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四句云：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说的是往来的客人穿着貂鼠皮袄，听着美妙动听的音乐，喝的是驼蹄羹汤，南方运来的香橙数量极多，生活十分奢靡，展现了天宝盛世的歌舞声平。
其中“悲管逐清瑟”中的“悲”被注释为悲凉，说是暗示时代太平之下有动荡因素在积累。
这实际上是种望文生义。
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提到，“悲”在音乐上不是指悲哀，类似“好”，是一种美感。
的确如此，汉末魏晋六朝时期具有以悲为美的思潮，反映在音乐上就是崇尚悲苦之音。
正如嵇康在《琴赋》中说：“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悲管、悲弦”这些音乐上的表述延用到了唐代，就广泛代表了好听美妙的音乐。
汉末魏晋六朝指汉末建安（221年）至隋朝建国这360年的时期。
“以悲为美”指的是由悲带来的一种美感，认为在特殊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作品只有反映“悲”的内容，给人“悲”的感受，才是美的作品，才被广泛接受。
音乐比文学更接近人的感官，对美的反应比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更快，因此，以悲为美的审美潮流在音乐领域传播得更早、反映得更直接。
在文学上，动荡流离的时代给六朝带来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悲剧文学，文学作品多“悲凉”、“悲怨"之作，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著名文人没有广为人知的悲剧性的作品，以悲为美是六朝文坛的主流。
文人们不仅写一己悲欢，更扩大到为整个人类和宇宙进行思考；不仅反映个体生命的悲剧意识，更对人、生死、存在进行探寻。
从内容上来看，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内容：
1.感时伤乱之悲。
六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乱、争斗、动荡、流离，令士人们的灵魂非常痛苦，创作出大量的感时伤乱之作。
汉末献帝建安时期，“慷慨悲凉”是建安文学的底色和主流的正统。三曹、“建安七子”作为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诗人，多有表现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悲怨之作。
建安文学领军人物曹操，在《蒿里行》中有云：“白骨露于野，行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几句诗一直被看作是汉末社会的真实写照。
他的《苦寒行》、《薤露行》等有许多作品都是的忧世之作，《薤露》、《蒿里》原本都是曲调悲伤的挽歌，但却常在当时的宴会上演奏，人们愿意在悲音中寻找共鸣。
曹芳继位至司马氏篡权的正始时期，文人们继承了建安风骨, 也深化了建安文学的悲凄内容。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作了《咏怀诗》八十二首，嵇康著有《幽愤诗》，难以自保、“口不臧否人物”的他们，只能借诗中的忧时激愤之言，用隐晦曲折的意象，表达在危亡、衰乱之世中的幽愤恸哭和悲凉感慨。
西晋时期，“三张二陆两潘一左”这八位“太康八诗人”，虽然有些“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他们仍旧在咏叹世事的变换，发出愤世之音, 表达无法排遣的忧闷和悲苦之情。
金代文坛盟主元好问曾评价这一时期的诗人说：“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认为西晋诗坛仍旧继承了建安风骨，有壮怀之歌。
东晋时期偏安繁华的江左，游仙、山水、玄言诗兴起的背后，也有着文士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
到了南朝，宋代江淹的《恨赋》、《别赋》是以悲为美审美思潮的代表作。他不是像前代文人那样为一时一事的悲而感慨、吟唱，而是把生离死别、人生感恨作为专门的审美对象。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江淹的辞赋几乎篇篇咏唱着哀伤，用深沉的忧思和无尽的悲伤，呈现以悲为美的典型艺术境界。
南朝梁代的庚信经历了侯景之乱，在悲剧史诗《哀江南赋》中，以“危苦之辞”“悲哀为主”的创作目的，记录下“山岳崩颓”“春秋迭代”的人间灾难。
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总结建安以来这一个时期的文学为：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 抒写境遇之悲。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险恶的环境下的，文人在作品中自悲、自怜，抒发着不幸的际遇和悲哀的心情。
侍才傲物的曹植的把政治上的失意、处境上的危急、理想难酬的愤懑都写进了作品中，在《赠白马王彪》等作品中，他感叹“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人生就像朝露般短暂，生死无常。
“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王粲，本是贵公子孙，自小博闻强识，才高八斗，却也只能在乱世中随波飘零，他在《七哀诗》《登楼赋》等名作中发出去国怀乡之情和怀才不遇之叹。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在追思好友嵇康和吕安的《思旧赋》中，面对高压残酷的政治，隐晦地抒发内心的悲痛和对现实的不满。
太康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对难以跨越寒门的出身、难以实现的壮志感叹“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在遭受行刑前的《临终诗》中，血泪控诉了刘宋王朝对自己的迫害，咏叹“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感慨自己空有君子之志却未能终老山林。
鲍照在《拟古诗》中说“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书写了他的生活困顿，壮志难酬。
南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中，专门有“伤逝”一类，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痛哭伤怀的轶事，可见在当时宣泄悲哀之情是多么地普遍。
