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张恨水与张晓水：父子同梦

很快，张恨水为长子制订了浩大的学习计划，其中《孟子》是头一部教材。他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依恋情怀，主张“中国人说中国话，用中国话写中国文。”他告诉长子：“咱们中国有三件宝，也就是国术、中医、经史子集，都是国粹。我们张家虽出过不少技击高手，我却是手无缚鸡之力；至于中医，我也只是略知皮毛；所能向你传授的，只有古书。”按照他的设想，接下来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散文、诗词歌赋都将进入讲授范围。

张晓水当然不敢吭半个“不”字，一天到晚抱着线装书念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类的语句。几天下来，能说口流利北平话的他几乎变成口吃，难以讲出一句完整话。他的祖母看在眼里，心疼得不得了，责问张恨水：“你想毁掉我的孙子呀！”张恨水赶紧宣布家教缓期十年执行，叹道：“这古书囫囵吞枣地读不可。不能懂的人，费脑费舌，读它是白费劲。若是小水十年后还消化不了，我也只能让他终身免役。”

八年抗战时期，张恨水生活在重庆，张晓水随大多数家人居住在老家安徽潜山；抗战胜利初期，张恨水独自去北平办《新民报》，张晓水仍然留守在长江畔的安庆城，父子俩长期天各一方。

直到1947年年底，张晓水才来到北平念高中，与父亲团聚。这个时候，张晓水长到一米七二，与父亲不差毫厘，五官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张恨水看在眼里，好生欢喜。他想起从前与母亲的约定，算一算，十年期限已满，不禁又对从事家教跃跃欲试。他对张晓水略加测试，很快发现其古文功底太差，便教导道：“无论你将来干什么，文字基础是必须打好的。胡适提倡白话文，但他对自己孩子的古文抓得很紧。你一定要多读古文，要达到用古文做文章的程度。”并向长子推荐了一批范文，隔三差五向其讲解。张恨水还允许长子出入他的书房博览群书，嘱咐道：“想看什么书，你自己去挑，看完放回原处就行了。不懂的地方，尽管问我。”张晓水此时的领悟能力早已非当初可比，完全接受得了这位大文豪的辅导，文字表达能力突飞猛进。

作为《新民报》北平分社社长，张恨水平日里应酬交际较多。赶上张晓水有了假，张恨水经常带着这个长子出席新闻界的重要活动，包括各种酒会、救灾义演等，让他长长见识。连一同去逛公园时，张恨水也会随口道出面前每处名胜古迹的掌故传说，让长子感慨“处处是知识，步步皆学问”。张恨水还认为京剧艺术中有不少精华，便时不时带张晓水去听京剧，把长子熏陶为一个戏迷。后来在“文革”中，张晓水扬己之长，成为单位的文艺骨干，负责教大家演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样板戏”。就连他临终前，最大的慰藉也是用女儿送的录音机听京剧折子戏。

按照张恨水的设想，张晓水应当首先进大学新闻专业学习，再顺理成章地当记者，积累阅历，为创作小说打好基础。1948年9月，二十岁的张晓水如愿进入北平中国大学，在国文系就读。从张晓水跨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起，张恨水便开始把他当成大人，父子俩时不时一同出去泡澡堂子，美美地洗个澡，随后走进一家小饭馆要三两酒配一壶茶，点上几样菜，浅饮小酌，谈天说地。爷俩聊天的内容很广，但往往三句话离不开小说诗词。到了夜里，张恨水在灯下赶稿，张晓水做完功课，就来帮助父亲抄几页稿子。夜半时分，走胡同卖熟食的小贩的叫卖声隔院墙传入，张晓水便开门外出，端回两碗馄饨或是买回一两个烧饼夹肉、一包花生米，送进父亲书房，然后又为父亲续上一壶清茶，这才回屋安歇。至于张恨水，填饱了肚子，饮下一杯香茗，吸上一支香烟，还要在灯下调动灵感，继续创作。

