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穆天子传》引发的“昆仑-河首”考（中2）
《山海经》一书的产生及流传过程
今本《山海经》按照顺序为“五臧山经”五卷，“海外四经”四卷，“海内四经”四卷，“大荒四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五个部分，18卷。
１，《海外四经》由于所述山水方国具有相互连贯的方位交待，因此在全书所有部分之中称得上最为准确与可信。其反映的时代包含“羿*凿齿”即考古学上龙山文化吞灭大汶口文化的公元前2500年，亦有炎帝九世孙夸父，亦提及可能与炎帝黄帝蚩尤同时期（据《逸周书 尝麦解》）的少昊，主体为夏初即禹和启时代，终于夏启。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海外四经》是对夏朝初年“海外”古地图的描述，也有一些对之前历史时期比如龙山文化时代的追述。
“海外南经”末尾“狄山”一节有一句“吁咽、文王皆葬其所”的可疑之语，历来注释家认为此“文王”即指周文王进而认为荒诞不经。笔者认同袁珂等人吁咽当为“大荒南经”南方神名“因（乎）”的说法；并且认为文王当为曾经统治过该地的商代人方、周代郯、徐、越、楚等古国的某一国君，或为后来汉代校书时混入此一句。似不应因为仅此一句含混可疑之语，怀疑整个体例严整的“海外四经”。
因而可以认为，夏代初期，带有地名甚至大事标注的“山海图”出现。鉴于考古发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即有陶文、骨刻文字大量出现，所以龙山文化时期以及夏朝有文字甚至不止一种文字，是可以肯定的。而刘歆《上<山海经>表》说其书为大禹治水之后益等所著，也不是空穴来风。“海外四经”之根据暂且称为“海外经图”在大禹“称帝”之后出现，或许就是益等所为。
至于今本《海外四经》的文字内容，就词汇语法等特点看，确应出于战国时代楚国作者，是其人在夏代流传下来的地图及标注即原有国名、地名、人名的基础上，看图说话、想象演绎的结果，我们不能完全信以为真，更不能因假疑真。
２，《大荒四经》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海外四经》的补充和扩充，但是没有相互关联的方位交待，与《海外四经》常出现“同地异名”的冲突。正如袁珂先生总结历代研究之后说，《大荒四经》与全书前文的《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所采用的“南西北东”的编排顺序不同，而采用与后代习惯一致的“东南西北”这个顺序。而且篇末也不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末尾有“建平四年”的校书款识，充分说明《大荒四经》确实属于未经刘歆校理而被郭璞称为“进在外”的一部分，因而时空顺序错乱。笔者认为其实今本《海外四经》“南西北东”的顺序也是刘歆编排错误的结果，根据原文只能是“东北西南”这个顺序，详见本书《海外南经》开头部分的论述。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以《海外四经》为主干，《大荒四经》仍为必不可少的补充与参照。
《大荒西经》称夏启为“夏后开”，历来注家包括袁珂先生皆认为是避汉景帝刘启之讳，看似合理，实则错误。因为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即其根据都是《竹书》称“夏后开”。我们知道，《竹书纪年》公元前295年随葬魏襄王，至公元281年出土，中间历时576年，恰好避开秦汉三国时代，晋人如郭璞即看到其书“夏后开”之语，可见是春秋晋人或战国魏人避“启”之讳，与汉人无关。而经过汉朝官方校理的“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均直呼“夏后启”，并未避讳，充分说明“荒经”不在校理范围内。汉人也不可能改开为启，故而《海外四经》夏后启为原文。而《荒经》讳称“夏后开”，可见出现时代在后。
而《大荒四经》反映的时代又分别向前向后都有所扩展。向前最早到了炎黄时代即公元前2900年左右（帝俊的时代暂时难以判断），倒与现代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结束之后龙山文化开始兴起的年份相合。下至夏代中期帝泄时期的殷族王亥之死，约为公元前1800年。最晚则到了《大荒西经》的“成汤伐夏桀”的夏商之际，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
