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争夺战
目录
（一）迷失的龙
（1）“图腾”的精神牢笼
（2）为什么华夏民族才是“龙的传人”
（二）移花接木的龙族家谱
（3）抢夺龙族家谱
（4）溯源西方恐“龙”症
（三）持续千年的“龙根”秘密劫持抢夺战
（一）迷失的龙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评选于2005年11月公开结果，呼声最高的龙落选。据说是因为担心“龙”的形象会引起某些外国人的反感，此说根据是在海外，龙（“dragon”）的形象几乎都是负面的，被视为“残暴的野兽、“邪神恶灵”。果真如此吗？
当今世界，有关“龙”的叙事版权掌握在西方人手里并随着西方精英对世界统治的需要不断变化。就在中国人自己谈“龙”变色、羞于认领“龙之后代”的神族家谱身份时，欧美最上层的精英圈子早已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一场争夺所谓“龙族嫡系后裔”身份的无形大战。
龙作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符号，果真源于原始的图腾崇拜吗？“图腾”说何以在中国大行其道，成为我们认知自己文明起源的正统理论？
甲辰龙年，华夏民族处于民族复兴的分水岭，唯有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与文明起源，才能真正迈出分水岭式的一步。
（1）“图腾”的精神牢笼
1791年一名叫约翰·朗 (John Long) 的英国商人出了一本书《一个印第安译员兼商人的航海探险》(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该书的数字版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网页上读到，讲述一位印第安猎人误*了一只熊后另一只前来复仇的熊向他搭话，要求他做出解释。尽管印第安人的道歉被熊接受了，但他仍然感到不安，他告诉作者朗说：“我丧失了信仰，我的‘图腾’（托塔姆）生气了，我将永远无法再打猎了”——“图腾”（totem）一词如此首次出现。
此后，基于对美洲、非洲、澳洲原住民一些风俗习惯的描写，加上西方人自己的推测与猜想，19世纪的西方人将此诠释成土著民族把一些动物和植物当作自己的“亲属”，是对动物或植物的崇拜，是一种原始阶段的宗教，并将之命名为图腾教（Totemism）。19世纪，正值欧洲殖民主义达到高潮，“图腾崇拜”论也携带着浓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色彩，许多欧洲学者都把“图腾崇拜”解释为土著民族“没有受过关于人类和动物之间区别的教育”才有这种信仰。有的西方学者虽然把“图腾崇拜”视为人类所有族群都曾经历的阶段，但基本上都以强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心态，强调欧洲白人比其他民族“进化得更快”，更早地走出了这个阶段。
直到18世纪后半期，这种黑白颠倒的“白人至上”历史谬论是根本没有市场的，如我们在《抹除中国发明与民族历史记忆》系列里详细考究的，在那之前的数个世纪间，欧洲人长期仰视着中国这个“人间天堂”，如饥似渴地从中国汲取海潮般涌来的各种先进知识——遥遥领先欧洲数个世纪，有的甚至以千年计数。
今天，人们对这个约翰·朗知之甚少，仅有的线索是根据他的这本“历险游记”式的自传书，多伦多大学和拉瓦尔大学于1959年启动的重大研究出版项目《加拿大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在进行了一番历史研究后如此得出结论：约翰·朗：“毛皮商人，生于伦敦”，有关约翰·朗的生平人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这本书。从中人们得知他本来是个律师见习生，1768年从英国坐船抵达加拿大，此后的几年在一名毛皮商人手下学徒，服务于哈得孙湾公司，与加拿大的一些土著部落做动物毛皮的生意并作捕*动物的猎手，通过这些经历开始了解那里的土著民族的生活，熟悉一些部落的语言。这本书就是写他的耳闻目见，并在书中列出土著民族的一些词汇单。
1787年，在经历了多年的生意萧条、债务缠身之困后，约翰·朗离开加拿大返回英国。四年后出版了这本书。他将自己的书定性为“一名商人的观察”，并希望他的观察“会被商人们及哲学家们接受”。
当时，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奥吉布瓦族（Ojibwe）的语言是北美毛皮商业界的通用语，“totem”一词就源于该族群的语言，原意是“我的亲戚”。
如今在中国，“图腾”说几乎成了正统历史观的一部分，这始于严复。1903年，英国法律学者甄克思（Edward Jenks）的书《政治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被严复翻译成中文，严复是翻译大家，在其笔下，英国人写的这本《政治简史》成了《社会通诠》，“图腾”这个概念也由此被首次引入中国。
严复曾担任复旦公学校长、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及总办（校长）等一系列职务，因向中国介绍“西方民主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而被尊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最有名的译作之一是英国生物学家与人种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通过这本书，严复也把“科学进化论”介绍给“愚昧的中国人”。赫胥黎在西方有一个名号：“达尔文的斗牛犬” （Darwin’s Bulldog），具有他那个时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对欧洲白人的“种族与文明的优越”深信不疑，他的著作无不渗透着这种印记。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为西方对世界的殖民征服提供“理论依据”。
