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忏庵其人和他的“至暗时刻”

戎默|忏庵其人和他的“至暗时刻”

首页角色扮演炼狱复古无限刀高爆版更新时间:2024-08-03

戎默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般印象:诗歌自以唐诗为冠,清代则以小说出名,诗歌虽然家数林立,数量庞大,但似“无足观也”。清末文廷式即认为清诗“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闻尘偶记》),梁启超也说清代“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清代学术概论》)。但这实在是一种偏见。文、梁二人主要生活在清末民国(文廷式主要在清末),于本朝文学戴着批判的有色眼镜,有所贬抑,厚古薄今,人之常情。后世研治清诗的有识之士,在突破了时代局限之后,大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清诗研究大家钱仲联先生就认为清诗成就极高,他在《清诗三百首》的序言中就说:“(清诗)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上,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把清诗的地位,一下子拔高到了超越元明,比肩唐宋的高度。他还编纂了《清诗精华录》《清诗三百首》等书,选择清代各时期名家的代表作,以期世人能对清诗有一个更清晰而正确的印象。

钱仲联选编《清诗三百首》

实际上,钱先生对清诗的推重与普及清诗的努力,早在民国时期,即有异代同调者。广益书局1941年曾出版过一本《清千家诗》,该书模仿谢枋得与王相所编的《千家诗》,收有清一代诗人之五七言律诗与绝句,共五百零一首,所选诗人从清初的王夫之、孙奇逢到清末的翁同龢、宝廷,几乎涵括了整个清代诗坛,每位诗人皆附简介。所选虽仅限于律绝,但二体较易成诵,倒是一本不错的、可以了解清代诗人诗作概貌的基础读物。该书署名编选者为“忏庵”,在自序中,他也对清诗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清代诗学之盛,踵美唐宋,二百六十八年之际,名家巨子,风起云蒸,才力纵横,角胜坛坫,洵彬彬乎!”也认为清诗地位比肩唐宋诗,真可谓与仲联先生英雄所见略同了。

忏庵编选《清千家诗》

该书仅署“忏庵”,前有自序与夏敬观序,但二序皆未提及作者姓甚名谁。仅夏序言作者“今六十余矣”,则知作者出生,当在1871到1881年前后,即晚清之同治光绪年间。王睿著《民国诗学著作考述》(收入曹辛华、钟振振主编:《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认为此编者忏庵是中国能诗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先骕虽号忏庵,但出生于1894年,1941年仅五十岁不到,并不能称“六十余矣”。因此,这个忏庵并不可能是胡先骕。此考实误。近代另一位有名的忏庵,是廖恩焘,恩焘为廖仲恺胞兄,晚清民国著名的外交官,善填词,亦以能词故,与夏敬观有所交游。但廖氏出生于1865年,1941年时已七十余,也不可以说是“六十余矣”了。

那么,编纂此书的“忏庵”究竟是谁?从该书本身与其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似已走入了死胡同。但所幸另一本同是1941年出版的诗歌选本《闺范诗》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令我们得以旁敲侧击,找到答案:该书为世界书局出版,亦署“忏庵”编,且自序之后,署名与《清千家诗》如出一辙,皆是“忏庵谨叙于莲华精舍”。如此可知二书编者为一人无疑。而《闺范诗》所选是清代的女性诗歌,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学选本,因此该书竟为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著录,且注明作者为“任心白”,并云:“心白字忏庵,浙江绍兴人。”胡文楷与任心白为老相识,《历代妇女著述考》的自序中就说,正是由于任心白的关系,胡文楷才认识了顾廷龙,并入上海合众图书馆从事了一段时间编目工作。如此《清千家诗》的编者“忏庵”定是任心白无疑了。

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这是先哲之训。有关任心白的生平,在一些民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中偶有提及,多是一笔带过,并无专门介绍者。只知道他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又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居士,为南京的佛教慈幼院组建出过一份力。考诸民国报章,1941年第三期《上海生活》,刊载任心白《六十自讼》一文,文章为心白自撰,对他的生平叙述最为详细可靠。他一生的行迹,可称丰富多彩,颇有可观,故结合其他史料,于此略陈一二。