为什么说炎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因为从大的概念上讲，仰韶文化（公元前4933—2923年）时代在先范围偏西，而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1900年）时代在后范围偏东。单纯从考古测年时间看，似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还有23年的缺环。实际上考古测年数据都有数十年的误差，所以在历史事实当中，这个缺环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代人及其所用之物先在仰韶时期，后在龙山时期。不是说仰韶文化的人与物全都消失殆尽，龙山文化的人与物从天而降。中间必然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重大变革与继承的过渡期。庙底沟二期就是仰韶文化发展转变为龙山文化的一个说明。因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前后相承又各具特色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传说综合分析，可以认为炎帝是仰韶文化式微的末任部落联盟*，黄帝是龙山文化兴起的首任部落联盟*。所以可以理解为，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当在公元前2900年之际，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而可以建立这样一个观念——炎帝代表了仰韶文化的结束，黄帝代表了龙山文化的兴起，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在考古学上就是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这个事实。
文献方面的证据也是有的，比如《山海经》关于夸父的内容。夸父为炎帝九世孙，其国在山东淄博一带，为众多黄帝后裔所封古国夹缝之中硕果仅存者，终被迫西迁至河南三门峡灵宝一带而遭应龙*害，其遇害真相又被“夸父逐日”的传说所掩盖。夸父为什么不远千里要迁往三门峡，原因就是这一带是其九世祖炎帝所居之地。《礼记 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周武王将上古诸帝王之后分封于这些地方一定事出有因，很可能说明这些地方是这些帝王的故乡、葬地或者发迹之地，总之与其关系最大。比如尧后被封于祝其即今连云港一带，正与《山海经》记录尧葬地在这一带相合。
当然记载与之有出入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史记 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哲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司马迁没有说明具体依据了哪些材料，历代注家也没有说明其出处。相比司马迁这里的陈述，笔者更倾向于上面《礼记》的说法，并且认为司马迁将黄帝和帝尧之后封地恰好混淆，应是——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这样就与《礼记》的说法一致了。炎帝神农氏之后封地在焦，应即《汉书 地理志》说的弘农焦城，即今河南三门峡灵宝一带，亦即夸父死所，附近至今仍有夸父山，即《山海经 中次六经》的“夸父之山”。这里考古发现了庙底沟遗址，而庙底沟二期文化恰好是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的证据。还有黄帝铸鼎原等参照。可见，该遗址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炎帝与黄帝实现权力交接之地，考古学上就是两个文化的过渡时代、三叠层的地层分布。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何从陕原越过华北平原太行山大部分地区，却又出现在河北张家口蔚县的三关遗址？笔者以为应与黄帝大有关系，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与“海外西经”的“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以及上文周武王褒封“黄帝之后于蓟”等文献记载相合。
３，“海内四经”的范围竟然比“海外四经”大很多，比如“海外四经”东南角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而“海内四经”的东南角则在“瓯”即今浙江温州及“闽”即今福建福州一带。这显然符合早小晚大的认知过程。就是时代越早，认知范围越小；时代越晚，认知范围就越大，这完全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
而且“海内四经”的瓯、闽、钜燕、大楚等名称，显然是战国七雄纷争之时代特色的反映。尤其是《海内东经》“会稽山在大楚南”一句，并非前人认为“楚”为“越”之误，笔者认为这恰好暴露了其创作时间。整本《山海经》并无作为国家以及地名的“越”，甚至连“越”这个字都没有，在有瓯、闽甚至番禺、桂林等“百越”地名的反衬之下，说明“海内四经”作于公元前306年楚灭越之后。既然称“大楚”、“钜燕”，可见又在秦灭楚、燕之前。根据当时楚国高官也是大诗人的屈原“天问”长诗的内容推测，屈原生前熟悉《山海经》的内容，故而又可以将其书写作时代推至公元前278年即屈原去世当年，该年秦白起拔楚郢都，楚国被迫亡迁至陈。此后楚国元气大伤、江河日下，人心惶惶已成惊弓之鸟，何能以“大楚”自诩？所以最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今本《山海经》绝大部分内容，应作于公元前306年至前278年这28年之间。