张恨水与儿孙们在一起

为父亲代笔

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恨水撰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性小说《虎贲万岁》，再现了1943年冬湖南战区有“虎贲之师”美称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师浴血奋战的一幕：在师长余程万带领下，八千员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寇，坚守城池二十余日，毙敌一万五千余人，直到房舍尽毁、弹尽粮绝，仅余三百名指战员，最终等到友军增援，保卫住军事重镇常德。余将军读过这部小说，欣喜不已，曾派遣手下赠送张恨水一笔重金，被张恨水婉拒。带有戏剧性的是，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姑苏小姐看罢《虎贲万岁》，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与刚遭受失偶打击的“虎贲将军”相识，并最终成为余太太。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的1949年3月， 考虑到张恨水与余程万的特殊关系，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邀请张恨水对时任国民党昆明绥靖公署主任的余将军发表广播讲话，敦促其弃暗投明。张恨水是个书生，在政治方面纯属“门外汉”。他琢磨了几日，迟迟动不了笔。忽然间，他想起长子对时事颇感兴趣，也有所研究，便向长子说明了情况，吩咐道：“不如由你帮我起草篇稿子，试一试。”头一次受到父亲如此赏识，张晓水激动不已，特意开了个“夜车”，次日一大早，就把一份题为《走向人民方面去》的讲话稿送到父亲书案上。带着这份讲稿，张恨水走进电台，发表了生平唯一一次广播讲话。不知余将军是否听见张恨水那传自北平的洪亮声音，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台湾、内地两不去，而是隐居在香港郊外。1955年8月，余程万的姑苏太太遭歹人绑架，他单枪匹马前去相救，枪战中连饮数弹，一代抗日名将，居然如此悲凉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获悉噩耗，张家父子相对叹息了半晌，感慨余将军当初如果能够毅然“走向人民方面去”，定不会落得这般结局。

距发表广播讲话不到三个月，张恨水突患脑溢血，尽管捡回一条命，却暂时丧失写作能力，张家也因此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张晓水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学校，重新考入免收学费的华北军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先在国文系就读，1950年2月，他又转入计划经济系学习。

张晓水之所以放弃父亲设计的人生道路，一是他此时已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计划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更让他着迷；二是当他较完整地看过父亲的作品后，不由得对家人感叹：“我的才气，不及爸爸的五十分之一。”言下之意，父亲的文学成就是无法超越的，甚至是无法接近的。“文革”后期，张晓水心有余悸地对长子说：“幸亏我没有从事文学写作，人家可以放过张恨水这个‘老朽’，但能放过张晓水吗？”话虽如此说，但文学梦想的破灭其实是他心中最大的痛。

到了1951年9月，张晓水成为华北军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研究生，后留校任教，20世纪60年代又调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职。

从病榻上站起来不久，张恨水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哆哆嗦嗦地再次抓起笔，尝试恢复创作。然而，毕竟是大病初愈，而且年届花甲，面对雪片般飞来的稿约，他实在是无法一一满足要求，为此，在他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少数稿件是由张晓水模仿他的笔调写出初稿，经他修改后发表的。

张晓水除去为张恨水代笔，在创作上也给了父亲不少建议：“爸，再次提笔写作正是全家人盼望的，可是您的小说不要按以前的路子写下去了，形势……”张恨水摇摇头，打断儿子的话说：“我最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为什么不能写了？”张晓水耐心地劝道：“现在社会在变，您的世界观得适应，现在要求写工农兵。”张恨水仍固执己见，说：“我只会写熟悉的东西。”张晓水又出了个主意：“爸，您不如写写历史题材，把传统民间故事和戏剧改编成小说。您对这些也很熟悉，又没有政治倾向。”类似的谈话，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双方始终未能统一意见。

时至1953年，张恨水才基本上摆脱脑溢血后遗症的困扰，不仅可以应付零星的稿约，而且有大部头作品问世。他虽然口头上不肯妥协，但作品内容的确有重大改变，主要以创作“新瓶装旧酒”的小说和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散文为主。1954年，他的一部近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很快又出了单行本。样书寄来后，张晓水向父亲要求：“爸，送我一本吧，我有大用场。”张恨水好奇道：“干什么用？”张晓水神态忸怩：“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想送份像样的礼物给她。”张恨水眉开眼笑，打听那个女孩子的具体情况，叮嘱道：“什么时候，把那姑娘带回来见见面，吃个饭。”接下来，他又满足了长子的索书要求，并在该书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第二天，张晓水就把这本书当做定情信物交到女友周维兰手中。

接下来，张恨水还创作有《凤求凰》《孔雀东南飞》《白蛇传》《秋江》《孟姜女》等中篇小说，全都改编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和戏剧。每有样书寄来，张恨水不等长子启齿，便会主动相赠。此时，张晓水与周维兰已经完婚，张晓水不再把父亲的书作为礼物送人，而是当做宝贝珍藏着，与父亲分享成功的快乐。

