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及其书法探析
《袁安碑》，汉代石刻，碑残高139cm，宽73cm，厚21cm，1929年在河南偃师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河南博物院。
《袁安碑》
一、《袁安碑》介绍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是一件极为少见的用篆书书写的汉代墓碑。碑竖长形，上下稍残缺，中间有穿，穿孔直径13cm。碑文共10行，满行存15字，除第8、10行不满行外，其他行均缺1字。仅存139字。
碑文如下：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四月乙□，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袁安（？—92），东汉大臣，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少承家学，举孝廉，任阴平长、任城令，驭属下极严，吏人畏而爱之。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政号严明，断狱公平，在职10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后历任太仆、司空、司徒。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兄弟专权操纵朝政，民怨沸腾，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为，为窦太后忌恨。但袁安节行素高，窦太后无法加害于他。在是否出击北匈奴的辩论中，袁安和司空任隗力主怀柔，反对劳师远涉、徼功万里，免冠上朝力争达10余次。
永元四年春，袁安薨，朝廷深感痛惜。袁安的后代多任大官僚，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袁安子袁京、袁敞最为知名。袁京生子袁彭、袁汤，袁汤生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子袁绍，袁逢生子袁术。由袁安至袁绍、袁术，五世贵显。如果从袁安晋位三公算起至袁绍、袁术败亡，历五世共120年，堪称东汉著名的世家大族。
《袁安碑》 局部
碑文所载其姓氏、籍贯、官阶升迁和死葬年月，与传记吻合。据碑可知，袁安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关于《袁安碑》的发现，《偃师县志》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掘得，改为石供桌。陈于偃师南卅里辛村牛王庙。”1928年初，牛王庙改作辛庄小学，供案仍在原地放置未动。1929年夏，一孩童仰卧石案下乘凉，发现石上刻有字迹，当地村民以拓本行世。1938年，当地人士曾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将此碑收存，后一度亡佚。1961年此碑再现于世，后被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二、《袁安碑》的书法特点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价《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为学篆取法范本。”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评价：“书体与（袁）敞碑如出一手，而结构宽博，笔画较瘦，余初见墨本，疑为伪造，后与敞碑对勘，始信二碑实为一人所书。”
《袁安碑》和《袁敞碑》的书体均为小篆，结体宽博，书法极相似，仿佛出一人之手。《袁敞碑》刻于元初四年（117年），1923年春出土于洛阳，今藏辽宁省博物馆。马衡考证志主为袁安之子，《后汉书·安帝纪》有载。《袁安碑》与《袁敞碑》碑文都用篆书书写，这在汉碑中是不多见的。
《袁敞碑》
《袁安碑》为规整的小篆，此碑篆体字形较一般小篆略微加方，具有稳重的效果。字口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润之中不失端庄方正。笔画圆润，线条流畅，骨力劲拔，柔中带刚，字体方正，结构严整，端庄雍容，稳重朴素，是汉代小篆的杰出代表。为近世所出篆书碑中最为完整者，汉代传世篆书碑刻甚为少见，除了著名的《少室阙铭》《开母庙阙铭》《祀三公碑》之外，当以此碑为重。
启功评价：“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
1.《袁安碑》笔势流美，屈曲婉转，横画或弧形笔画末尾常常转换笔锋，向下或者向外用笔，形成一个“拖尾”。这种笔法在秦篆里几乎没有，却出现在汉篆里，表明汉代书家书写碑刻更加灵活，已不如秦人那样刻板了。如“月”“五”“正”等字的末笔向右下方行笔都是非常明显的。章法排列上，字距、行距排列均等，横竖成行，整个碑刻整齐、工稳。《袁安碑》在书写时打破了秦小篆形体的禁锢，增强了书写的自由性，以平方正直为主，彰显雄浑厚重。《袁安碑》碑文较为完整，字迹也清晰。结体宽博，笔画繁多的字线条稍细，使得整个字看上去不显拥挤。笔势强健遒劲，均带弧形，起笔逆锋，转弯和收笔处皆有起落提挈，充分表现出毛笔的弹性，也使得字形更为飞动。