５，《五藏山经》言及范围亦极大，南到岭南，北至贝加尔湖一带，西到中亚的西天山西端，加之“银、铁、槖駞”等后起概念普遍出现，因而判断其创作时代也与《海内四经》相近。此前学者多认为《山经》既有方向又有里程应该最为可信，事实上，其方向和里程与实际情况出入颇大，无法与现实进行全面严格的对照。而《海经》里其它部分的那些神话色彩浓厚的内容，大多是战国人看图说话造成的误解误传，价值有限，读者不深究易受误导。
６，《海内经》开篇即言及朝鲜、天毒，加之提及贝加尔湖一带的“钉灵”，地理范围空前之大。除了解释“海内四经”相关内容之外，也与“大荒四经”、“山经”多有关联，偶尔也与“海外四经”相涉。对于远方异族的世系皆归于中原古代帝王显得荒诞不经，因而可知其创作时代最晚。
７，“古山海图”及《山海经》的流传过程大致如下，
据《吕氏春秋 先识》言“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出奔于商；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这些所谓夏、商之“图法”，当包括“山海图”，均经由当时官学以个人之力转移至新兴势力得以保存流传。商代继承流传，已经被近现代知名学者证实的殷墟卜辞中的四方风名及一些神祇，即来自“山海图”。又传至周，当在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乃至“周典”之列。据《国语 鲁语》及《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能辨防风氏之骨、肃慎之矢，可能与其适周问礼学习抄录“周典”中的“山海图”有关。孔子自周归鲁后不久，就发生了“王子朝携典奔楚”之大事，而子朝旋被周人弑于楚，在“周典”之列的《山海图》散落楚地。
战国时楚人根据其图及标注看图说话，编写出大量文字描述内容，也掺入一些传说神话甚至臆想成分。秦统一六国，楚国典籍尽入秦宫。秦始皇焚书不烧地图地理类书籍，秦末项羽入关中焚秦宫及其典藏，所幸刘邦军队先入咸阳秦宫，《山海图》及《山海经》当如《史记》所言在萧何从秦咸阳宫抢救出的“秦图书”之列，因而得以保留至汉。
根据《史记》、《汉书》及刘歆《上<山海经>表》的说法，汉代第一个熟悉《山海经》的人是汉景帝、武帝时期的齐人东方朔，其图其书当为民间流传者。司马迁有机会接触汉室所有典藏文献，然而对《山海经》并不重视。西汉末年的刘向熟读《山海经》并引发士大夫研究其书的风气。刘向、刘歆父子相承奉命整理简册散乱的古本竹书《山海经》，其校注文字在后代刊本中逐渐与原书内容相混，因而多见秦代郡县名称以及突兀内容等等秦汉痕迹。晋代郭璞曾作注，至东晋陶渊明仍然“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后经历代辗转流传，其图遗失，仅存其书，内容亦有亡佚亦有新增。今本配图多为后人又根据文字来想象绘制，纯粹是画蛇添足。
《山海经》里的“昆仑”系列概念
至于《山海经》里关于昆仑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大概除了指西北的昆仑之外，最初应指山东中部的泰沂山地，可能还有他指，但凡高峻连绵的大山，都被称为“昆仑”，与《尔雅》所说的“三成为昆仑丘”的概念基本一致，现将其书关于“昆仑”的内容罗列于下，并予以分析。
《西山经》：
1，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丕鸟）*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山䍃）崖……
2，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3，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
《北山经》：
4，“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 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按：袁珂《山海经校注》即如此断句，照此理解，似说河原即“河源”即同穆传之“河首”。而研究者而认为断句应为“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意思是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到达黄河拐弯的东北角，即黄河东北角向南拐弯的地方，是河套平原，河原指河套平原而非黄河源头。因为根据上下文，这里是“北山经”的内容，而昆仑及黄河源头是在“西山经”部分的，不可能在这里出现，所以说“河原”就是“河套平原”。】
《海外南经》：
5，岐舌国在其东，一曰在不死民东。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
6，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之。在昆仑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
