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尚方镜 尚方斩马剑 朱云折槛 虎符 丹书铁券
在旧小说或戏曲中，常常有这么一个套路：某当道奸臣要谋害好人，到了事情的节骨眼上来了个“八贤王”或“并肩王”之类的人物，手持先王御赐的尚方宝剑，所谓“上斩昏君，下斩佞臣”，遂将奸人先斩后奏，忠良冤情得以昭雪，最后皆大欢喜。在“权大于法”的封建社会，文学作品中尚方宝剑是最高明的道具，它往往掌握在平日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元老贵族手中，理想化地被赋予高于君权、法权的神圣性，成为冥冥中最高主宰的化身，是平民百姓对公平正义的一种精神寄托。那么，除了文学艺术作品，现实中是否真正存在尚方宝剑呢？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承德举行的全国挖掘整理成果展览会上，河南展出了一把“尚方宝剑”，上面有“救赐兵部尚书”“先斩后奏”的金字，由此以实物证明了历史上确有“尚方宝剑”，而并非文艺作品的凭空杜撰。那么“尚方宝剑”的名字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尚方宝剑尚方制
“尚方”本是古代制办和掌管宫廷饮食器物的官署，皇帝的御用宝剑便由此机构锻造，故名“尚方宝剑”。秦朝时设置的“尚方”属少府管辖。“少府”是古时的九卿之一，其职责基本是管理制造皇室一切生活起居的所需品，清代划归内务府，故一般以少府为内务府大臣之别称。
秦、汉少府所属有尚方令及尚方丞，令秩六百石，掌造皇帝御用刀剑等珍贵器物。唐人杜佑的《通典》中说汉末分为中、左、右三尚方署。而出土文物表明，汉武帝时已有中尚方，所造多钟、鼎、壶等用器，汉宣帝初已有右尚方，由此可见三尚方之分最晚始于武帝时。魏、西晋沿袭前代设置，而东晋仅置一尚方。南朝宋、齐有左、右尚方，各设令、丞属官，除却皇室用品，还建造军器。梁分左、中、右三尚方署。北朝魏孝文帝改少府为太府。北齐因循，三尚方均隶属太府寺。隋炀帝分设太府寺和少府监，三尚方署（隋改“中”称“内”）又属少府。唐沿用隋朝制度，改称“尚署”，三署令均从七品下，设有辅官丞。唐时对三尚方署有明确分工的记载：“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饰之制，并制造赐给百官的鱼袋；左尚署掌供扇伞车辇等；右尚署供十二闲（厩）马之辔。”唐以后，金少府监亦有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车舆、床榻、鞍辔、伞扇等物。元则削减为中尚监，明朝始废。后“尚方”成为为宫廷制办和掌管饮食器物之官署、部门的泛称。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马贞解释说：工官就是尚方署的工匠，所作物品归属尚方，因此叫做工官尚方。尚方署工匠的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其工作量之繁重大大超过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隋朝的高劢在《请伐陈表》提到：“尚方役徒，积骸千数。”（《隋书?高劢传》）唐司空图《容城侯传》亦道：“其先因秦时调发诣尚方输作，世苦之。”然而，这些地位低下的工匠却是民间艺术家，在特权阶级高压统治下，创造出难以计数的珍贵器玩，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饴饧》：“饴饧人巧千方，以供甘旨，不可枚述。惟尚方用者名‘一窝丝’，或流传后代，不可知也。”清吴伟业《织妇词》：“少时织绮贡尚方，官家曾给千金直。”在现在的交易品市场上，也时见汉朝尚方造的“尚方镜”，做工精细，造型古雅，价格不菲。
《汉书?朱云传》记载了一个故事：西汉名臣朱云有一次当着满朝公卿对汉成帝说，如今的大臣只白白享受俸禄，却不能匡君安民，“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朱云说的佞臣是当朝丞相、安昌侯张禹。张禹也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备受宠信，因此成帝龙颜大怒，命御史将朱云绑下。朱云紧抱殿前栏杆，据理力争，以至于拉扯间折断栏杆。左将军辛庆忌为朱云求情，才使他幸免一死。这就是有名的“朱云折槛”，成为后世直臣诤谏的事典，也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御赐尚方剑的先例。另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权臣彭宠和“大树将军”冯异都曾被赐予尚方宝剑。
众所周知，“四大发明”中纸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史载他也曾经监造过尚方宝剑。《后汉...
