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那些跨越特定流派者诗学主张的各自申述，其思想的个性色彩显得更为浓厚，成为这一时期诗学领域趋于多维化的显著表征。
以谢肇淛为例，他生平虽和后七子阵营中的王世贞之弟王世懋，公安派中的袁氏兄弟、江盈科，竟陵派中的钟惺等人皆有交往，但从他的诗学立场来看，其并未特别拘执于门户，所以也就很难将他的主张和某一派别完全对应起来。
确切一点说，他面对相继盛兴文坛的七子、公安、竟陵诸派的言论，更多的是穿梭辨识其间，既有所汲取借用，又有所汰除补葺，用以建树一家之说，也因此，他的诗学主张折衷诸派之说的特征相对突出。
如他定义诗歌“其发于情而出诸口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108]的抒情本质，视其为“发舒性灵而摸写天真”[109]之载体。
这些说法要是置之于晚明的文学境域中去加以审视，容易使人将其和公安、竟陵分别标榜“真诗”，强调“性情”或“性灵”发抒之类的中心话语联系在一起。
但他又以为，“古人诗虽任天真，不废追琢”，故不赞成“反古师心，径情矢口”[110]，讥訾“今之为诗者”“率喜率易而惮精深，任靡薄而寡锤炼”，甚至“古人法度亦卤莽灭裂，以至于尽”[111]。
这些说法，又似乎将矛头特别指向了倡言“任性而发”[112]、“信心而出，信口而谈”[113]的袁宏道。这同样使人容易将他和公安派之间划分界限。
再者，谢肇淛论诗特意标示为宋人严羽所强调的“悟”，用以调和诸派之说，认为“严仪卿以悟言诗，此诚格言”[114]，“悟之一字诚诗家三昧”。
以他的理解，“悟”须通过“学”与“思”的环节得以实现，“若不思不学而坐以待悟，终无悟日矣”，又批评“今人借口于悟，动举古人法度而屑越之”[115]，说明从“学”“思”而入以得“悟”，也是对“古人法度”的恪守。
同时，“悟”作为创作主体的自觉活动，“存乎其人，法之所不载也”[116]，又需藉助诗人独特的审美感悟能力，而无法单纯从刚性的法度中获得。
凡此，或多或少逗露了谢肇淛勉力折衷平衡诸派之说的意图。
又以陆时雍为例，观其论诗，其中并不缺乏自我研琢的心得，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他围绕“情”与“韵”关系而展开的辨说，二者系其论诗极为重要的两个维度，如他所言，“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二言足以尽诗道矣”[117]。
它们在陆氏的诗论系统中成为有着内在关联或共通性质的两个概念，构成一体化的一种诗学话语，被认为在诗歌的审美构造中形成某种共生的关系，相互依托，彼此取益。
推究这一观念所本，其主要根基于陆时雍对诗歌本质和审美问题的认知，并集中见之于他对诗歌发生论和方法论的诠释。
从它的基本内涵和问题面向来看，一方面，其投注于诗歌的抒情本质，认定本于“情真”的诗歌经营之正轨，所谓“诗之所云真者，一率性，一当情，一称物，彼有过刻而求真者，虽真亦伪矣”[118]。
这一点，显和晚明以来诗学领域提倡性情或性灵发抒的主流话语相绾结，体现了后者诗学精神的强力延续。
另一方面，其强化诗歌抒情的美学原则，标誉古人“转意象于虚圆之中”以至“味之长而言之美”的“善于言情”的情感表现方式，因此并不认可流于直率浅露的“认真”，以为“诗贵真，诗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间，认真则又死矣”，就如柳宗元诗“过于真，所以多直耳寡委也”[119]。
这一点，又相对凸显了区别于当时主流话语所作出的个人思索和自我改造，将诗歌“言情”和“善于言情”的本质和审美问题放在兼顾并重的位置。
《小草斋集》
综观明代诗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简括起来，其既接受传统诗学的深刻浸染，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承传诗学历史的重要一环；又处于有明特定的文化语境，面临当下各种思想意识的冲击，反映改造乃至超越传统诗学的时代诉求。
如果要对明代诗学思想的总体特征作出基本的概括，那么如下几个方面应该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交互性特征。
尽管有明一代文学流派或诗人群体林立，诗家或论家层出不穷，各种派别意识和阶层意识的相互隔阂甚至对立在所难免，诗学立场的歧异导致彼此观念的冲撞屡见不鲜，但同时可以发现，不同派别或群体之间，诸诗家或论家之间，其诗学思想的交叉与混成的情形又相对突出，以至于对此我们有时很难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而明晰的归类。
究其原因，除了各自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趋近或相同之外，还应该特别和以下因素有关，如有明一代知识诠释力度的增强，知识生产、传播途径的开拓，包括文学资源经典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并且产生广泛性的影响；文人群体接受知识的*更趋强烈，阅读的视界更趋开阔等。
从诗学思想交互性的具体情况来看，比如，明代前期馆阁文士群体和前七子就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
二者不论是身份构成还是文学立场，固然有着明显的差异，更何况前七子突进文坛倡导复古，其重要动机之一，即指向反逆趋于扩张的台阁文风，打破当时馆阁文士主导文坛的垄断地位，其对立的情势不言而喻。