直到今天，尽管千奇百怪的“图腾”理论出笼，针对所谓的“图腾崇拜教”、乃至人类文明本身究竟何处起源这类问题，西方学者们依旧没有达成一致，但这毫不妨碍“图腾论”在中国的学术教育界大行其道，不仅成为华夏文明起源正统学说的一部分，而且只有在中国，靠买卖皮毛为生的英国商人约翰·朗的身份还被提升——中国公众不仅被学者专家告知，他是“英国人类学家”，而且他在书中写的那个有关熊向印第安猎人讨个说法的子虚乌有的故事居然成了这个“英国人类学家”在研究了“各地原始部族中存在的图腾现象”后得出的历史研究结论。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来自西方的这些模棱两可的“历史研究结论”居然为现代中国人研究自己的祖先与上古、远古历史铺设了根基——专家们告诉中国公众：“随着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图腾研究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一个毛皮商人的小说成了我们认知自己祖先和华夏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切入点”。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史官传统、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竟然都不及十八世纪一个英国毛皮商人写的道听途说的故事！居然有大批学者文人倾尽毕生精力“研究”（猜测、推测）给了我们《易经》与《黄帝内经》这样辉煌文明智慧珍宝的往圣先帝们使用的究竟是哪一个动物图腾、我们的民族象征“龙”最初源自鸟、鳄鱼、乌龟，青蛙、蚯蚓、还是别的什么动物，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仅如此，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达到高潮，“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通过谎言重构的人类文明史观也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诞生了达尔文所谓的“进化论”。与此同时，直线型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进入中国，通过貌似合理的“过去＝原始＝落后”的魔法方程式，具有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被从宇宙的高度拉到地下、被贬低到“原始、愚昧”的框架、继而完成“古代的华夏＝无知、落后、迷信”、“现代的西方＝科学、先进”的逻辑方程式。
尽管今天的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学发展已显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漏洞百出，直线型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与华夏民族的历史轨迹也完全不符，但这些西方殖民主义鼎盛时期出笼的舶来品却构成了现代中国人认知历史及自己民族文明起源、理解生命科学真谛的正统权威理论。华夏民族自己的史书典籍、博大精深的智慧珍宝反倒成了“神话”和“迷信糟粕”。
这是地球上历史最悠久、拥有最持续不断历史记载之民族的史学现状。
这不是“中西文化交流”，这是被文化与精神殖民的缩影。
今天，我们的两腿已迈入21世纪，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甚至领跑其它国家，但我们的大脑却依然被牢牢锁在19世纪西方的文化与精神殖民的牢笼里。
（2）为什么华夏民族才是“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传人”既是子孙后代，也是智慧的继承者。在英文中“龙的传人”被翻译成“Descendents of the Dragon”或“Heirs of the Dragon”，“龙的传人”一词虽然在现代才逐渐流行，但这种文化身份认同意识却源远流长，并深深融化在华夏民族的血脉中。
“龙”在华夏文明中占据着极为独特的地位，龙文化也浸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文明的奠基者们尊称为“龙”，这是华夏的民族传统，如传授《易经》的“青龙”伏羲；教民播种五谷并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的“赤龙”炎帝神农；传授中华医学并统一华夏的“黄龙”黄帝，等等。
在道家传统中，丹成悟道的“真人”也可变身为“龙”，如道家一个著名故事中，就讲述老子如何在孔子问道时，通过把自己变成紫气龙身向孔子解释何为“道”。众多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民族也同样将“龙”与尊贵、智慧相联，同样把龙尊为祖先并引以为自豪。
在大自然与生命中，“龙”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生命密码DNA的形状、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人体内的气脉......神秘而无处不在的“龙”在时刻注视着我们、与我们共呼吸。“龙”在自然中也极具效率——“龙”之形可让一种生命体既能在水下自如游动，又可在沙漠中飘逸浮行，既可在峭壁陡岩间攀越穿梭，又可在空中腾空飞跃；构成生命密码DNA的“龙”（双螺旋）结构也使其高度稳定，保护生命体不被外部因素轻易破坏；被誉为“细胞的发电厂”的细胞器线粒体因有龙的巨细大小变幻无穷的属性而为生命体的存活提供不可或缺的能量......