尚方宝剑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权政治的产物，是皇权至上的象征。明刘基（字伯温）《赠周宗道六十四韵》诗曰：“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这种法律思想和作为法律施行主体的刑具，实则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是统治者个人权力的扩大。然而到了民间，在很多文艺作品中，人们却对它进行了浪漫的加工，使之成为贤臣良将所执有的伸张正义的工具，这一方面是对公正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皇权的畏惧心态。
丹书铁券免死牌
元朝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第四折中，窦娥哭诉道：“枉自有势剑金牌，把俺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怎脱离无边苦海。”这里的“势剑”是尚方宝剑的别称，金牌即指免死金牌。所谓“免死金牌”是民间称谓，官方的称呼应唤作“丹书铁券”或“丹书铁契”，它同御赐尚方宝剑一样，是皇帝奖励给功臣、近臣带有盟约性质的信物，功用在其民间称呼中即已揭晓——被赏赐的臣下可以凭此得到死罪的赦免。
考铁券制度历史，多认为脱胎于战国时期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的铜节。流传下来的战国铜虎节为伏虎形状，上刻“韩将信节”等十字的阴刻铭文。虎节还有个更为人熟悉的名称——虎符，乃是战国时期将领发兵过关的凭证。为取信和防止假冒，虎符分为左右两半，左侧半边交给带兵统帅，右侧半边由国君亲自保存。若遇战争或军事行动，国君便差遣信使将自己的一半拿给统帅，使得两符接榫完整，统帅方有权力调动军队。《史记》中有一篇文章《信陵君窃符救赵》，讲的就是魏公子信陵君恳请如姬夫人窃得虎符，调动八万魏军解了赵国之围的典故。郭沫若还曾以此为本创作了著名的五幕话剧，即名《虎符》。除了用在军事领域中的“虎节”，铜节还有与民生相关的舟节、车节等。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错金铜舟节”，是战国时楚怀王发给鄂地（今湖北鄂城县）君主启的免税凭证。铜节作剖开的竹节形，上有错金篆书的铭文165字，记载了公元前323年发此舟节的过程，并详细说明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以及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
“丹书铁契”这一称谓和形式最早见于汉朝。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建立汉朝后，为巩固统治拉拢人心，遂颁给功臣“丹书铁契”作为褒奖，“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顾名思义，“丹书铁契”是用朱砂写在铁板上的文契，其构造与铜节一脉相承，仍将一个整体剖作两半，君臣各执一半。但当时“丹书铁契”还未具有免死免责的功用，仅作为封赏信任的凭证并用以表德，与今日的勋章很相似。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丹书铁契始具有了“免死金牌”的意味。北魏孝文帝颁发给宗室近臣的铁券已然是作为防身护家之用，西魏还密赐铁券予欲归附者，作为投诚后享有特权的保证，并可世相传袭。至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皇帝颁发铁券则更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功勋、中兴功臣、少数民族首领皆赏赐铁券，甚至宠臣、宦官也有颁发的事例。在其制作工艺与称谓上，梁朝用银填字，因名“银券”，隋唐时改用金填字，所以又名“金券”或“金书铁券”，而铁券可以由臣子世代相传，故也称为“世券”。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曾描述过铁券其形如圆筒瓦状，而从现存最早的铁券看来，至唐后期圆筒瓦形已变作覆瓦形。至宋元明时期，铁券的赏赐制度趋于完备，明代起对整套流程已有明文规定，朝廷根据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为七个等级，铁券各依品级颁发，不得逾越。铁券上镌刻的内容一般为四个方面：一是赐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封邑；二是受赐者的功绩勋业、对朝廷的贡献；三是皇帝授予受赐者的特权；四是皇帝的誓言，允诺受赐者及其后代享有前述特权云云。值得一提的是，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铁券的券文有两种差别：其一是谋逆不赦，只宥其他死罪；其二是免死的次数趋少，且子孙不免死。由此可见，明代的统治者更加注重铁券的实用功效。