3. 咏叹人生之悲。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 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感情。 ”
宇宙无穷、盈虚有数、人生倏忽，六朝人对人生短暂的喟叹，不仅是对一已之悲欢，更是对人生的忧虑，对消逝的哀伤，以及对人生悲剧性的无奈。
纵是雄才大略的曹操，也在《短歌行》中高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西晋金谷诗会中，文人雅集，《金谷诗序》中直言作诗集会是因为“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远期”。
东晋名士的兰亭诗会，在山水赏会中感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因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第一次说出生命对于时间的无可奈何，金圣叹将他评为“古今第一情种”。
隐世的陶渊明在《换歌》中写有名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旷达之外，有种无处释怀的悲泣之感。
1.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背景。
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仅就大规模的战争而言，这时期就有董卓之乱、三国争权、八王之乱、侯景之乱、五胡乱华，且政治上始终高压不断。
特有的政治氛围、朝代更迭导致文人在生存面前多发悲音，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动荡、民族的灾难，生存的艰难，刺激着文人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使他们不仅吟咏个人际遇之悲，更记录下时代家国之痛。
2.文学走向自觉，抒发自我。
汉末以来的动荡，使统治秩序崩溃，社会结构变动，思想束缚瓦解，文学创作不再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再强调“温柔敦厚”。
文人们在摆脱礼教的同时，追求发扬显露、露才扬己，强调对个性的尊重，渴望内心自由，这使得魏晋文学迎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直抒胸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特色，表现真情的作品越来越多，也是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要素。文人不再压抑个性、含蓄表达，将时代悲音、内心哀苦淋漓抒发。
3.儒、道、玄佛思想的融合。
在思想领域,两汉经学的统治地位被魏晋玄学所取代，盛行于世的是道家的清静无为、崇仙厌世，和玄学的“虚无”、崇尚自然。
然而，那时又去汉未远，儒家“修齐治平”、经世治民的思想已经像DNA一样刻在文士的脉络里，就连因游仙诗而留名、道教徒的郭璞，他的思想根源仍是儒家精神，仍以儒家典范作为立身处世的标准。
牟宗三先生曾说：“魏晋文士唯显逸气而无所成，无所成而无所用，是为天地之弃才。”
可怜魏晋文士只能告别儒家理想，被迫躲进道家清静无为、崇仙厌世，成为不得已的“名士”。
他们对人世不公的怨愤、对人情的虚伪的不满、对现实苦难的逃避都在道玄佛思想中释放，在作品中抒写忧患与悲哀并重的内容。
4.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
汉末魏晋六朝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死亡是随时发生的事情，人的底线也一再崩溃。
生存环境的险恶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问，他们对宇宙和人生进行着深刻思考。人在世界里是无依无靠的，也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那人最终可以依靠的是什么？
所以，魏晋人对外探索宇宙奥秘，对个追寻个人存在。他们把对存在根源意义的思考反映在作品中，也给作品增加了“意悲而远”的意味。
5.文学理论上重视悲怨。
中国古典诗歌自诗*以来，就有“以悲为美"的传统风尚，屈原、贾谊、司马迁等，都有“发愤抒情”、反映悲怨的传统。
到了汉魏六朝时期，有关悲怨的文学理论更加丰富，并成为主流。
西晋诗坛代表人物陆机，明确提出“悲”是诗歌好坏的标准。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提出了“托诗以怨”说，肯定了文人表达内心的哀怨之情，强调优秀的作品必然要与悲怨之情相关联。以悲为美是钟嵘在《诗品》中品评诗歌的主要标准，只有真实抒发个人悲怨之情的才被他列入上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突出悲怨之旨，讲究“志思蓄愤”、“蚌病成珠”，突出悲怨之旨，强调悲怨之情是创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在这样一种文学理论的倡导下，文人悲美作品的创作得到极大催生。
三、“以悲为美”对后世文学产生的影响汉魏六朝的悲苦寥落之人，奏出了一首首凄侧心酸、动人心弦的至苦至悲之歌。
这不仅抒发了个人、反映了时代，也抬高了汉代文学创作的格调，在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上，展现了文学作品沉郁深刻的悲剧魅力。
“以悲为美”自六朝始作为一种完整的美学思想崛起，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作家秉承“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原则，创作出了忧国忧民的忧患之作。
而每当社会走向黑暗，人民面临厄运危时，总有正义之士抗起悲怨文学的大旗，大胆地抨击时政，揭发社会黑暗，抒发一腔悲愤。
另一方面，六朝的悲剧美学影响了后世的悲剧文学，许多作品继承了其中“看破红尘”，“一切皆空”的意味，像《桃花扇》、《红楼梦》等，都 表现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
总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正是有了汉末魏晋六朝“以悲为美”地真实描写社会黑暗、残酷，表现人们的不幸和哀泣，才凝铸成了美的瑰宝 , 成为中国文学永久的亮色，也赋予了悲剧强烈地感染人、振奋人的情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