《海外北经》：
7，禹湮洪水，*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
《海内西经》：
8，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9，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10，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海内北经》：
11，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12，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13，……一曰，状如人，昆仑虚北所有。
14，昆仑虚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海内东经》（应在《海内西经》）：
15，国在流沙中者（土享）端、玺㬇，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今按即夙沙）、居繇、月支之国。
16，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
17，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大荒西经》：
18，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山海经》“昆仑”系列概念示意图：
——以上有关“昆仑”系列概念的18条内容，
其中指西北高山的有，1、2、3、4、8、9、10、11、13、15、16、17、18；
其中指山东中部泰沂山地甚至泰山的有，5、6、7、12、14。
《山海经》中的“昆仑”、“昆仑虚”所指不一。“昆仑”最初指泰、鲁、沂、蒙四条山脉组成的山东中部的今泰沂山地，因为高峻广大，被称为“昆仑”。《尔雅》说“三成为昆仑丘”，就是说山势包括三段陡坡。后来西北地区的祁连山地甚至可能包括其它地区的某些形状类似的山地，在《山海经》其它部分也被称为“昆仑”。也就是说，《山海经》里的“昆仑”至少指两个，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青海、甘肃一带，可能还有另外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结合《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华北平原的成长》提供的4200年前海岸线及大陆轮廓，《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之，在昆仑虚东”。此“昆仑虚”指山东昆仑即泰沂山地当时独缺一块的地方，在今临沂以南直至鲁苏交界处一带，当时因为地势较低，海水侵入，形状四方。东南仅留一个岬角，即昆仑虚东的寿华之野，其东发现有临沭北沟头龙山文化遗址。而昆仑虚以西的“岐舌国”笔者认为应即临沂兰陵（苍山）境内的某龙山文化遗址。当时“昆仑虚”正是处在此二国之间的侵入昆仑（泰沂山地）的这片海域。
第一，“海外四经”即第5、6、7三条中的“昆仑”皆指山东泰沂山地。“海内北经”即第12、14两条，混入西北昆仑文中，这显然是汉代刘歆校书时候的错误编排导致的。而这两条内容的昆仑则特指泰山，因为“海外四经”都将众帝之台的方位表述为昆仑之北。而第12条说东北，比照方位可知此“昆仑”单指泰山。第14条其南既然有海滨红树林“氾林”，可知此“昆仑虚”亦指山东泰沂山地南部当时的古海湾。
第二，“山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部分的昆仑系列概念，都是指西北的高山。或为广义上的疏勒南山山脉，或为狭义上的山脉主峰海滨5808米的冈则吾结（团结峰）。
第三，“海外四经”与其他部分对比——
“昆仑”所指不同，前者在山东后者在西北。
“昆仑虚”所指亦不同，前者指山东昆仑南部的海域，后者与昆仑等系列概念完全等同。
第四，昆仑（之）丘，《山海经》与《穆天子传》所指不同。《山海经》中完全等同于昆仑等系列概念，《穆天子传》中为昆仑（祁连山原）的一个垭口。
《尚书·禹贡》中的河源与昆仑——
关于昆仑，除了《穆天子传》与《山海经》，相关的先秦文献有《尚书·禹贡》、《国语》、《竹书纪年》、《周礼·职方氏》、《逸周书·职方解》以及《庄子》、《吕氏春秋》等等，很多重要文献都有提及。其中《禹贡》因为《尚书》从汉代开始被尊为“书经”的缘故，地位自然尊崇，成为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渊薮，后为《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等等历史地理篇章著作所引，历代传承，成为中国古代地理观念的主体框架。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按：关于雍容州的这段内容顺序和前文其它各州都不一样。其它各州都是先交待区内名山大川这些地理要素，其次是少数民族分布，再次按照土壤类型、田地等级、赋税分摊、特产贡献、织物服饰、交通路线这样的顺序进行叙述。这里还有一个断句方面的问题，顾颉刚先生在中华书局版的《史记》里将“织皮昆仑”作为一断，这种做法影响颇大，同出的《汉书·地理志》同样也采用这个断句方法。后来很多版本的《史记》、《尚书》等涉及到这一节内容的，大都采用了这个断句方法。但是这个断句明显是有问题的。其实对照一下梁州一节的内容就可以肯定，作为一种特产贡献的“织皮”是一个独立的词汇，与前后都应该分开。】
