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者说】
作者：魏玮（译林出版社编辑）
从兰州往西，越过黄河，翻过乌鞘岭，就是连绵的祁连山麓，由东至西驻扎着中国西北边疆最强劲的四郡两关——凉州（今武威市）、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肃州以西过嘉峪关，过安西县（今瓜州），就到了甘肃的最西头敦煌。敦煌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是中亚、新疆连接中原的隘口，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这里曾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相继”的贸易驿站，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是唐诗宋词的风骨，也是宗教往来、文化交融的总枢。
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河西一线四郡两关的故事，一个关于少年与青春的故事，一个飞沙走石、重新发现边疆的故事，一个追溯民族精神根脉的故事——《敦煌本纪》，国内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鸿篇巨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十部提名作品之一，作者叶舟以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纪的生死传奇，讲述了河西走廊尘封千年的精神秘史。
“敦煌带给我不竭的写作动力”
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1966年，叶舟出生在兰州一条名叫“一只船”的街道，离兰州火车站不远，当时有众多的车马店，来来往往的过路人赶着骡马，川流不息，这些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无尽的远方就这样在叶舟心里种下无限遐想。少年时代的出走与奔跑其实是渴望远方的喂养，“到了大学我完全成了野孩子，各种逃票手段都用上，就往外跑，天南海北地跑。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我无意于写同质化的生活，诗歌要有个灵魂落脚的地方，于是我找到了沙漠戈壁，找到了雪山，找了河西走廊，在长路的尽头，我遇到了敦煌。”
敦煌鸣沙山驼队光明日报记者刘宇航摄
“我对‘敦煌’两个字有特殊的迷恋，它们的组合似是来自远方的回声。”大学毕业当语文教师，后来任报社新闻中心主任，叶舟游历的脚步从未止歇，出城三里，心花怒放，他对城市是毫无兴趣的，“我的朋友以画家、摄影家居多，他们经常要去采风，就问叶舟走不走，车上还空一个座位。走吧，我有时候身份证都不拿，也不带多少钱，蹭上就走了。”清代诗人黄景仁有一句诗，“为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来自西部边疆刚健硬朗的幽燕之气，逐渐沉淀为叶舟文学创作的底色。
从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开始，这些年来，他已陆续写出了《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等诸多篇章。“敦煌带给我不竭的写作动力，它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2000年的大年初一，叶舟独自一人徘徊在莫高窟下，宕泉河畔，也是在那一年，他将自己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写下的诗歌和散文结集出版了，名叫《大敦煌》。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种前期的储备和预热——“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我磕了头，秘密地发愿，将来一定要用一个大部头，用一部长篇小说，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她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既是地理敦煌，也是文学敦煌
敦煌，伫立于历史的风沙中，也伫立于漫长岁月世人对它的不同解读里。在叶舟看来，生命的姿态便是写作的姿态，这与一个人的气象、认知有关。阅读《敦煌本纪》，读者能够感受到叶舟的另辟蹊径，“敦煌土地上的父老百姓是如何生息的，她的来路与归途，她的今生与前世，这才是我需要用作品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敦煌，既是读者熟悉的那个地理敦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敦煌。
我们经常一想到莫高窟，一想到敦煌，就想到那些衣袂飘飘的飞天，想到菩萨，想到佛像，想到天远地偏的文化遗址。但是叶舟一直有一个疑问，“那些莲花藻井上的仙女，那些佛像，那些窟子是谁造的呢？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户人家一定是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坎，要去供养，去求神保佑。还有，黄家窟子，赵家窟子之间有什么关联？我想知道大地上敦煌百姓的生活，想闻到人间烟火气，听到鸡犬相闻的声音、夫妻吵架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上卷完成时叶舟并没有想到“敦煌本纪”这个词，当时拟定的书名是“圣敦煌”，而“圣”这个词来自西方，譬如“圣殿”“圣堂”……“后来有一天灵感突发，查资料的时候，从书架上拿下《史记》，我一看‘本纪’二字，就知道敦煌和它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词的组合令我战栗……”