然而这并不代表二者观念主张绝然相隔，事实上，如面向古典诗歌系统而尊崇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成为馆阁诸士古典诗歌接受中的一种倾向性态度，而李、何诸子同样大力推重唐诗，认肯“近诗以盛唐为尚”[120]，这提示二者以唐为宗的立场较为接近。以馆阁诸士而言，尊崇唐诗而多将其纳入抒写“性情之正”的诗歌传承的正宗系谱，实和他们基于自觉国家意识的实用主义立场有着密切关联，传递了他们重塑诗歌价值体系、建构理想抒情范式的特定诉求，
但在同时，唐诗本身表现体制的完备性及美学特色，也不同程度进入他们的审美视野，这成为馆阁诸士对唐诗价值解读的另一个方面，客观上，后者与李、何诸子所秉持的倾向具现于包括唐诗在内的古人作品规则或方法以合乎相应审美要求的技术理念，多少存在隐性的交汇点，显现特别在唐诗经典化背景下二者在宗唐立场上的某种交互特征。
再比如，訾诋以七子派为代表的“近代文人”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也曾经一再论及唐诗的问题，只是看起来不乏排击之辞，如曰“奴于唐谓之诗，不诗矣”[121]，“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122]，似乎大有反七子派之道而行之的对抗意味，并且有意要向世人宣示自己“论诗多异时轨”[123]的异端态度。
不过，这些表态尚不足以确切反映他的实际立场，因为同样袁宏道又曾表达对唐诗的赞赏，如谓“唐人妙处，正在无法耳”，“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指擿“近时学士大夫”“不肯细玩唐、宋人诗，强为大声壮语，千篇一律”[124]。
而其弟袁中道也曾透露宏道诗作“其实得唐人之神，非另创也”[125]的学唐信息。
这种依违两可的态度，正透露了袁宏道对于唐诗价值解读的某种复杂性，或者说体现在他身上的一种面向古典资源的“历史主义”[126]立场，这就是，并不彻底否认作为经典文本的唐诗的历史价值以及复古之学的特殊意义。
这方面也见之于袁中道对待唐诗的态度，虽然中道认定七子派“剿袭格套，遂成弊端”[127]，声称自己“束发即知学诗，即不喜近代七子诗”，但这并未减弱他推尊唐诗的意向，提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告诫后辈“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128]，指斥“今之作者，不法唐人，而别求新奇，原属野狐”[129]。
上述说明，尽管袁氏兄弟不满倡言复古的七子派，有意要和其划清界线，但他们心目当中唐诗的经典地位并未因此而撼动，唐诗的习学价值未被完全忽略，客观上这与七子派的宗唐理路形成某种交叉。
《珂雪斋集》
二是系统性特征。
从明代诗学思想总体的演变格局观之，其在逐渐改变零散性、个别性的考察方式，而倾向于从诗歌史的角度观照古典诗歌发展演变历程，“文学史”或“诗史”的意识趋于增强。[130]
诸家更愿意站在一种历史考察的制高点来审观诗歌的发展演变进程。这种诗史观照视角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又同明人阅读经验的增强、知识面向的开拓、知识接受的系统化、理性化思维的提升等相关联。
由此，他们常常并非孤立地凝视于某个层次、时段、诗家、诗品等，更是将诗歌历史置于承上启下、接续变化这一有机的、运动的、完整的过程来加以审视。
如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其体例突出的一点是按照诗体分类编次，分别为五七古诗（各附长篇或歌行）、五言绝句（附六言）、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附排律），古律排绝诸体齐全，所谓“其众体兼备，始终该博”[131]，按体分类呈现系统化、整一化的特征，究其编次的意图，盖在于最大限度地显示唐诗各种诗体的历史发展面貌。
与此同时，结合“以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又“因时先后而次第之”，提出唐诗初、盛、中、晚“四变”之阶段论，根据“有唐世次”和“文章高下”[132]，分列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傍流诸品目。
如此针对有唐一代诗歌不同变化段落的划分，多少出于编者一种诗史立场。[133]
这主要体现在，他将唐诗的各个变化单元有机地联系起来，分辨贯穿诸品目之间因承流变的脉络，循其编次思路，除了从时序上分别唐诗的阶段变化特点，同时厘清不同阶段之间“始”“来”、“源”“委”的联结关系，从而逻辑而清晰地勾画出唐诗完整的、历史的演进轨迹。
再以胡应麟《诗薮》为例。应该说，此书的一大特色乃在于用心建构古典诗歌谱系，作者审视诗歌演变历史，作出“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134]的基本判断，而在确立汉、唐、明体现诗道昌盛而具标志性意义地位的同时，他严格且精细区分不同时代、不同诗人作品的等级差别。
如其对“八代”诗歌变化面貌和品第差异的描述：“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之阶级森如也。枚、李、曹、刘、阮、陆、陶、谢、鲍、江、何、沈、徐、庾、薛、卢，诸公之品第秩如也。
其文日变而盛，而古意日衰也；其格日变而新，而前规日远也。”[135]在胡应麟看来，这种时代和诗人之间构成的“阶级”或“品第”的差别，实为诗歌史基于“变”的运动状态所决定的，各自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不可彼此混淆。