《袁安碑》的用笔以中锋为主，偶有侧锋相辅，起笔多以逆锋入纸为主，露锋入纸为辅，行笔优雅从容，运笔内含丰富。其笔画的力量因运笔方式而呈现筋骨内含，意味有余。《袁安碑》笔画形态大多呈现出一定的弧形，表现了整体的灵动感，长笔画随形屈曲，开合有度，具有流转的活力，具有飞动之势。看似简单、弛缓、单调的用笔，在悠然、娴静、丰富的控制中，表现了自身特有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张力。
李斯《泰山刻石》 局部
2.结构方整取势。由于汉篆来源于小篆，《袁安碑》中有的字形也是长方取势，如“庚”“除”“事”等字。也有许多字趋于正方形，如“公”“汝”“南”“阳”“安”等字。《袁安碑》有它“微微加方”的个性特征，如“司徒公汝南”等字，除了“公”字偏方以外，其他都以方而偏长为主，凸显稳重，彰显峻拔。《袁安碑》行笔线条婉通，和秦篆《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相比较，在用笔上改变秦篆的圆转整饬为稍带提按和方折。“微微加方”的字形以及婉转流畅的线条，使得《袁安碑》刚健中含婀娜，流美中见挺朗。
笔画向外向上呈拱形，与秦篆相同的是其笔画主要由横竖画和弧形笔画组成，不同点在于其向外向上的弧度更大。如“年”“月”“午”“四”等字。就结构而言，《袁安碑》的体势宽博而稍纵长，外方内圆，笔画停匀妥帖。如“水”部、“女”部等，均婉转流动，从容不迫，犹如闲云，舒卷自如。《袁安碑》在结字上笔画分布较为均匀，每个字的布局精心安排，从而形成了安详宁静的序列感、秩序感。单个字的结构在空间分布方面，有一种“熟后生”之感，这显然有不期而然的历史因素，这种审美感觉可谓别开生面。
3.《袁安碑》章法横成行、纵成列，方整威仪，而又处处雅健流动，处处生趣盎然，犹如名士闲谈，舒畅自如。虽然它与《袁敞碑》同为汉代篆书碑刻的巨制，却与秦篆拉开了距离，颇具典型意义。学习此碑，如果能将其与《韩仁铭》《张迁碑》等汉碑的篆书碑额在一起参悟，足可领略汉代篆书俊雅疏宕、意态安闲的特征。《袁安碑》属于方形碑刻，而这种碑形给人视觉平和规整、朴实简洁的感觉。纵观整碑，字与字之间的界格清晰可见，由碑上的界格可推断整体布局是经过精心计算，对章法“秩序”的强调显而易见。章法上采取字距、行距相等排列，横竖成行，精力内聚，布局匀称，整体刻意追求工稳之势而不失灵动自然之气。
《韩仁铭》 局部
三、《袁安碑》与同时期碑刻特点比较
碑在石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而且数量众多，大多是宏碑巨制，在各类石刻中存字最多。由于碑的流行时期长，碑文字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文字状况和书法风格，是我们考察和研究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碑石经过加工，碑身方正，碑面平整，再经书丹上石，工匠雕凿精细认真，书丹者大多是当时书写高手，碑文内容多是高文典册，故而碑上文字十分精美，反映出很高的艺术水平。根据碑的用途和碑文内容，碑类石刻主要有：墓碑、功德碑、纪事碑、经籍碑、造像碑、宗教碑等。
墓碑是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于墓前，碑文记述亡者生平事迹及家族情况，述其业绩，颂其功德，以抒缅怀之情，悼念亡灵。有些墓碑在碑阴或碑侧刻上亡者的亲友及门人的姓名官职等内容。功德碑主要是颂扬神灵的恩泽，褒扬忠孝节烈的道德伦理。纪事碑内容最为丰富，有官刻和私刻，内容包罗万象，诸如诏书、律文、战事、文事、文书及日常生活中的建筑、祈雨、乡事、村规等。经籍碑主要刻古代的经典文籍。造像碑多立于寺庙内外，上刻佛陀法像，是佛教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表示对佛的虔诚和顶礼膜拜。宗教碑是宣扬各种宗教的碑，以佛教为主，其他种类宗教也有刻碑流传，或刻教义或记事，以弘扬教法。
汉代兴厚葬，至东汉更甚。与厚葬相关的是树碑之风，碑石成为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大兴树碑立传之风，碑文化掀起高潮，碑在形制上定型成熟，墓碑在东汉碑刻中占有突出地位。东汉碑石林立已成习俗，墓碑立于墓前，多鸿篇巨制，碑文内容具有相对统一的格式，首先记述亡者的姓名、籍贯、履历生平，然后追述祖系，最后颂扬业绩功德，表示悼念。
《李璧墓志》局部
东汉时期，隶书走向全面成熟鼎盛期，有法度而不僵化，呈现出书法风格多样化的特点，代表了成熟隶书的最高水平，成为百代楷模。然而东汉的篆书碑刻数量极少，存世及著录的东汉墓碑碑主有此位望者甚少，而以规整篆书书刻更是绝无仅有，《袁安碑》堪称汉篆中上乘之作，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评价《袁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需要将之置于宏观的历史发展语境中与其他篆书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使其自身特点得到充分显现。《袁安碑》笔画较《泰山刻石》细瘦，骨力劲拔而有弹性，运笔圆匀。