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想不到这些，但真理就是如此隐匿而又显而易见。
华夏的龙文化与华夏文明之根的《易》密不可分。《周易》的首卦“乾”就是“龙”卦。如果说《易》是全息密码载体，承载着贯穿宇宙万物的大自然及生命运行的法则，那么“龙”／乾作为《周易》的首卦，则是我们理解和驾驭生命奥秘的一把金钥匙。
“龙”不仅是尊贵、智慧、力量、吉祥的象征，“龙”也蕴藏着生命科学的奥秘、华夏文明尊贵而神圣的起源。
今天，人们已经熟知基因学上一个常识：被誉为生命密码的DNA分子由两个链条缠绕形成，这两条链条以有规律的间距方式相互交叉, 呈双螺旋状，或者说“龙形”。西方交叉科学领域的一些前卫学者也开始对中国考古的一个关键“巧合”发生了浓厚兴趣：在星宿的背景下，人首龙身的伏羲与女娲各执圆规、矩尺，龙身呈双螺旋／龙状。
伏羲为华夏文明传输的《易》与女娲“造人”的故事是否蕴藏着早已被遗忘的奥秘？文明到底是在直线进化、还是如同大自然一样，在循环？
实际上，《易》不仅奠定了人类二进制及十进制的数学根基，作为“天人合一”法则的化身与全息智慧的载体，这部“天书”也承载着宇宙与生命的奥秘，包括生命的基因密码。仅以现代基因学为例：
比如，《易》有阴阳两个符号构成的四个基本单位（“四象”），从四象的不同排序演化可通晓大千世界万物的生育化；与此相应，大千世界各物种之间的区别、你我他的不同，关键就在于四种碱基构成的DNA序列。四碱基承载了万物生命的关键信息。
《易》之四象中任选三个排列共可组64卦；四种碱基中任选三个排列蛋白质的氨基酸, 共有64种可能性，即64个密码子；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科学界对二者进行紧锣密鼓交叉研究的方向之一，就是64个密码子的功能如何完好对应着《易》的64卦。
《易》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最终都归于四组数，这四组数为六、七、 八、九，这是源于周易筮法；在所有的密码子-反密码子配对中，也只存在四种氢键的数量：六、七、 八、九。
《易》的老阳是象征较强能量之象, 其数字价值为九；为细胞的新陈代谢提供主要能量来源的三磷酸腺苷（ATP）的空间分子结构由一个五角环及一个六角环组成，共有九个外点。
这个三磷酸腺苷（ATP）是体内组织细胞一切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直接来源，被誉为细胞内能量的“分子通货”，并可促使机体各种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而为生命制造这个能量“通货”的，是与“龙”的属性十分相似的细胞器线粒体。它是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被誉为“细胞的发电厂”。细胞生命活动所需的95%的能量来自这个“龙”。
现代基因学发展至今，人类才发现一个让许多科学家感到不可思议的神秘现象：线粒体不仅为细胞提供各种所需能量，具有传输信号、控制细胞的生命周期、生长与衰老的进程等功能，它们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本事，仿佛有独立于宿主细胞的大脑意识。比如，这些细胞器异常地灵活多变——它们在细胞内四处游动，根据特定细胞每时每刻的特定需要、根据它们游动于中的微管网的特定情况而不断地变幻自己的形体，可大可小，能短能长，可巨可细，而且既可以把自己组织成一个长长的链条游动行走，又可随时随地转换成其它的形状，以适合特定环境的需要。这让人想起古人对“龙”的描述 : “神灵之精也。能巨细，能幽明，能长能短，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鱼，则应和气游于池沼。”
既然谈“龙”，让我们以“乾”卦为例，领悟从DNA到蛋白质的整个合成过程（这也是生命创造的过程）如何对应着“龙”／“乾” 卦的六爻：
DNA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人类当今可以解开的生命密码，即基因；另一部分大约占95-99%：这一部分当今人类还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这些人类暂时还不明白其功能的DNA是“潜龙”，即还不到起作用的时候。这与《易·乾》卦中的初九相对应：“潜龙勿用”。
由DNA到蛋白质合成，是生命创造过程的第二步：非编码DNA被摈弃，仅剩下可为蛋白质的氨基酸排序的基因部分，基因开始准备发挥自己的功能，需要有让自己发挥作用的mRNA。这与《易·乾》卦的九二相对应：“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第三步：一部分DNA被转录为RNA。那些被用于蛋白质合成的，即被“表达”的那部分DNA被称为“外显子”，其它部分虽然不被用于蛋白质合成，但却象卫士一样看护着整个过程，以便保证组建的多肽链在某一特定点中止，这一部分叫“内含子”，与《易·乾》卦中的九三对应：“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DNA合成蛋白质的第四步：内含子被摈弃，留下外显子以准备转录成信使核糖核酸（mRNA）。《易·乾》卦的九四是：“或跃在渊，无咎”。