包括他对汉魏诗歌、宋元诗歌的级别的细微区分等，都体现了这一思路。如他批评严羽论诗“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汉魏便鹘突”[136]，“往往汉魏并称，非笃论也”[137]，即是注意诗歌史上“阶级”或“品第”差别的典型表现。
总体来看，《诗薮》对于古典诗歌资源的清理和分析，反映出前人所不及的高度的系统化和精密化，呈现重视诗歌演变的诗史观念和以诗歌史为框架的基本体例。[138]
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古典诗歌历史脉络进行基本的梳理和粗略的勾勒，而是潜入其盛衰正变进程加以深度和系统的分辨，这既反映在其对理论层面的思考，又表现在其对实践路径的指点，在维持时代、诗人、诗歌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别体的缕析，其中特别是作者格外注意对不同时代、不同诗人作品“阶级”或“品第”的划分，充分显示其对古典诗歌历史所作清理和剖析愈益精细和慎密。
可以认为，《诗薮》一书正是通过对诗歌史“变”的运动态势及其错综关系的深入考察，建构起涵盖广阔、梳理精密而可供实践参照的古典诗歌变化发展谱系。
《诗薮》书影
三是批判性特征。
检察明代诗学思想系统，往往能够体味出寓含诸家著论当中强烈的批判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现象本身反映了明代知识群体相对活跃的思维方式。
合而观之，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涉及对前代诗歌的评判问题。
可以看到，宋元诗歌尤其是宋诗是明代众多诗家或论家批评的重点的“负面”目标，如果说特别是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对比“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指擿“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139]，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对宋诗展开深切检讨的先声，那么时至明代，对宋诗的排击更趋普遍而激烈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其中，特别是七子派及其追从者执持的反宋诗倾向，不能不说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
虽然针对宋诗具体到有明诸家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宋诗在明代总体的处境是趋向边缘化，质疑之声大于称誉之声。
这一方面，唐诗经典化的加剧固然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则和明人批判意识的增强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他们更为敏感而严苛目光的审视下，宋诗的负面特征与影响被极度放大。如陆深有言“宋人宗义理而略性情，其于声律尤为末义，故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于唐人”[140]。
这无异于比照唐诗而贬抑宋人一代之作。
至于李梦阳提出“宋人主理作理语”，“又作诗话教人”，致使“人不复知诗矣”[141]，并与何景明分别喊出“宋无诗”的口号，继后的胡缵宗又宣称“唐有诗，宋元无诗”，“宋元非无诗，有诗不及唐耳”[142]，则更直接而彻底否定了宋诗的价值，同时因其缺乏对宋诗加以的理性鉴别，难免流于近乎情绪化的偏激。
不过这恰恰表明，他们正是出于高度敏感和绝对严苛的审视立场，断然作出对宋诗展开彻底清算的自我选择。
与上述诸士相比，体现在“吴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身上的反宋诗倾向，则又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成为其诗学立场的特异之处。
祝氏审视宋诗得出的一个惊世骇俗结论是诗至宋而“死”：
“盖诗自唐后，大厄于宋，始变终坏，回视赧颜，虽前所论文变于宋，而亦不若诗之甚也。可谓《三百》之后，千年诗道，至此而灭亡矣，故以为死。”
他之所以极度厌薄宋诗，不啻是因为“宋诗特以议论为高”而违离了“诗忌议论”[143]的表现艺术，更主要的是根本于他对宋代学术思想的强烈质疑或抵触。
在他看来，“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宋代学风专独而强势，不仅于汉唐学术传统“都掩废之”，使得后世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144]，助长了思维惰性，而且极大地侵蚀了诗歌领地，遂有“牙驵评较”、“嚣讼哗讦”、“眩耀怒骂”种种之态“于诗而并具之”[145]。
所以，反宋诗实被祝允明纳入其整个反宋学体系，包含其中的批判意识也更为强烈。
不独如此，在涉及对前代诗歌的评判问题上，明代诸家将批评的锋芒除了对准“负面”的目标，也指向“正面”的目标，这从另一角度展示了他们更具批判性的姿态。
如杜甫诗歌一直是七子派诸子在宗唐总体目标主导下重点尊尚的对象，但与此相伴随的，则往往又是他们对杜诗严苛的挑剔。
像何景明自称学歌行、近体“有取于（李、杜）二家”[146]，属意杜诗颇多，然同时又质疑杜甫七言歌行“词固沉着，而调失流转”，“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147]，人已熟知；而如王世贞也自述早年学古所取，“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148]，纳杜诗近体于少数重点取法对象之列，足见他对于杜诗的重视程度。
