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母以子贵，她却不受丈夫待见，幽闭二十载，死后才被追谥！

明神宗朱翊钧像

1582年（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此后数月，他却对自己的这位老师一反常态，开始清算张居正，先是剥夺了张居正的所有功名、谥号等，抄家处理，又将张居正时期所推行的系列新政，因人废事，戛然而止，一度自我调节的大明朝又退回了旧时模样，这种统治阶级的自我修复调节机制再度崩溃。

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结束后，明神宗朱翊钧的性格缺陷逐渐凸显出来，开始热衷于美色与丹药，独宠郑贵妃，逐渐疏远朝政，主要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政事。此后，又陆续发生了争立太子、“国本之争”“梃击案”等重大事件，与阁部大臣的矛盾几近白热化，面对君臣一轮轮的阻谏，反而是动不动斥责、杖罚，甚至降级贬职。君臣之间的互不信任，使得明神宗对朝政失去信心，减少了上朝的次数，开始不理朝政。从1592 年（万历二十年）起，这位神宗皇帝就龟缩在宫中不再视朝，朝中党争不断，而他自己却把大量的心思放在了聚敛钱财上，派出矿监、税监四处掠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明神宗怠于政事，贪图美色，混乱的朝政也没能让后宫得以安宁。

他的原配是孝端皇后王氏，是在其母亲慈圣李太后的旨意下选娶的锦衣指挥使王伟的女儿，于1578年（万历六年）二月十九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下完成大婚礼典，孝端皇后王氏也是万历时期唯一一位由明神宗亲自册立的皇后，她一生仅育有一女，并未生育皇子。《明史·后妃传》称其“性格端谨”“正位中宫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称”。孝端皇后王氏虽然不受明神宗宠爱，但她是皇帝的原配，执掌六宫，母仪天下。

孝端皇后王喜姐

明神宗最宠爱的是后来册封的九嫔之一的郑氏，《明神宗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二中记载，1582年（万历十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钧同时娶了九个媳妇，册封九嫔，分别是“周氏为端嫔，郑氏为淑嫔，王氏为安嫔，邵氏为敬嫔，李氏为德嫔，梁氏为和嫔，李氏为荣嫔，张氏为顺嫔，魏氏为慎嫔”。这里的淑嫔郑氏，也就是后来福王朱常洵的母亲。这位淑嫔郑氏由于倍受宠爱，所以是在其他嫔妃面前作威作福，明神朱翊钧对她是言听计从。而身为正宫的孝端皇后王氏，由于明白本朝之前的帝王都有过废后历史，加上自己也并未生育皇子，所以，她对明神宗的所作所为也不加干涉，对他的妃嫔也不为难，只是按自己该履行的职责按部就班地去做，以求自保。

郑贵妃（王艺曈饰）

但事情的发生往往就是在巧合之间。孝端皇后王氏对明神宗母亲慈圣李太后的侍奉特别用心，对郑淑嫔的专宠，她也从不与之计较。而李太后跟前一位宫女王氏的出现就打破了这种后宫嫔妃关系的平衡，也为大明朝从此埋下了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

1581年（万历九年）的某一天，明神宗朱翊钧前往慈宁宫向母亲慈圣皇太后请安。彼时，李太后不在，朱翊钧看到了年仅十六岁的宫女王氏，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由于宫女地位低下，明神宗并不是真心喜欢王氏，加上是私幸于太后宫中，所以事后他很是“忌讳”，对临幸宫女一事自然是避而不提。

时间久了，宫女王氏身怀有孕的情况被发现了，经过盘问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慈圣太后李氏就找明神宗朱翊钧问及此事，朱翊钧再也无话可说。同为宫女出身的李太后盼孙心切，并未责怪朱翊钧，反倒安慰他不要计较王氏宫女的身份，只要能有子嗣，可以册封为妃。对此《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二·孝靖王太后传》中记载：“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慈圣皇太后、孝定皇太后李氏

对于宫女王氏的*，郑淑嫔自然是心生不悦，因为这时的她也没有为皇帝生下过皇子。母以子为贵，将来长子继承大统，母亲地位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要对于一个*的宫女加封号，郑淑嫔是横加阻挠，天天给明神宗朱翊钧吹风。就这样，事情一直拖到了临产期，架不住朝廷大臣的轮番上疏，明神宗最后不得不给给宫女王氏加封。

于是，王氏后来就被册封为了恭妃。《明神宗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五中记载，1582年（万历十年）六月，“遣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张四维持奉节册封王氏为恭妃，皇元子母也”，是年八月“丙申未时，皇元子生，恭妃王氏出也”，这位王恭妃所生的就是后来的泰昌皇帝朱常洛，1584年（万历十二年）又生云梦公主朱轩嫄。

王恭妃（孝靖皇太后）

王恭妃虽然有了名分，但这种勉强的婚姻注定后来会是一场悲剧，按理说，皇帝首次得子是一件大喜事，但是明神宗似乎还是喜欢之前让他神魂颠倒的郑淑嫔。《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中记载，1583年（万历十一年）八月，明神宗朱翊钧再次加封郑淑嫔为德妃“丙辰，遣公徐文璧朱应桢为正使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为副使，持捧节册封淑嫔郑氏为德妃，宫人常人常氏为顺妃”。