第五步：mRNA上的信息被读取而合成特定序列的氨基酸链，蛋白质合成完毕。《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易·乾》卦上九：“亢龙有悔”。为什么上九爻说“亢龙有悔”？蛋白质供人体维持生命有什么不好的吗？这在自然生命与人类社会的各个不同层次中都有对应的蕴意。就自然生命来说，物质是被创造出来的，属“臣”，是为“君主”服务的，若君臣不分或臣占君位，生命则无法发挥其创造潜力。如果一味地依赖物质的营养，让”物质”占据君主的统治地位，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生命潜力，就是“亢龙有悔”。
为此，龙／乾卦也传输了修炼得道的生命奥秘：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群龙无首”绝非没有领头的一群龙，而是如同老子所说的“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无始无终，周而复始。老子在论“道”，而人若修身养性悟道了，与道融为一体，也就进入了这样一种生命状态，道家说“真人”，因为这样人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全部潜力与生命的创造力。
同一个《易·乾》卦，用在具体的个人及国家、民族的层次上，也同样如此。凡是真正的智慧都必符合自然规律、遵循宇宙运行的法则，因而必适合万物，小至原子，大到宇宙，从一片看似不动的砖瓦，到人类社会的兴衰，也即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自然法。《易》也是这个自然法的化身。
以上这些不及大易之道贯穿现代科学领域的冰山一角。这方面的大量研究，自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欧美就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在做了，这里不再赘述。
但在中国本土，主流科学界却对《易经》的“超现代”科学奥秘退避三舍，生怕被扣上“迷信”的帽子。
当代一些西方前卫科学家们私下对《易》承载的“超现代”科学奥秘进行紧锣密鼓研究的同时，却都刻意避开一个敏感的问题：《易》的起源。这部远超现代人类科技发展程度的“天书”，它究竟来自何处？
《易经》溯源这个敏感问题的答案会让西方“上帝子民”的“独特性”与“优越感”顿失，在二十一世纪的终极文明战中，这也注定成为西方的最大软肋。
原因非常明了：这部“天书”的超现代性赋予了它名副其实的“天书” 之美誉，不仅远超现代人类科学和地球的三维空间、四维时空世界，其蕴藏的宇宙万物的基因密码、宇宙的时间构造及程序逻辑、万物生育化的法则等等，都表明她只能源于一个时空一体化、更高维度的宇宙。
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善于忽悠善良的中国人，但他们绝不是自欺欺人的傻瓜。他们深知，《易经》蕴藏的奥秘绝非原始社会的人类仅靠“观察自然”就能得到的知识。“地球上的原始人”不可能设计宇宙运行的程序，不可能创造万物的运行机制，更不能深谙生命的基因密码。
他们从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部“天书”不可能来自人间。把它传输给中国人的，无论是何生灵，必然深谙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与生命的奥秘。谁能拥有这种力量？把这些智慧传输给中国人的“伏羲”等“龙族”，只能来自宇宙另一维度世界。那中国人就成了真正的“神族后裔”。
自称“上帝选民”的西方自己信奉的“上帝”没有把这样一本“天书”传给他们，这就意味着整个西方的文明根基（基督教）并不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若继续如此“逻辑”下去，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如何定位？西方文明大厦岂不要轰然倒塌？！
华夏民族传承的一系列文明要素——汉字、丹术、中华医学、易、数术、天文历法、音乐等，我们现在只停留在表层去理解，其蕴藏的无形之道我们今天还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文明要素是时空一体化和谐宇宙文明的承载体，超越了地球三维空间、时空分割的界限。
华夏文明承载着这些宇宙的法则，华夏民族也成为“龙的传人”，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从“潜龙勿用”至“飞龙在天”，超越”亢龙有悔”而达“群龙无首”的境界，在逐步升华自己的同时，也化人化天下，引领地球人类超越地球三维空间、时空分离的局限，向时空一体化的宇宙和谐文明进化。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