激情；一个老学者与年轻的女秘书和她的男友之间的故事，从精神与物质层面，细致入微地书写了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大胆探索并未影响内容的深度、广度、力度，没有影响重大主题的开掘。

读略萨《绿房子》，犹如看一部电影。叙述人隐身幕后，整部小说只有人物的行动，场景氛围的镜头感，没有叙事、交待，也没有旁白。德国一些作家提倡电影小说，就是文学对当代大众审美的吸纳、融合。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浓郁的市井风味，奇异的东方调情，都具有明显的畅销书特色。法国畅销书作家吕芬的《卡迪巴》是陈众议先生主持编选的二〇一一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中最好读、最吸引人的一部作品。好莱坞式的故事，富于悬念的情节，文笔优美、流畅，细节丰满（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作品的文学品位）。

《绿房子》

无论奈保尔、略萨、帕慕克，还是吕芬，包括获奖呼声一直很高的村上春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充分发挥了写实艺术的魅力。他们很少使用夸张、变形、游戏叙事这些现代派手法，虽然帕慕克笔下的毛巾、茶杯都会说话，但在叙事风格上传统色彩是他的底色。正如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发展，从开始鄙视经典、背叛传统，扬弃写实，到废弃绘画，发展到最后，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照相写实主义”（又称超级写实主义）的强力反弹，商业广告、宣传画领域也出现了罗克威尔这样的市民生活写实艺术家。写实艺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是精英与大众交流，现代审美与大众融合的结果。写实艺术的强大生命力源于人们对形象美感的渴望，富于人性的美感享受。这决定了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会过时，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伦理、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文学、艺术是为了维护人的心灵。不能打动人心的文学，变成人类文明长廊里的装饰，它的存在价值就是及早成为文物。

文学的时代性疲软，原因虽然很多，既有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但它是一种征兆，反映出人在心灵关怀上的危机，反映出当代人的病态和世界的不确定性。虽然不能期待它能如股票市场那样触底反弹，相信文学的河流在人性的自然冲刷下会随着时代自我更新，出现另一番气象。我不必为这个春天的阅读而丧气。

作者简介

田中禾，当代著名作家，历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五、六届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匪首》《十七岁》《模糊》，中短篇小说《五月》《明天的太阳》等。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奖、《天津文学》奖、《莽原》文学奖、《奔流》文学奖、《山西文学》奖、《世界文学》征文奖、杜甫文学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奖项。部分作品以英、日、阿拉伯语译介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