目前铁券传世的极为稀少，仅有四例，其中最早也最珍贵的，当属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公元896年唐昭宗为嘉奖吴越王钱镠讨伐董昌有功而赏赐的“金书铁券”。该铁券形如覆瓦，纵长29.8厘米，横宽52厘米，厚2.41厘米，重约132两，上嵌350个金字，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工整，金字多有剥落。铁券所书内容主要是钱镠征讨董昌的功绩，并授予“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特权。除去此例，其余三块现存铁券均为明朝所留，分别是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件——明宪宗于成化五年（1469年）在敕封朱永为抚宁侯时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封他为保国公时颁赐的金书铁券，以及青海博物馆收藏的天顺二年（1458年）明英宗敕封李永为高阳伯时颁赐的金书铁券。
当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
读者阅至此处，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尚方宝剑遇到免死金牌，究竟哪个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类似于“最利的矛与最硬的盾”之争着实有趣，可惜历史文献中并没有为我们留下明确的解答。我们不妨自行推测一下，御赐“尚方宝剑”有皇帝亲临的意味，可以先斩后奏，然而“免死金牌”——也就是丹书铁券，却也可免皇帝判下的死罪，由此看来第一回合是丹书铁券胜出了，但是大多数的铁券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而尚方宝剑却可无限次使用，那么僵持下去，是不是尚方宝剑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呢？当然，这种推测不过是个笑谈，所谓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皆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最终解释权必然归皇帝所有，结局也只能是“君要臣死臣即死，君要臣活臣便活”了。
在小说《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有段别有意味的对话。柴进说：“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的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接着说：“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其后若不是梁山好汉前来搭救，柴进早身死枯井之中了。虽然这是小说家言，并不一定作得准，然而我们也可以看看正史中的事例。后唐庄宗李存勖曾赐李继麟、郭崇韬和李嗣源三人铁券，结果是三人均遭猜忌排挤，甚至冤死殒命。李继麟本名朱友谦，巨盗出身，归附李存勖后赐名李继麟，起始深得宠幸，两个儿子都被封节度使，后来得罪庄宗身边伶人，被构陷谋反，庄宗信之，便诛了他九族，竟连他部将史武等七人也一并被牵连族诛。郭崇韬是为后唐立下赫赫战绩的大将，在平灭后梁过程中居于首功，因此被颁铁券奖励。虽然他又几乎凭一己之力攻下后蜀，却也因此遭到李存勖的猜忌，加之在宦官的挑拨下与李存勖之子李继岌不和，又因为人粗鲁而犯下一些小过失，最后惨死在乱锤之下，几个儿子也先后被*。李嗣源为三人中结局较好的一个，他年轻时因骁勇善战被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收为养子，并辅佐庄宗李存勖建立后唐。