《敦煌本纪》在叶舟心里酝酿发酵了16年，实际写作两年有余，成就了这部109万字的浩荡之书，“写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是一个冒险。因为对一个作者的年龄、经验、体力、认知、美学、伦理、立场等等都有要求，当然还要求有大把的时间。缺哪一方面，这个长篇小说都会塌下来。而且你还要撇开研究者的角度，要规避学术理论的规范、逻辑。历史是沉甸甸的，像一块砖一样，而文学一定是飘升起来的，它建构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你要重新拓出一条道路来，要找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讲一个崭新的故事。”
《敦煌本纪》的故事发生于1910年至1938年。1910年，清宣统二年，中原大厦将倾，次年就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恰恰在这个最激荡、民族命运最叵测的时代当中，河西走廊却是一片沉寂，闭锁一隅，百业凋零，无人问津。“我在民国年间的一份报章上查到，几位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写道‘大好河山竟成一片修罗之场，岂不知西北边疆，蕴藏中国的未来’”。
《敦煌本纪》叶舟著译林出版社
叶舟在小说里“发明”了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这是一个世俗的乡土社会，“史书上只留下了一句话，说敦煌历史上有过一座沙州城，到唐朝时期，老的沙州城已经不复存在，直到雍正三年，皇帝重启塞坊，允许同新疆经商，又从甘肃各地迁徙了2900多户老百姓，驻扎在敦煌。小说里的沙州城就是我在史实基础上构建的。”他在沙州城外安置下了23坊，“天水坊”“陇西坊”“平凉坊”……他们与沙州城形成一个生态，《敦煌本纪》的故事空间随着主要人物寻路、开路、拓路的历程，又延伸至整个河西走廊，远到新疆哈密、祁连山麓、乌鞘岭，近到一条巷道、一间店铺，点面俱到，纵横交错，组建一个虚实结合、具体可感的空间框架。官吏乡绅、贩夫走卒、妇孺老幼、三教九流穿梭其间，他们过浴佛节，吃胡锅子，讲敦煌话，唱秦腔戏……上百位人物，组成了传统中国热辣辣的乡土社会；每个人物身上，都是活生生的西部精神。
读懂敦煌，意在将来
叶舟用文学的力量，“发明”了一座全新的敦煌，在文学的虚构与真实之间，叶舟的理解是，“我用最真实的材料搭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超越虚构必然产生更高的真实，那就是故事的立场，它的道德伦理、美学气象、现实关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指向现在，指向此时此刻”。
《敦煌本纪》的百万言故事实则微缩了河西走廊从秦汉走向近代的历史。那些光耀史册的英雄和寂寂无名的人们，都幻化成了书中的芸芸众生。书中浓墨重彩的，是一群精良纯明的少年，他们是古老敦煌土地上的新生力量，走南闯北，结社邑义，犹如刚刚打制出来的刀子，在历经淬火和风霜之后，誓要在沉疴累累的河西“锈带”上拓出一条生路，他们就像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秦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刘彻、班超、卫青、霍去病……叶舟笔下少年的命运，就是河西走廊的命运。焰火喷涌的秦汉之后，是燃情的大唐，是臃肿的明清，那么相对应地，少年将何去何从，河西走廊将走向何方？叶舟说：“我想中国文化一定有它最原初的精神性的东西，那种韧性、少年时代的可爱，不在都市，一定在边疆，它是原生态的，是野蛮的，是赤裸裸放在天地之间的。我想我的使命就是重新发现边疆，那些美，那些少年的奔跑，少年的义无反顾。”
在评论家张莉看来：“《敦煌本纪》实在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惊喜，这是小说家叶舟历时经年之作，百万字书写的敦煌，雄浑辽阔，惊心动魄，那里埋藏着属于我们的西部精神，一种令人惊异的少年中国气。”《敦煌本纪》是叶舟“丝绸之路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对于后面两部的创作，叶舟说，“莫高窟矗立在茫茫戈壁，它总有一天会消逝，但文化的莫高窟、文化的河西走廊要百世流芳下去。经此一役，我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收获了不少的经验——森严的写作纪律，对美的实践与追求，百姓的立场，这一片土地的温度和恩义，生而为人的操守，语言的正派及肃穆……我浣洗一新，获得了某种底气，留给将来的写作吧”。
不懂中国西部，便不懂中国。《敦煌本纪》看似在讲述“敦煌故事”，其实也在讲述“中国故事”——通过一部厚重的，具有中国筋骨、中国腔调、中国美学和中国气象的史诗作品，来追寻民族的文化源头和精神本色，想必这也是叶舟为其小说冠以“本纪”的用意。在评论家汪政看来，要真正领悟一个地方的历史，以文化的方式参透一个地方的古今，必须通过阅读，阅读《敦煌本纪》，最能理解河西走廊这一脉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意义。读懂敦煌，意在将来。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7日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