任心白《六十自讼》

心白出生于绍兴农家,幼年即失去双亲,跟随外祖父孙士达(竹堂)生活,孙士达曾是曾国藩幕僚,后任天津海关道,又入总理衙门任职,是李鸿章的亲信。后心白的外祖父母相继去世,他只能又去广西投靠姨丈,时任广西巡防军统领的汪瑞闿(颉荀,入民国后为第一任江西民政长)成为他的幕僚。后又追随他调任江西、江苏、上海等地。光绪三十三年,瑞澂(恕斋)任江苏布政使,幕府需人,心白又由人介绍入瑞澂幕府,瑞澂幕中,有名者如诸宗元(贞壮),心白皆与其有交往,又因之认识了后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李宣龚。1909年(宣统元年),瑞澂任湖广总督,任心白也跟着他一起来到了湖北。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瑞澂只得弃城,逃亡上海,心白亦随之。此后清政府倒台,瑞澂卧病,心白短暂追随过夏翊宸(辅宜)在江皖一带赈灾,不久之后,又受时任东海关监督的王潜刚(公度)之邀,北上烟台。

1915年,心白返沪,听闻李宣龚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便恳请加入商务印书馆。心白笃信佛教,在馆中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亦着力于佛教典籍的刊印,曾组织、集资出版过陶子麟仿宋刻本金刚经、心经、净土四经、法华三经等,又编辑刊印了很多净土宗的经典。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佛教典籍的出版,正是任心白开创的。

因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印佛教典籍,心白得以结识民国著名的高僧、净土宗的印光法师,以及与他交好的冯煦(蒿庵)、魏家骅(梅荪)等人。印光大师佛法湛深,以出世之精神为入世度生的事业,率领弟子与居士王震(一亭)、沈辉(惺叔)等人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由印光弟子邓际昌(璞君)、戚则周等主讲,以期用佛法感化囚犯,改善社会风气。心白亦豫其事,任总务,并为感化会辑印感化录等。但不久,因“政府规定三民主义为教诲主体,感化会遂告结束”。

1923年,印光法师、冯煦、邓际昌等又拟于南京三汊河建放生念佛道场。此时,任心白提议,可再创办一佛教慈幼院,收留教养孤儿,积德修业,推广佛教慈善事业。建议得到响应,心白便放弃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来到南京,全力筹办佛教慈幼院。慈幼院建成后,由印光法师担任名誉院长,但此后数年,主持院务的主要还是任心白,直到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后,心白才又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继续工作。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起,日军轰炸上海,主要的火力便集中在闸北区华界,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全部被炸毁,而时在商务印书馆中任职的任心白可谓遇到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在《六十自讼》中,他如此描述这一段黑暗而难忘的人生经历:

一二八国难,勤甫四弟方在惠中旅舍任帐席,先日来舍,嘱余检理箱笼,挈眷暂避,余以公司镇定如常,私人何必轻举,故坚决未动。夜半,枪炮声起,飞机继出,左近房屋,有炸毁者,不得已约同丁英桂、丁善夫、李西庚、倪翊唐诸先生,于次晨扶老携幼,向租界奔避,铁网四布,无路可通,相约改向大场真如暂避,幸有一乡人,指导梵王渡可通租界,沿中山路而进,迨抵惠中,已午餐后矣。弟兄聚首,惊喜交集,其时设避大场,(似漏“该”字)处已列战区,无法可达安全,同人携资无多,势必颠沛流离,至今追思,犹有余怖。

1932年,轰炸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其实,轰炸之前,已有亲友提醒劝他暂避,但任心白认为“公司镇定如常”,出于对国事时局的自信,他“坚决未动”,谁知当夜日军便采取了轰炸措施,一时间,沪上竟成人间炼狱,“枪炮声起,飞机继出”,“铁网四布,无路可通”。想必心白四处奔走之际,惊愕、惶恐、愤恨、担忧、悲伤,一时皆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深深地痛惜于国家的混乱了。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街头