《尚书 禹贡》九州图
所以雍州一节内容各句的顺序试调整为——
黑水西河惟雍州。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都野。弱水既西，三危既度，三苗大序。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织皮。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按：这样调整之后，和其它州就一致了。显然这一段的顺序是从东边的关中讲起，一直往西。原来一开头就提到最西边的弱水，紧接着又是东边的泾渭，缺乏中间过渡，显得顺序杂乱。故而将其调整到方位所在的西戎一句。“织皮”在梁州一节已经出现过，属于贡物的最后一种，雍州也同出此物，就是游牧民族穿著的皮毛及其织物，可以确定不是地名或者部族名称。】
字耕农还原的穆王西征路线图
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按：这里的弱水指今天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黑河（弱水），因能至于合黎（山）而没于流沙（今巴丹吉林沙漠）的，只能是这条河，没于今巴丹吉林沙漠以北中央戈壁以南的额济纳一带，即历史上一度称道的居延海。《禹贡》这里说的黑水不是当今这条黑河（弱水），而是流过敦煌三危山的党河，周汉唐宋时代皆在玉门关东北潴泽，战国时代水量或更大而西入所潴之泽或罗布泊这个“南海”。可见党河是雍州和梁州的西段界河，“黑水西河”是从西往东交待界河“党河——大通河”而已。“黑水西河”之间省略了分水岭“昆仑”而已，因为“河出昆仑东北隅”，“黑水出昆仑西北隅”（《西山经》、《海内西经》 ）；又承前省略了“华阴”，因为前文说梁州的边界有“华阳”，那么雍州自然就是“华阴”了。所以，总的来说雍州与梁州的分界线就是“黑水（党河）、昆仑（疏勒南山）、西河（大通河—湟水）、华（秦岭）”。】
因为当时认为大通河是黄河源头。从西周初年开始，“青藏高原进入了新冰川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世纪），较为严寒，有过几次大规模冰期。”详见中国地图出版社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2010年第3版74页 “青藏高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概括”一图。可以想见，当时古羌人活动较卜辞反映的殷商时代有所下降，中原华夏民族上青藏高原探险的难度加大，尤其是黄河正源的水量变小，在积石峡的阻滞之下，近乎湿地，而不像黄河的正源。这个情形在《穆天子传》中有明确的证据——“枝洔之中，积石之南河”。既然称为“南河”，可见不是河的正源主流，那么正源主流又指哪条河呢？显然就是想“西河”大通河——湟水。
关于黄河长江的源头，今天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问题，然而事实上都有一个极其曲折的过程。比如长江，直到宋代，才知道是金沙江。从《禹贡》、《山海经》以来直到唐朝，都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而不是金沙江。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大致有，古代科学落后，认识不足，难以深入青藏高原追本溯源一探究竟。再者确定江河正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古今地理环境还是有所变迁的，也许古人认为的正源，今天当作支流的河流，古代的水量就是最大的，可能长度并非最长的，因为古人没有办法到达每条来水的源头，只能就汇入江河处目测其水势大小，以水势最大者为正源。然而这种办法是简单直观的，古人只能如此。流量的大小要靠科学测量，而且年份、季节等因素都会影响流量，所以要苛求古人拿出一个准确的江河流量，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更遑论河流古今流量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刻舟求剑，以为汉唐人说的长江源头就是金沙江，以为先秦人说的黄河源头就是积石以上的玛曲。很明显，《禹贡》里提到的西南方向最远的山就是西倾山，这便是当时中原人地理认识的一个极限。
既然从《禹贡》、《山海经》，甚至直到明初宋濂写的《阅江楼记》，都认为江出岷山，就是说岷江是长江正源。通过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长江的源头在宋朝以前都被认为是岷江，宋朝已经有人认为是金沙江了，但并未形成通识，否则大学者宋濂何以还犯那个错误。
