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齐鲁网报道，山东某地一名6岁女孩遭13岁男生猥亵，因案发时该男孩尚未满13周岁，根据法律规定，不负刑事或行政责任，警方已责令其家长严加管教。事件中不具备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已被关停，当地多个部门也积极为受害女孩家庭提供帮助，促进双方协商有关赔偿事宜。最新消息是双方未达成赔偿意向，当地建议受害家庭向法院提起诉讼，县司法部门向其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然而，即便双方达成赔偿意向，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有长期关注的人，免不了一声长叹。
13岁男孩的侵害行为，无疑构成“犯罪事实”。但是，按照对未成年人实施司法保护的原则，不宜对其实施刑事处罚。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对其实施惩戒、让他得到适度的管教呢？
对受害者及其家庭而言，其身心受到的创伤难以用金钱弥补的。那部令人哀伤的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那句“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灯火流离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人看得到也没人需要的北极星”，就是对这种无力感的形象描述。许多经受性侵、猥亵之苦的孩子及其家庭，是沉默的受害者，连发声机会也没有。
有人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以还世间公道。当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式、犯罪的类型、触犯法律的程度变得愈加复杂，类似法律提议也不是一两次出现了，但是，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总归是少数，图一时之快，操之过急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会削弱“未成年人的保护色”，有损法律本身的稳定性。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低的底线”。凡是法律、政策与大道人情有所悖拗的范畴，必然需要予以调适，从而弥合社会期盼和法律判罚的落差。在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尤其是猥亵这类情形上，显然需要更清晰的回应。
在此案中，人们无力感的来源还和“责令家长严管”有很大关系。按照最好的情形考虑，即便孩子被家长“严加管教”，依然不足以在社会树立示范效应。
诸多低龄性侵、猥亵案件中，“乡村留守儿童”“校外培训机构”是案件的高频词，施害者家庭大多对孩子疏于管理、沟通和呵护，甚至很多监护人自身就不具备对孩子监护的能力。
家庭教育的缺陷，造成很多孩子在性成熟阶段，容易将懵懂的性意识、盲目模仿的性行为，投射到比其更为弱小的幼童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那些被执法和司法部门责令“严加管教”的家庭，很有可能原本就是疏于家庭教育的家庭。在很多未成年犯罪案件中，继续将孩子交给不负责任、无力教育的家庭“严加管教”，无异于一场冒险和赌博，很难避免孩子未来重蹈覆辙。即便说防范犯罪行为有一定难度，但对有过“前科”的人，如果社会治理缺位，无疑会加剧风险，威胁社会的安宁稳定。
因此，对于未成年人实施严重违法犯罪的问题，除了加强立法的前瞻性、调适法律的适用范围，更要加强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甄别，对那些无力继续有效管教的家庭，必须及时引入外部力量，诸如政府启用收容教养，做到强力干预，帮助这些孩子迷途知返，让他们因自己的不当行为接受真正的教训。
(来源:中青评论微信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