李嗣源的晋军主力率先攻破梁都汴京后，李存勖曾拉着他的衣服说：“我的天下都是你血战得来的，以后我们一起治理。”其得宠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李存勖做了皇帝之后，一改往日英明决断，变得昏庸无能，他开始重用伶人太监，搞得后唐乌烟瘴气，对“功高盖主”的李嗣源也起了猜疑之心，派人暗中监视李嗣源的起居。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年），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士兵因不满庄宗的昏庸而发生哗变，李嗣源奉旨前去镇压，没想到他自己的部下也参与到兵变之中，要拥戴他在北称帝。李嗣源一方面有感于庄宗的无义，另一方面在女婿石敬瑭的劝诱下，于是自立为王，在庄宗李存勖为伶人所*后继承后唐大统，史称“后唐明宗”。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后唐才有，明朝的开国功臣李善长一度位居群臣之首，官拜右相国，朱元璋钦赐丹书铁券，最后却仍难逃惨死的厄运，妻女弟侄70余人也都做了刀下冤魂。
从上面的事例不难看出，赏赐丹书铁券是皇帝对人心的收买，功臣也需要它作为一种肯定，可以说是稳定皇帝与臣子间关系的制衡之举。然而位居权力顶层的帝王面对着一个矛盾：既要倚重大臣们治理国家，又要对他们时时加以提防。反观那些大臣们也有着同样的矛盾：既想建立功业有所作为，又深恐“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遭到皇帝的猜忌。“丹书铁券”制度的确立多少使这几对矛盾在表面上得以缓冲，却未能撼动矛盾本源，大臣们得到铁券受皇帝宠信，难保不招人妒忌，正所谓“树大招风”，立于风口浪尖之上其性命危险则更甚于凡人了，而一旦大臣恃宠而骄，更要为日后埋下祸患。譬如，当年弥子瑕见宠于卫灵公之时，私驾国君车子探望母病，本应罪以刖刑，却被灵公赞为“孝子”，把吃剩下的桃子留给灵公，亦令其发出“爱我哉”的感叹。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卫灵公便问难他：“你曾私自驾我的车子，还给我吃你剩下的桃子！”之前宠爱的因由竟变作日后责难的口实了。在个人权力极度膨胀之下，法令法规都可以成为一纸空文，生*予夺无不要看皇帝的脸子行事，尚方宝剑和丹书铁券也真如文艺作品中的一样，仅是稍稍高明些的道具罢了。
链接：古人的名剑风流
中华武术被称为“国术”，博大精深，创造出的武器也种类繁多，常说的“十八般”只是概称而已。然而在诸多武器之中，唯有剑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冠绝群伦，号称“百兵之首”。
《释名》记载：“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其发明应用于商代，盛于春秋战国，后世屡经改易。出土的文物中，商代的剑为玉制，可以看出最初更多的是装饰之用。商代中期开始以铜为剑，沿袭至西周及春秋战国。当时的造剑工艺已经很高，春秋时越王勾践曾造过不少质量上乘的铜剑，其中流传至今的剑刃仍很锋利。汉代后铜剑渐被钢铁剑替代，并趋于定型，即剑身中有脊，两侧有刃，前有剑尖，中有剑首，后有茎，茎端设环处称镡，此外尚有剑鞘、剑穗等附属饰物。古时的剑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佩带的，只有具备一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佩剑。隋唐时佩剑盛行起来，不独武夫，甚至也被文人墨客视为饰物，大诗人李白便自称当年“仗剑去国”，常是剑不离身。剑因其所佩带的人身份尊崇，常与风流雅士为伴，加之后世道家以其为法器，因此它的地位高于侪辈，历史上传颂的名剑与掌故也是不胜枚举。
干将莫邪。广为人知的古代名剑干将莫邪，是以其锻造者名字命名的，《搜神记》记载了这个传说。干将是春秋时吴国人，曾为吴王造剑，后与其妻莫邪奉命为楚王锻剑，以自身之血祭炉，始成宝剑两把，一曰干将，一曰莫邪（也作镆铘）。干将将雌剑献与楚王，雄剑传给其子。楚王得知干将私匿宝剑便将其*害。后干将之子眉间尺长成，终于为父报仇。此一传说赞颂了剑工高超的技艺，宝剑的灵秀神采，统治者的残暴和少年的壮烈。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眉间尺》，对此进行了重新演绎。