但这并不表明进入他阅读和取法视域的杜诗在其心目中已臻于完美，耐人寻味的是，杜诗包括近体在内的不同体式，又恰好成为他指擿瑕疵的目标之一，[149]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未尝不是与他包含自觉批判意识的求全责备的审察态度联系在一起。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则涉及对本朝诗歌的评判问题。在这方面，特别如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都较系统评及“国朝”诸家之诗。
《诗薮》揭示诗歌史的盛衰变化轨迹，提出“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150]，可见其对本朝诗歌的倾重。
汪道昆序《诗薮》，谓其“凡诸耄倪妍丑，无不镜诸灵台”，“瑕瑜不掩”[151]，大致不失为中肯之言。
确实，胡应麟对本朝诸家之诗除了指出其“妍”、“瑜”，也并不掩饰其“瑕”、“丑”，这包括他对同属复古阵营的七子派诸子诗歌疵病的指擿。
如评前七子及其羽翼之作：“派流甚正，声调未舒，歌行绝句，时得佳篇；古风律体，殊少合作。与嘉、隆诸羽翼，大概互有短长也”[152]；评后七子之作：
“于鳞七言律绝，高华杰起，一代宗风。明卿五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驾。
然于鳞则用字多同，明卿则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读，皆大有所短也。
子相爽朗以才高，子与森严以法胜，公实缜丽，茂秦融和，第所长俱近体耳。”[153]
可谓“长”“短”并见。
《诗源辩体》提出论评“国朝”诸家的原则和目的，“此编以开导后学为主，不直则道不见”，因此不同于“先辈论诗，多称其所长，讳其所短”，而是“长短尽见”，既“录其所长”，又“论其所短”。
从“短”处看，与唐诗相比较，“国朝”诸家“五言古、律，五七言绝，断不能及唐人”，“五言古，李、杜之所向如意，韦、柳之萧散冲淡，各极其至，国朝人既不能学，即韩、白、东野变体，亦未有能学之者。
五言律、五七言绝，入录者诚足配唐，而全集则甚相远”[154]。
说到底，如胡应麟、许学夷这样尤其是针对本朝诗歌自觉揭“短”，并无忌避，还出于潜含在他们各自文学思维中的批判意识。
《诗源辨体》
四是地域性特征。
从地域性的角度来说，它的地理意义包含了积淀与空间的内容，前一项指向地方既有的传统，后一项指向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定地域的文化性情和品格正是由二者构筑起来的。[155]
有研究者围绕清代诗学的考察，指出其中显豁的地域性特征，认为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改变了传统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并呈现多元诗歌观念共存并兴的局面，地域意识已渗透至诗论家思想深处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因素，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与倾向性。[156]
如果对比明代诗坛的发展格局，以及诗学思想的变化态势，这种情形虽说未必与之完全吻合，但也有一定的适用性。时至明代，特别是区域文人势力的成长，地方文人结社的活跃及相关活动的兴盛，增强了人们的地域身份认同与地域文学观念。
同时，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交通便捷化程度的提高，知识传播途径的扩展，文人学士的交往和获取信息的空间为之拓宽，区域与区域文坛之间、地方与中心文坛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趋于加强，这反过来又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文人学士对地域文学的重新建构。
胡应麟《诗薮》如下的这段陈述，研究者并不陌生：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157]
胡氏述说明初吴、越、闽、粤、江右五大诗派的崛起，显然是按不同的地域分类的，变相突出了这些诗派的地域性特征。
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鉴于这些诗派作者成长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相对于明初诗人共处的大文化背景，地方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以及诗学承受等各有差异而以地域分野为基础的小文化背景，对各诗派独特性的形成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158]
这种以地域分野为基础的所谓小文化背景，实际上也即牵涉在地理意义上指向积淀与空间的特定构成。