“一·二八事变”之后,心白避地常熟,他的姨母孙法德居士曾在常熟兴造过一间莲花庵,姨母去世后,莲花庵也就空置了,于是心白便将莲花庵接管。在离莲花庵不远的地方,正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心白因之又认识了瞿氏后人瞿启甲(良士)以及他的朋友庞超(北海)。心白原拟在莲花庵修治园林,以为养老之所,欲以之了此余生,但奈何时局动荡,1937年,“八·一三事变”起,铁琴铜剑楼与莲花庵再遭兵火,瞿启甲避难东山,心白亦只得再次避兵。

《六十自讼》叙述生平经历,至“八·一三事变”之后而止,文章叙述瞿启甲避难苏州东山以后事,云:

良老避难东山,求签得句云:“衣冠重整旧家风。”各楼被烬,似为定数,签示重整,瞿府光而大之,可操左券。莲庵在良老庇护之下,竹篱茅舍,谅亦有兴复之可能。

皆是想见之词,则其文写成之日,当正在1937年常熟兵火之后的1938、1939年之间,隔了一两年后才在《上海生活》上发表(后文提到的《任心白居士逝世志感》文亦可验证,其文言心白逝世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享年七十岁,可知其生年为1878年,该文撰于其六十岁时,则正当1938年)。殊不知瞿启甲在自东山返沪不久,便因日寇猖獗,愤恨而死,衣冠重整、兴复莲花庵之事,自是无法完成了。

文章撰成之时,任心白正好六十岁,可谓人生已过泰半,彼时战火纷纭,时局动荡,回顾一生,不免颇多悲观之语:

余自一二八后,贤媳爱孙,先后夭殇,家破人亡,生趣索然,现仅一女,爱根未完,能早得所,便当摆脱一切,无复留恋。综计余之生平,所交为第一流人,所作为第一等事,奈何一再蹉跎,未成片段。……古德有云: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可怜黑业除难尽,堪叹红轮去似飞。余今年六十岁矣,即再偷息一二十年,亦不过弹指之顷。

时代造成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自难凭一己之力左右。而心白所言蹉跎一生,则未免过于自谦:他以一农家子弟,在晚清时做过官,其间结交了不少有识之士。民国之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为自己笃信的佛教事业,刊印书籍,弘法传道,并将佛教精神发扬于实践,度世救人:参与江苏监狱感化会,虽其间一度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控制而终告结束,但想必亦有不少囚犯受佛法感化而向善;又首倡建立南京佛教慈幼院,并黾勉其事,其中收留抚育的孤儿,亦应不计其数。这些虽不是特别弘大的功业,但皆实实在在的点滴功德,自然也是十分了不起的。因此,虽然心白感叹事业无成,却又说自己“生平所交为第一流人,所作为第一等事”,其中不也带着一点自豪吗?

南京佛教慈幼院教工与学生合影

《自讼》文末的感叹,流露出心白心灰意懒的情绪。然而,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的心白却并未就此消沉,不理世事。刊登于《弘化月刊》1948年第五期上沈心师的《任心白居士逝世志感》一文,除透露出心白逝世于1948年,享年七十岁外,还知心白晚年又赴佛教慈幼院工作:

民国三十一年(1942),慈幼院院务日繁,经费日窘,伊乃鼓起余勇,复任院务,虽经真达老和尚等之劝,不为动,经数度棘手,大病数次,亟拟摆脱,而其愿力所在,终未放弃,兹竟一病不起。

可知心白晚年,亦奉献于他热爱的佛教慈善事业,直至去世,真可谓修行不倦,至死方休了。

心白的一生,于弘法明道与慈善事业用力最勤,编书自是余事,但也体现了他过人的眼光、学养与向大众普及文化的迫切心愿。所编除《清千家诗》与《闺范诗》外,署名“忏庵”的尚有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高僧山居诗》与1936年出版的《高僧山居诗续编》。此外,有一本署名“四愿斋主”编写的《历代名人家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46年有增订本,也是他的作品,这在王伯祥的《庋榢偶识》中曾经提及过。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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