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次南迁分别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唐代“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北宋末年“靖康之变”以后的南宋时期。
随着这三次大规模的南迁，中国的文化和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和经济繁荣，使得其商品经济已经超过北方，成为经济重心。同时，这也为宋代的四大发明等科技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
那么三次衣冠南渡是怎么造成的呢？
- 第一次衣冠南渡发生在公元317年，是因为五胡乱华时期的晋室南迁。
在西晋永嘉年间，北方的匈奴蛮族趁着晋朝内部发生皇室争权的八王之乱，三次进攻洛阳，最终在第三次袭击中攻破城池，俘获晋怀帝，并斩*了三万余名王公士族。这场祸乱被称为“永嘉之乱”。
在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再次分裂为多个政权，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北方世家大族受到威胁，他们支持宗亲司马睿成为领袖，并迁往南方的建康（即现今的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继承了西晋的大旗。这次南迁是中原政权和中原汉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据统计，当时南迁的人口数量达到了90多万，约占当时北方人口的1/8。
- 第二次衣冠南渡发生在唐朝时期。
在唐朝的时期，开元盛世曾经创造了繁荣和富裕的局面。然而，唐玄宗在统治晚期遭遇到了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人的叛乱，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时间为公元755年至762年。
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因为唐玄宗在开元十年时为了方便管理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这些节度使不仅掌握着一方的军事力量，还兼领行政、财政、土地大权。由于时间久了，这些节度使便逐渐形成了地方势力，成为了唐皇室最大的隐忧。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导致了大量的流民涌入了蜀地。在这场叛乱期间，唐朝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这场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公元755年，安禄山和史思明联合其唐朝的士兵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军队，共计约15万人，以清君侧和讨伐宰相杨国忠的名义在范阻地区（今天的北京和保定地区）发动叛乱。他们切断了黄河水路，并导致江淮地区的漕运中断。黄河流域作为唐朝粮食的主要来源失去了优势。不久，安禄山攻占了洛阳和长安。
面对安史大军的威胁，皇室成员们开始逃亡。当他们到达马嵬坡时，因饥饿和疲劳，六军将士爆发了兵变，*死了杨国忠等人。随着都城的失守，君王不得不逃亡，东都洛阳的宫殿和房屋被烧毁，只剩下极少数的建筑物幸存下来。这场名为安史之乱的叛乱进入了最高峰。
唐玄宗在遭遇安史之乱后，被迫离开都城长安，逃到四川一带寻求安全。这个时期被称为“明皇幸蜀”，而后来黄巢起义时的“停宗幸蜀”也发生在这一带。
随着唐玄宗的到来，大批北方人陆续迁入蜀地。据记载，长江流域增加的移民占据了当地户数的1/3。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衣冠南渡”事件。由于移民的涌入，蜀地的人口规模得到了大幅增加。同时，这些北方人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技术和习俗，丰富了蜀地的文化内涵。
然而，这场南迁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南方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导致北方地区的人口和资源流失，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唐玄宗的南巡和大量北方人的南迁，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这场南巡给蜀地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技术，但同时也削弱了唐朝的实力，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 第三次衣冠南渡发生在北宋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时期。然而，公元1127年，金国入侵南下，攻占了北宋的首都东京（今开封市），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以及三千多名皇族、官员和妃嫔，夺走了大量的财物。这一事件被称为“靖康之变”，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北宋政权的灭亡，徽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山东拥兵八万，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他前往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称帝为宋高宗，改元建炎。不久之后，他将都城迁至临安（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政权。
南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政治中心的南移，促进了第三次中国南北移民潮的发生，使得南方地区人口大幅增加。同时，南宋也开启了一个相对稳定、文化繁荣的时期。
在宋朝南迁前后，据统计有150万到200万北方人口迁移到南方，这导致南方出现了像杭州这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次南渡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标志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这一转移不仅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和文化走向。
- 经济重心的转移经历了多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从公元316年到589年，这一阶段南渡者将南方荒芜之地开发成了鱼米之乡。
在此之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发展地区，而晋元帝南渡后，大批中原的工匠和种田专家开始在江南地区开发，为今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永嘉之乱后，江南地区流传着一些谚语，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这反映了当时江南人民对自己的归属感和向往之情。虽然在南北朝时期，东晋政权并未在政治上取得什么成就，但经济却快速发展，文化也在一批士大夫的带领下出现了文学、绘画和书法的高峰，正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描绘的那样。
- 在公元762年至975年期间的第二阶段，由于漕运的发展，南北经济进入了一个平稳阶段。
在唐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发展到可以与北方相抗衡的程度，特别是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唐朝的漕粮征收重点也转向了长江流域。例如，在唐武德时期的90年间，每年通过长江运送的粮食只有20万石，但在唐高宗时期已经达到100万石，到了唐玄宗前期，长江流域的漕运量已经达到200多万石。
“安史之乱”后的第二次人口南迁，使得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南唐时期和吴越钱氏王朝时期，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开始逐渐超越黄河流域，成为领头羊。
- 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公元1127年到1279年，也被称为文化主导阶段。
在“靖康之变”之后，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使得长江流域成为华夏经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已经不可动摇。
宋朝对长江流域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从长江流域征集的漕粮每年约有600多万石，而整个黄河流域运到开封的粮食却只有200万石。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宋朝在经济上对长江流域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繁荣，宋朝的科技、文化也随之兴盛。四大发明，包括造纸、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基本上都是在长江流域完成的。这些发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文化发展，并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数次“衣冠南渡”和北方战乱的频繁发生，许多文化精英开始向南方迁移，这种趋势在宋代达到了顶峰。宋朝时期，南方地区的中试人数远远超过北方，其中以江南一带尤为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南宋时期开始，状元数量也开始向南方聚集。据统计，全国300位状元中，南方就占了236名。这种趋势在之后的历史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使得长江流域在中国经济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再也没有动摇过。因此，南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不仅在文化和学术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也在经济和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