湛卢。《辞海》载：“湛卢山位于福建北部松溪县境内，山高岭峻，四季雾凝，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处，遂以剑名山。”传说欧冶子为春秋时越国人，最著名的铸剑师，是莫邪的父亲。他曾应越王允常（勾践之父）之命，于湛卢山结庐铸剑，三年始成。此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刃，为当世五大名剑之首。传说湛卢后世曾辗转至唐朝名将薛礼（仁贵）之手，又为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所有，及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父子风波亭遇害后，湛卢剑亦不知所终。
钜阙。一作巨阙，刃长三尺有三，柄长七寸，刃宽约五寸，重约五斤，挥动时剑气纵横，亦为名匠欧冶子所铸，春秋五大名剑之一。传说钜阙剑初成时，越王勾践坐于露坛上，忽见宫中有一马车失控，横冲直奔，惊吓了宫中饲养的白鹿。于是越王勾践拔出钜阙一剑指向暴走的马车，未及剑身滑落，剑气却已将马车砍为两节，又将马车的碎片激飞得四散很远。勾践又以铜釜铁锅试剑，便如同切米糕一样轻松，因此称其“巨阙”。这段故事记录于《越绝外传?记宝剑》，是勾践对薛烛所言。薛烛为春秋时越人，也是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的年轻相剑师。
纯钧。纯钧亦是越王勾践的佩剑，《越绝外传?记宝剑》曾对其外观有精彩的描述，说它仿佛刚出水的芙蓉，文彩灿烂如天上斗列的星辰，光芒浑然如清水漫出池塘，剑刃锋锐如天工造化的巉岩，材质神幻如即将消融的冰凌。薛烛甚至说它比钜阙还要珍贵，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即便给骏马千匹、两处富庶之乡、两座有千户人家的大城市也不能换取，真可称得上价值连城了。
鱼肠。鱼肠剑是少数见于正史的宝剑之一，刺客专诸用其格*了吴王僚。《史记?刺客列传》载，吴国公子光想要*死父亲吴王僚自立为王，伍子胥向他推荐了勇士专诸。当日专诸将鱼肠宝剑暗藏于鱼腹之中，虽然天上出现了“长虹贯日”的异象，但吴王僚没有发觉，遂被专诸刺*，鱼肠剑也因之声名大噪。关于鱼肠剑的样式得名，一说其短小可入鱼腹，一说剑之纹理盘曲仿若鱼肠。
太阿。又作泰阿，是古代楚国的宝剑。《越绝外传?记宝剑》中楚王请欧冶子、干将、莫邪来西平堂溪铸成太阿名剑，“观其纹，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越绝书》中讲到楚王与智者风胡子论太阿，说它是把威道之剑。秦朝李斯《谏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由此看出，太阿后为秦始皇所有。太阿也是为数不多出现在正史中的宝剑，《汉书?梅福传》载：“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后人用成语“太阿倒持”比喻大权交给别人反受其害。《晋书?张华传》亦记载，西晋人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有紫气，后使人于丰城狱中掘地得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
隋刃。亦名浪剑，是南诏国最为著名的宝剑，又称“浪川剑”，因发源于“三浪诏”，即邓赕、浪穹、施浪三诏（今洱源邓川一带）故地而得名。剑身用毒药淬炼，相传伤人即死。南诏是唐朝时期西南部的奴隶制政权，国土大致为今日的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域，五代末期被段思平所灭，后建立大理政权。南诏国尚武，当时一般将士和普通民众大多佩带南诏剑，所谓“不问贵贱，剑不离身”。唐人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此处浪人指行踪不定之铸剑师，而非日本的失业武士。《旧唐书?德宗纪下》：“南诏献铎槊、浪人剑、吐蕃印八纽。”《新唐书?南诏传》：“隋刃，铸时以毒药并冶，取迎曜如星者，凡十年用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浪剑。”
除了上述种种，古代流传下来的宝剑有上百种之多。如王勃《滕王阁序》的“紫电青霜，王将军之琥库”中，“紫电青霜”即为古时的两把宝剑，还有《列子?汤问》中提到的含光、承影、宵练等，《越绝书》《吴越春秋》《古今刀剑录》《名剑记》等书中多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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