孝靖皇后（王恭妃）像

到了1586年（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德妃不负明神宗所望，为其生下第三位皇子朱常洵。

有了皇三子这一资本，郑德妃的腰杆也硬起来， 明神宗立即诏告天下，封其为皇贵妃，地位在皇后之下，众妃之上。这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了，还没有被立为太子。

按照明朝祖制，长幼有序、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伦理观念和立嗣制度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朝中的大臣们很清楚，明神宗有 “废长立幼”之心，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了，再不督促明神宗册立其为太子，新出生的皇三子极有可能会“鹊巢鸠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中记载，“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进其母郑氏为贵妃。二月，辅臣申时行等请册立东宫。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礼部，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

大臣们是摆事实、讲道理、举例子，意图让明神宗赶紧立长子为太子，不能违背祖制。明神宗朱翊钧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不喜欢王恭妃，更不愿意让长子朱常洛做他的接班人，就故意找借口以长子年幼为由拖延时间。但他刻意抬升郑贵妃地位，打算立皇三子为太子的意图自然遭到了大臣们的集体反对。就这样，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序幕。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在前面大学士申时行等人首先上疏后，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人又先后上疏，不仅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而且还提出要进封朱常洛之母王恭妃为贵妃。大臣们的这一波上疏直接惹恼了明神宗，让王恭妃“次及贵妃”明摆着是威胁郑贵妃的地位，这是“揣摩上意”，“谪应麟广昌典史”，沈璟降职外调，刑部主事孙如法谪朝阳典史。他警告大臣们“再有妄言者重治”。

1586年（万历十四年）三月，明神宗不顾群臣反对，正式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紧接着，大臣们又发动了一波疏奏。四月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等又先后上疏，继续要求册立常洛、封王恭妃，俱夺俸。

此后，对于大臣们的疏奏，他开始不理不问，干脆不下发给内阁，甚至还将其他工作牵扯进来，一并留置不予下发。大臣们见上疏如同石沉大海，没了动静，于是内阁大学士、六部大臣就利用“面圣”的机会，当然跟明神宗提及立太子一事。明神宗朱翊钧当面不好拒绝就继续玩起了老招数——拖。这种以“候旨行”应付的拖术一用就是好几年，大臣们一看不行，开始联名上疏，集体要求册立太子，又是以辞职想要挟。1590年（万历十八年）时，明神宗就传谕说到了冬天就册立，结果到了第二年夏天了，却迟迟不安排人筹备，大臣们又不放心起来，《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中记载，“十九年冬十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备东宫仪仗，”结果是“谓其邀功，催激夺俸，改册立期于次年”。

这次集体上疏中还发生了个小插曲，首辅申时行在休假，次辅许国出于尊重起见，把申时行名字列在了第一位，申时行听说后，单独密疏给明神宗，说“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结果这道密疏被传了出来，引发了群臣对申时行首鼠两端行为的不满，认为他卖友求直，纷纷弹劾首辅申时行，堂堂当朝首辅名誉扫地。《明光宗实录》之《据广本补》中记载，“故科臣罗大纮、中书黄正宾遂连疏劾首辅，皆削籍，正宾仍下诏狱，杖百，时行去。”此后，申时行去职，许国亦罢官。

到了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明神宗朱翊钧第二次所说的期限又到了。归省还朝的大学士王锡爵密揭请册立，明神宗又想了套说辞，下诏说“朕虽有今春策立之旨，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偿复出，是二储也”。这个时候，明神宗就把王皇后搬出来大作文章了。他借口皇后年轻，完全有可能会生下嫡子，假如现在着急立了皇太子，万一皇后生下嫡子怎么办，岂不违背了祖宗的立嗣原则，“今将三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

大臣们对明神宗的心思是洞若观火，这是要取消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优先册立权，况且一旦封王，按祖制应该去封地就藩，那岂不离开京城了，太子之位更是遥遥无期了。但大学士王锡爵是阿顺唯诺，立即按明神宗的意思拟出了“三王并封”的谕旨，即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等他们长大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此草拟的谕旨一出，朝廷哗然，大臣们纷纷上疏不下百本，指出这一做法严重不合祖制，指责神宗言而无信，并声讨王锡爵阿谀顺上。在一片反对声中，“三王并封”的方案最终流产。

《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六十九中记载，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正月，“皇长子出阁，命大学士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提调礼部左侍郎范谦、洗马李廷机充侍班官，修撰唐文献，焦竑编修，邹德溥、郭正域全天叙简讨，萧云举充讲读官”。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胜利。

君臣间的斗争仍然没有结束，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二月，这时的朱常洛已经十四周岁了，大臣们又想出了个招数，礼部上疏明神宗，说朱常洛已经长大了，按祖制皇长子已到“行冠礼之年” “选婚亦且届期”“礼当次第而举”。表面上是既要行成年礼，又要考虑婚事，其实是给朱常洛要太子的名分，因为这些活动必须得有规格，若有亲王肯定不妥，若是用太子身份则不合规，明神宗朱翊钧闻奏又开始不闻不问起来。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中记载，“二十八年春正月，礼部尚书余继登请先皇长子册立，而后冠礼可致祝，婚礼可致醮。大学士沈一贯请皇长子冠婚。不报。三月，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等乞行皇长子三礼。不报。”