《袁安碑》在汉代篆书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意义，它既不同于李斯的篆书遒劲婉畅，也不同于《张掖都尉棨信》《新莽铜嘉量铭》一类的汉篆方整，而是兼有李斯笔法的婉转通畅、汉篆的宽博阔达，又具有自身独特的风貌。东汉的篆书碑刻数量存世较少，除了《袁安碑》《袁敞碑》，还有《少室》《开母石阙铭》《议郎等字残石》《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和篆隶杂糅的《祀三公碑》《延光残碑》等碑刻，以及一些碑额。嵩山《少室》《开母》二阙铭，东汉延光二年（123年）立，由于在地表，又立于名山，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可谓汉篆代表作品。
与秦《琅琊台刻石》相比，秦篆修长紧密，典雅雍容，重心在字之上部，嵩山《少室》《开母》二阙铭汉篆则结体趋方，婉转圆融，外密内疏。但二阙铭石质粗劣，经风化雨蚀，残泐甚重，不比《袁安碑》《袁敞碑》字迹清晰。
《袁安碑》《袁敞碑》二碑制作时间相差25年，二碑对照，应为同一人所书。袁安位至司徒，当时外戚窦氏擅权，和帝与朝臣皆倚重袁安，袁安卒后，和帝追思袁安，葬礼隆重。其子袁敞，官至司空，因触犯了外戚邓氏而自*，朝廷以三公礼葬之。此二碑可能都是特命宫廷尚书、令史所书，也不排除善书者所书的可能。二碑是东汉人所写小篆，与秦刻石标准的小篆相比，笔迹相承小异。如，《袁安碑》中“阳”“正”“闰”等字为讹体，“宾”字同隶书的写法相近。古代典籍文献靠传抄流传，年代久远了，人们对篆书就陌生了，很容易以讹传讹。从而对小篆也已经陌生了，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将隶书的写法夹杂进去。从《袁安碑》《袁敞碑》结合嵩山二阙铭篆书来看，结体方正，线条多曲势，是汉人写小篆比较典型的风格。
《嵩岳少室石阙铭》拓片 局部
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云：“崔瑗《张平子碑》字多用隶书，不合《说文》，却可入印，篆全是汉。”《张平子碑》乃《张衡碑》，立于东汉永和四年（139年），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皆有著录，至元代尚存，今已佚。据吾丘衍对《张衡碑》的描述，其风格应与《祀三公碑》《延光残碑》相似。《延光残碑》从字的外形和笔画看，与篆书相似；《祀三公碑》则是篆隶杂糅。
清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评：“此刻虽是篆书，乃是由篆入隶之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篆书在东汉碑额中风格表现得更为丰富。由于碑额的字较大，刻得也很精致，笔法变化非常清晰。如《孔宙碑额》和《华山庙碑额》充分表现出毛笔的柔软性，将碑刻中较为单一少变化的篆书用笔，刻成有提按变化，使之姿态丰富，委婉华美。《孔宙碑额》收笔处圆润蓄势，含而不露。
《尹宙碑额》《三老椽赵宽碑额》《郑季宣碑阴额》结体皆上敛下舒，垂笔中截丰满，结尾出锋尖细，清俊飘逸。《西狭颂》“惠安西表”四字和《韩仁铭》额用笔舒畅流便，转折处化圆为方，结体沉稳生动，显得典雅安闲，乃汉篆中上乘之作。《张迁碑》额则是汉篆中奇品，此书体应是汉代题写殿台宫观匾额的署书。《张迁碑》额笔画瘦硬，粗细如一，笔势起伏屈伸，如龙行虎步，结体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其他如《郑固碑》额之潇洒、《鲜于璜碑》额之劲拔、《白石神君碑》额之沉厚、《王舍人碑》额之清刚，各有特色。
《张迁碑》拓本 局部
四、小结
古文字通过隶变而走向今文字，隶书是在对篆书解构的基础上形成的，至汉代达到鼎盛。汉代既是隶书发展和成熟的时代，又是隶书被定为官方文字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隶书也反过来影响了汉代篆书的书写，从而形成颇富特色的汉篆。
东汉篆书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严谨、活泼、圆厚，还是雄伟、刚韧、轻灵，都是汉代追求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的产物。与秦小篆整齐划一的整体相比，《袁安碑》跌宕流动、清丽活泼的艺术形式，开创了汉代小篆书法的新境。《袁安碑》作为汉代篆书的一种艺术典型，既具有汉篆的普遍性，又有自身的艺术特色，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供稿：2020《书法报》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