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自号”有什么讲究？（六一炼狱无限刀）

谈一谈古代文人墨客起“号”的那些事

苏轼，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苏轼者，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常常听博学之人掉书袋，就要称苏轼为苏东坡，原来典出此处。名、字是我们听过许多的了，然则何为“号”？文人的“字”和“号”有什么不同？这里却大有玄机。

一文人之名、字、号的讲究

1名

子之将出，应赋其名。名是一个人立身的脸面，不可轻忽。

古来取名的规矩，儒家定下“五法六规”：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这是家中长辈对后生的美好期许与祝愿。

2字

古人幼名、冠字，字和名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字和名的配合，主要有以下几类：

其一，意义相同。如，屈平，字原。曾巩，字子固。其二，意义相近。如，梁鸿，字伯鸾。陆机，字士衡。其三，意义相反。较典型的是曾点，字皙。王绩，字无功。其四，意义相顺。如，陆羽，字鸿渐。典出《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高明，字则诚。典出《礼记》，“诚则明矣。”其五，意义相延。如：李白，字太白。杜牧，字牧之。

大体上，要遵循“同训”，“对文”，“连义”，“指实”，“辨物”这五种方法。

名和字既然都已经各有意义，那么号呢？

3号

广义的号有很多，谥号、别号、封号……

但自号是自己的。名和字都是长者所赐，封号一类也是朝廷或者亲友的赠予，但自号是难得可以自己决定的称呼。相对于名和字的苛严规矩，文人对自己的自号有了更多自由，和繁杂的“五法六规”相比，自号的最大决定因素是自己的喜好。

二文人自号的风气

1兴起

文人取号，追根溯源，大约起自两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最早一个时期的自号。

起于两晋时期，大约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两晋时期政局动荡，政治昏暗，百姓民不聊生。战乱频仍的情况下，虽然朝廷崇文抑武，士大夫清高自许，但在战争中确实是无力的。譬如王夷甫排墙而死，石勒难道因为他琅琊王氏的名号而手下留情了吗？

眼见一片人间炼狱景象然而自己不能做出改变，寄希望于衮衮诸公，更多的人却在权力场上相互角逐，失望之下，也就不得不寄情山水，做出隐逸之态，又因为不满当下重视出身门第的风气——或者一部分人陷入家族利益和自己志趣的两难之中？总之——隐去姓名郡望，取一个号“以明己志”。

外部的文化氛围也促成了取号风气的兴盛。

魏晋时期，佛教传入，儒释道三家并立，谈玄之风大起，文化的多元多样成为文人展示自我个性的沃土。宗教、五食散、谈玄……脱产的士大夫阶级有了更多机会展示自我。这一点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是多样的：

譬如书法。行书草书这两种不拘礼法的重要的辅助性字体就在这一个阶段成型，书法也正式成为一种艺术，涌现出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这种兴盛是前所未有的。

譬如字画。虽然文人画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国画形式还没有独立，但画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宫廷的束缚，主动地展示人间的宴饮、人物等。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的觉醒”的时期。

因此，自号之成为风气，绝不能独立看待。

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不外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惜一方面政治昏暗，明主难寻，另一方面上品无寒门，世家大族垄断了选官，难以使更多的有志之士施展抱负。因此，士大夫退而求其次，只得寄情山水，著书立说，在压抑的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抒发自己的看法，解放天性，觉醒人性。

求官不成，退而居家著述，著述不传，退而隐逸，求利不成，进而留名，为示有别，不详姓字，以号行。

以后虽然世情有所变化，但取号来彰显个性，表明志趣的方式于是流传下来。

2 演变

南北朝以后，隋唐使国家重归一统，战乱逐渐消弭，较长时间的和平到来，文人取号的原因也变得更为多样。

有因为志趣的。曹雪芹名霑，以号行，就是我们熟知的曹雪芹。另有易安居士李清照，六如居士唐伯虎，六一居士欧阳修等。

有因为环境的。苏轼号“东坡居士”，曾居于东坡， “香山居士”“杜陵野老”则是文人对某地的怀念因而为号。

有因为斋名的。袁枚号“简斋”，以斋为号。晚年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也都是他的书斋，住地。

有因为仕途的。欧阳修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都和他仕途的变动息息相关。拗相公晚年号半山，骑驴往来山野间，窃以为也有此意。

有因为兴亡的。“八大山人”， “木穴国人”都属这一类。这种和兴亡相关的自号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宋末、明末，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举例当然不足以全部囊括，但也可使我们窥见一斑。取号的原因多样，同一人的同一自号也有多种不同的寄寓，因此我们需要独立看待，不可武断。

总体上，文人取号有着阶段性的特点。

唐代有号的渐多，是上承六朝金粉风气，国家承平已久，万国来朝，文化上也越发开放；到宋代，对士大夫的优待自不需多言，党争的激烈、持久和外部强敌环伺的境遇也使得文人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取字逐渐成为风气；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微，不得已在野；明清易代，文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臭老九”更小心翼翼起来。

当然，文人取号的特点也从侧面对当时的文化现象有所反映。

最为典型的是佛道的兴起和三家的逐步融合。

上文所说的苏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铁冠道人”、“东坡居士”是典型的佛教用语。至于东坡本人，我们知道，他与和尚“佛印”是很好的朋友，甚至佛印本人在家时也是熟读儒家经典的神童，因故出家，也许与弘一法师情况相似。

道教在自号里的反映，典型的有陆游，自号放翁，欧阳修，自号醉翁。自比山叟野老是他们的特点。

从这些自号里，我们能看出他们行藏之间的矛盾和摆脱现实官场束缚的愿望，他们本人倒不一定是信徒。

三文人自号的轶事

取号的原因，上文已经说过不少，这里不提，但取号之中还有不少轶事，姑且记几件。取号是文人的雅事，多数情况下，这文人还要进入朝堂，即使做个遗贤，当年多半也是被迫退隐，不然就是没有进入仕途的年轻人在“养望”，如王安石。

纯喜欢隐居生活的，一定有，但也像方山子身旁的隐者一般，是不求名利，故而不会被传下来的。同时满足文人而纯粹不入仕途的，就只有求于闺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