这一阶段，大臣们又不停地发起新一波的上疏，要求行册立、冠礼、婚事三礼同时进行。对于大部分奏疏，他还是置之不理，不予签批下发，对于一些言辞激烈者则是给予削籍谪戍等处罚。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明神宗还想借口典礼没有准备好意图改期，大学士沈一贯力言不可。在这些大臣前仆后继的劝谏之下，明神宗朱翊钧是筋疲力尽。最终，在慈圣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明神宗朱翊钧册立19岁的朱常洛为皇太子。至此“国本之争”终于落幕。期间逼退内阁首辅四人，大批的主事、给事中、御史等部级、副部级官员被杖责、谪边、罚俸、外调。虽然支持太子的大臣取得了胜利，但君臣关系严重割裂，明神宗更是怠于政事，使得之后的明朝政治混乱不堪，党争攻讦不断，变得不可收拾。

对于这位皇长子，明神宗朱翊钧一直没有好感，一直没有把他当作接班人培养，接受正规的教育，直到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正月才允许其出阁讲学，而且这种讲学时行时停，延误了朱常洛的正常培养教育，导致其后登基政治经验不足。并且长期对朱常洛母子打压，削减二人的膳食、衣服、侍从等标准，长期的残酷、恐惧宫廷生活也使得后来朱常洛的心理出现了畸形，即位后放纵恣欲，身体状况极差。

明光宗朱常洛像

在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王恭妃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善，也未被加封。毕竟明神宗还是视其为“都人”，将其母子分开，不允许母子见面。已被打入冷宫的王恭妃终日以泪洗面，度日如年，最后双目失明。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王恭妃的长孙（明熹宗朱由校，朱常洛长子）出生，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明神宗朱翊钧在群臣的劝谏下进封她贵妃，这比郑贵妃整整晚了20 年。

景阳宫

1611 年（万历三十九年）九月，王贵妃重病，太子朱常洛恳求去看望母亲获准，景阳宫深锁不开，太子破门而入，此时的王氏已经双眼生疾，看不清自己的儿子。《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二·孝靖王太后传》 中记载：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定陵墓中的葬品 看两皇位的地位差异

1620 年（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明神宗朱翊钧这位明朝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终于去世。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在朱翊钧的定陵中，同时安葬着他的两位皇后，一位是原配皇后王氏（孝端皇后），另一位则是前面所提及的终生不受他待见的王恭妃（明熹宗即后追认为孝靖皇后）。

定陵地宫

定陵

孝靖皇后去世后，对于她的葬礼规格，明神宗想草草了事，但首辅沈一贯、大学士叶向高等几次上疏要求高规格安葬，在叶向高以“皇太子母妃薨，礼宜从厚”谏言下，明神宗才将其加谥为皇贵妃，后来在礼部侍郎翁正春上疏催请下，才将她选墓天寿山建坟安葬，但薄情寡义的明神宗要求不设置守陵内官，不拨给守坟的费用。直至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之后，在16 21 年（天启元年）九月十三日又为她上尊谥“孝靖”，并将她以皇太后身份迁定陵与明神宗合葬。

对于孝靖皇后的丧葬规格，学界有很多研究成果。王丽梅的《礼，“辨贵贱，明等威”－浅析万历二后随葬品的差异》一文中称，孝靖皇后的两次安葬，身份、地位不相同，其随葬物品也不相同。其最初以皇贵妃身份安葬时，与孝端皇后的随葬物相比，包括袍料、丝织匹料、服饰、被褥、金器、银器、首饰等物品不仅在数量、质地、类别上有差异，而且在制作风格上也存在着很大不同。以随葬的金质物品（不包括首饰）为例，孝端皇后金质物品则有1 30 件，而孝靖皇后随葬的金质物品仅6 件，相比孝端皇后的金锭、金饼、金钱，孝靖皇后的此时的随葬金锭也仅有1 枚，其他随葬银器中也多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

在其以皇太后身份迁葬定陵后，放置的物品品种、数量明显增多, 除增加了一些玉质、金质物品外，更主要的是增加了谥宝、木制谥册和凤冠（十二龙九风冠1顶、三龙二凤1顶）这类极具代表墓主身份、地位的物品。

孝靖皇后（王恭妃）谥宝

孝靖皇后 镶宝立佛金簪

孝靖皇后随葬织物图案

在封建观念和礼教的双重束缚下，女性作为男人的附属物存在，受侮辱，被损害，作为充赏赐的牺牲品……尽管王氏从一名宫女到后来成为皇贵妃，但她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没有和男性对等的权利。一生中，没有母凭子贵，却是倍受冷遇，不如常人，在后宫政治斗争中求生存，在疾病折磨中度余生，整个人生在压抑、沉闷、恐惧中度过，深切的悲伤中甚至没有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