从有明一代诗学领域观之，尽管一些突入中心文坛的文学流派及诗人群体成为执掌话语权力的强势力量，对引导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尤其是地域传统对各派及各家产生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不妨以闽、吴两地为例。明初闽人高棅曾对他编选唐诗专集《唐诗品汇》的缘起作过交代，该编《凡例》所载他和“闽中十子”之冠林鸿“论诗”的经历人所熟知，其曰：
“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
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
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辩，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159]
这段记载显示，高棅认同林鸿取法盛唐之见及编选《唐诗品汇》，当直接受到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宗唐势力的感染，同时追踪并接受同为闽人严羽的诗学思想，表明他对本地特别自南宋以来形成的宗唐诗学传统的高度认可，地域意识俨然凸显其中。
而至晚明闽派诗人代表谢肇淛，其论诗虽已主要穿梭于七子、公安、竟陵诸派之间，有意折衷而调和之，然闽中诗学传统对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泯。
如他从严羽那里吸取了“悟”这一用以调和诸派之说的重要观点，以为“诗之难言也”，“要之，仪卿之所谓悟者近是”[160]。
这仍不失为其接受地域诗学传统的一个标志。[161]相较于闽中以宗唐为主的地域传统，吴中的诗学更像是一种混合类型，或宗唐或主宋，或唐宋并举，包容性较强。
以活跃于明前中期吴中文坛诸士为例，都穆《南濠诗话》曾说：
“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
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卷石耳。”[162]
所言大有为宋诗辩护之意，也印证了曾跟随都穆习诗的文徵明对都氏“雅意于宋”[163]的评价。
但这并不足以证明都穆仅仅专注于宋诗，如他对李梦阳诗“取材汉魏，而音节法乎盛唐”就颇多称赞，以为“命意遣词，高妙绝俗，识者以为非今之诗也”[164]。
这也间接说明他对唐诗的重视，特别是对诗宗盛唐的认可。再追踪都穆的习诗经历，他少时学诗于沈周，[165]而沈氏于诗兼法唐宋，“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166]，所以人称其“不专仿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学”[167]。对从学者的都穆而言，沈周的取法态度多少会影响到他的学诗经历。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他既抬举宋诗又不废唐音的其中一个原因。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徵明身上，他自称少时学诗即从陆游入门，[168]接触的是宋诗，又质疑俗尚“言诗皆曰盛唐”[169]。
尽管如此，他又接受唐诗，“诗兼法唐、宋，而以温厚和平为主”[170]，“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苏端明诸公”[171]。
故而，说文徵明于唐宋诗兼而取之，或许更符合他的诗学立场。相较于以上诸人，祝允明的态度迥然不同，他的总体倾向是宗唐，指出“诗之美善，尽于昔人，止乎唐矣”，“洋洋唐声，独立宇宙，无能间然，诗道之能事毕矣”[172]，可见其对唐诗的倾心。
这和他激烈的反宋诗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吴中诗学的这种混合特征，实际上也体现了士人诗学观念的驳杂，[173]这应当与该地区相对深厚而开放的人文环境有关。
以上对于明代诗学思想总体特征的考察，只是择其要而言之，若进一步细究，应当还能够梳理出若*线索，限于篇幅，在此不再铺展。
鉴于有明一代历史跨度较大，文学流派或诗人群体众多，诗家或论家层出，诗学文献丰厚，诗学思想系统因此显得非常庞杂，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本书在针对这一领域开展系统和深细研究方面，还只是做了若干尝试性的工作，对于笔者而言，这不过意味着此项研究暂时告一段落，未来尚有涉及明代诗学思想领域的其他研究工作需要去开展，因此确切地说，已完成的相关研究还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而并不代表工作的终点。
与此同时，也期冀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能够廓清明代诗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基本线索，尤其是在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点和面上拓展和深化有关的考察，以更加全面、深入、清晰地揭橥明代诗学思想的演进轨迹。
（全文终）
《前后七子研究》 郑利华 著
注 释：
[108]《小草斋诗话》卷一《内篇》，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4册，第3500页，齐鲁书社2005 版。