先秦的昆仑疏勒南山及其南渊哈拉湖
结合上面的地理气候资料，我们对于古人分不清主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当时青藏高原气温偏低，冰雪融水量少，发源于唐古拉山格拉丹东的长江流至宜宾，古人看到的，却是岷江水势大于金沙江。同样，发源于巴颜喀拉山雅拉达泽峰东麓的约古列宗曲和卡日曲蜿蜒流至兰州达川西古河嘴入黄河，古人看到的，却是大通河—湟水水势大于积石河道。后来到了《禹贡》写作的战国时代或者其反映的夏商时期，由于气候的变化，黄河正源水势变大而超过大通河—湟水，这个时候人们自然认为“导河积石”，而相应地把湟水—大通河叫“西河”。《穆天子传》则恰恰相反地把《禹贡》的“河”叫“积石之南河”，把《禹贡》的“西河”叫“河”。其实都没有错，只是因为世移时易，天地环境、河流水量都处在变化之中，后人不能简单认为一切都是一成不变，而自己非去刻舟求剑。
另有号称“周史记”（《汉书》语）、“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颜师古引刘向语）的《逸周书》。其中有关“昆仑”及《穆天子传》、《禹贡》、《山海经》等先秦地理文献中的西北地名或者部族的有关内容如下：
《逸周书·王会解》：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史林以尊耳，北唐戎以闾（似），渠叟以鼠勺 犬，楼烦以星施，……皆东向。北方台正东：……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名古黄之乘，数楚每牛，匈戎狡犬，皆北向。后附《伊尹朝献 商书》所谓“四方献令”：正西：崐崙、狗国……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氐、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駼騠、良弓为献。【集注】潘振云“昆仑，河源所出，在肃州西南。”
【按：潘振说的这个“肃州西南”没有里程，较大可能是指海拔5483米的今天叫做“大雪山”的山峰。此处有较晚出现的词汇“橐驼”，并非《穆天子传》书中所用的“牥牛”一词，据此可知《王会解》时代一定不会太早。其大背景是，从甲骨卜辞字形词义反映出殷商时代的动物学认识水平相当高，但是后来尤其是从《尔雅》开始，中国人的动物学开始变得糟糕甚至一塌糊涂。对骆驼的认识就是一个极佳例证。骆驼属于偶蹄目哺乳动物，从科学观念来说，与同为偶蹄目的牛更加接近类似，而与奇蹄目的马就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牛头不对马嘴了。《穆天子传》把骆驼称为“牥牛”才是更为科学的叫法，而后来称为“橐驼”、骆驼，字形上都是从牛部错误改为马部。】陈逢衡云：《墨子》云“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按：或谓南己为南巴。《王会解》对四方边地民族方国多有介绍，西戎尤多，与《穆天子传》多所不合，未知孰是。】《管子·轻重甲篇》：禺氏（月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墟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按：可见禺氏关乎和田白玉，昆仑之墟关乎河西走廊彩石。这里很明白，昆仑之墟与白玉无关，而是与璆琳琅玕这些彩石有关，也证明了其地另有他所，而不在和田。由“四方献令”可知，商汤时昆仑为西方朝贡之邦，其为部族的称号是显而易见的。可见昆仑作为地名亦作为部族名称。】
与《穆天子传》同出汲冢的《竹书纪年》，与“昆仑”相关的内容如下，
《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
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
《穆天子传》注引《开元占经》卷四，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 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跞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
《今本竹书纪年》：
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
西征，至于青鸟所解。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
可见穆王西征北征最远的一次，也就是《穆天子传》前四卷的内容说的是十七年这次远征，此前此后也有类似征讨，后世多将其混为一谈。比如《史记 周本纪》将十三、十四年间，“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这些事情放在了十七年的远征期间。
此“昆仑丘”即今祁连山大斗拔谷扁都口。先于西征四年前，穆王西征至阴山山脉黄河之滨的乌拉山（主峰大桦背山）一带，山的西麓、湖的东南岸应为河伯之都，即今之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