[109]《方司理闽中草序》，《小草斋文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天启刻本，集部第175册。[110]《小草斋诗话》卷一《内篇》，《全明诗话》，第4册，第3502页。[111]《王澹翁墙东集序》，《小草斋文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5册。
[112]《答李子髯》其二，《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上册，第81页。
[113]《张幼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上册，第501页。
[114]《重与李本宁论诗书》，《小草斋文集》卷二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
[115]以上见《小草斋诗话》卷一《内篇》，《全明诗话》，第4册，第3502页至3503页。
[116]《余仪古诗序》，《小草斋文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5册。
[117]《诗镜总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1册。
[118]《唐诗镜》卷四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1册。。[119]《诗镜总论》。
[120]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三十。
[121]《诸大家时文序》，《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册，第184页。
[122]《张幼于》，《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上册，第501页。
[123]《叙梅子马王程稿》，《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中册，第699页。[124]《冯琢庵师》，《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中册，第781页。[125]《珂雪斋集》卷十，上册，第465页。
[126]（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06页。
[127]《解脱集序》，《珂雪斋集》卷九，上册，第452页。
[128]《蔡不瑕诗序》，《珂雪斋集》卷十，上册，第458页。
[129]《答夏濮山》，《珂雪斋集》卷二十五，下册，第1097页。
[130]陈国球先生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如他《明代复古诗论的文学史意识》一文，集中总结了明代复古诗论中文学史（诗史）意识萌芽以至发展经历的几个阶段，即“因提倡学古而留意诗歌传统”、“对古代诗歌传统作深广的探究”、“整理分析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认识以文学史眼光看诗歌传统的意义”，并认为“其中第三个阶段可说是文学史编写的实际行动，而最后一个阶段更是对诗歌历时研（diachronicstndy）的方法及其意义的省察了”，《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2期。
[131]马得华《唐诗品汇叙》，《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2页，影印明汪宗尼校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32]《凡例》，《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14页。
[133]参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197页至1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
[134]《诗薮·续编》卷一《国朝上·洪永、成弘》，第341页。
[135]《诗薮·外编》卷二《六朝》，第138页。
[136]《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五言》，第28页。
[137]《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五言》，第32页。
[138]参见陈国球《胡应麟诗论研究》，第19页至77页；王明辉《试论〈诗薮〉体例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阴山学刊》2004年第6期。[139]《沧浪诗话校释·诗辨》，第26页。
[140]《重刻唐音序》，《俨山集》卷三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
[141]《缶音序》，《空同先生集》卷五十一。
[142]《杜诗批注后序》，《鸟鼠山人小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集部第62册。[143]《祝子罪知录》卷九，《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第1122册。[144]《学坏于宋论》，《祝氏集略》卷十，明嘉靖刻本。
[145]《祝子罪知录》卷九。
[146]《海叟集序》，《大复集》卷三十二。
[147]《明月篇》诗序，《大复集》卷十四。
[148]《张助甫》，《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
[149]如《艺苑巵言》论及杜诗各体，即间杂责数之辞，五言排律：“少陵强力宏蓄，开阖排荡，然不无利钝。”七言排律：“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合璧犹可，贯珠益艰。”《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就连杜甫最擅长的七言律诗，也被认为间有不足，诸篇或“结亦微弱”，或“首尾匀称，斤两不足”，或“秾丽沉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微乖耳”（以上见《艺苑巵言四》，《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
[150]《诗薮·续编》卷一《国朝上·洪永、成弘》，第341页。
[151]《诗薮序》，《太函集》卷二十五。
[152]《诗薮·续编》卷一《国朝上·洪永、成弘》，第345页至346页。[153]《诗薮·续编》卷二《国朝下·正德、嘉靖》，第352页。
[154]《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二，第395页至396页。
[155]参见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第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6]参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57]《诗薮·续编》卷一《国朝上·洪永、成弘》，第342页。
[158]参见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159]《唐诗品汇》卷首，上册，第14页。
[160]《小草斋诗话》卷一《内篇》，《全明诗话》，第4册，第3503页。[161]关于谢肇淛诗论与地域传统的关系，可参见孙文秀《谢肇淛诗论与地域关系浅析》，《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62]《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44页。
[163]以上见文徵明《南濠居士诗话序》，《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41页。
[164]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卷二“李户部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刻本，第922册。[165]《南濠诗话》：“沈先生启南，以诗豪名海内，而其咏物尤妙。予少尝学诗先生，记其数联……皆清新雄健，不拘拘题目，而亦不离乎题目，兹其所以为妙也。”（《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61页至1362页。）
[166]文徵明《沈先生行状》，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卷二十五，中册，第5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67]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上册，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8]《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衡山尝对余言：‘我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门，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声也。’此衡山自谦耳，每见先生题咏，妥贴稳顺，作诗者孰能及之？”（第23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9]文徵明《淮海朱先生墓志铭》：“（朱）尝曰：‘今之论文者皆曰秦、汉，然左氏不愈于班、马矣乎？上之六经，左氏又非其俪已。言诗皆曰盛唐，然楚*、魏、晋，不愈于唐人矣乎？上之《三百篇》，楚*、魏、晋又非其俪已。盖愈古而愈约，愈约而愈难。不反其约，而求为古，只见其难耳。’其言如此，盖卓乎其有所识矣。”（《文徵明集》（增订本）续辑卷下，下册，第1693页。）即视墓主宝应朱应辰质疑“今之论文者皆曰秦、汉”、“言诗皆曰盛唐”为有识之见。
[170]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增订本）附录二，下册，第1726页。
[171]王世贞《文先生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
[172]《祝子罪知录》卷九。
[173]参见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第142页。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明代诗学思想史》，2022，上海古籍出版社。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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