张恨水是个有主见的人，甚至是个有几分固执的人。在创作题材上，他接受了长子的意见，但更多的情形下谁也左右不了他的观念。人到晚年，回锅肉、米粉肉、蒸腊肉、红椒炒牛肉丝等肉食都是他的所爱，而且很能吃。出于健康考虑，张晓水多次劝他：“您有高血压，医生嘱咐要少吃肥肉。”张恨水摆摆手：“为什么？我已经是‘五十非肉不饱’。为了多活几天，连肉都不吃了？”

作为中国作协及北京市作协会员，张恨水不可避免地需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本来就不善言辞，加之因病导致语言表达能力衰退，所以，一些社会活动场合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他听别人高谈阔论，自己很少启齿。在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两度召开党外作家、翻译家座谈会，让这些文人向党提意见。第一次开会时，张恨水拿不准该怎么说，没有开口。第二次开会前，他明白再不发言实在无法交代，特意把张晓水找了去，不耻下问。张晓水斟酌再三，向父亲道出了自己的建议。张恨水听罢，连连点头：“这正是我想说的，而且也不会惹来麻烦。”结果，在后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发表了这样一段讲话：“我是章回小说家，把我列在作协会员名单上，除我以外(中国作协)会员中再没有章回小说家了。但据我所知，如陈慎言已七十多岁了，论资格他应为会员；又如张友鸾，他的学问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不请他入会呢？章回小说家从来就很少，在北京的也顶多是十五个左右，论年纪他们都很大了。像陈慎言等作家都不能入会，我看作家协会有保守思想。过去有人说章回小说是‘下流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现在章回小说家在北京的很少，改行了，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这篇发言稿，发表在1957年的《文艺报》第十一号上。奇怪的是，目前所问世的各种涉及张恨水的专著和文章几乎均未提及此事。

日记本中的秘密与未了的夙愿

张晓水生前留下了一部日记，纸质甚差，已经发黄了，好在字迹还算清晰。透过字里行间，不难发现直到生命的黄昏，张恨水依然期待长子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日记记载，1961年11月，张恨水来信要求张晓水“无事时学学旧诗”，并在信中介绍了旧诗平仄方面的一些知识。这里要说明一下，张晓水家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张恨水本人则住在城里，相隔一二十里路，通常每个月只能见一次面，相互联系主要靠书信来往。

11月23日，张晓水拿起笔来，写下生平第一首七绝：“缓缓玉盘柳梢头，三山暮色影幽幽。淙淙溪径寻梦远，啾啾秋声添新愁。”当即送给父亲过目。几天后，张恨水将修改稿交给长子，诗如下：“缓挂玉盘柳角头，三山云暮影清幽。小桥溪滑难寻梦，别有秋声一段愁。”不过，张晓水也是个有主见的人，没有被父亲的大作家身份吓倒，认为该诗改成下面这样更好：“暮色苍茫月似钩，三山环抱影清幽。小桥溪滑难寻梦，萧萧落木添新愁。”

另据张恨水的小女儿张正透露，张恨水暮年曾有意将自己书斋中那套多达两千余册的《四部备要》传给长子。当年为了购买这套书，花费了他二十两黄金，可见其珍贵。但张晓水认为自己不是学文学的，请父亲把书转交弟弟妹妹们保存，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说起《四部备要》，还牵涉一个小故事。张恨水所住的西四砖塔胡同有大量的书籍、古玩、字画等被当做“四旧”。张恨水为此寝食不安，为藏书的命运操透了心。一次，张晓水前去探望父亲，张恨水正在病中，语言难以表达，指着装满《四部备要》的红木书柜说：“呵，呵……”张晓水猜测道：“是不是担心书被抄走？”张恨水点点头。张晓水提出了多种保存方法，张恨水都不满意。最后，张晓水想出一个法子：“我去与图书馆或中央文史研究馆(张恨水的工作单位)联系，包装封好，对外就说赠送出去了，眼下只是代为保管，可好？”张恨水脸上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不久，张恨水又委派长子去中央文史研究馆联系捐赠《四部备要》事宜，可馆方认为这批书不属于古籍善本，没有收。目前，这套丛书珍藏在张晓水的弟弟家中。

1967年2月15日清晨，服侍了张恨水几十年的老佣人唤醒主人，给他穿鞋，忽地张恨水脑溢血发作，向后一仰，撒手而去。张晓水接到噩耗，匆匆赶往西四砖塔胡同。他所见到的父亲遗容很安详，睡在自己那间北屋的沙发床上，身穿深色棉衣，头戴毡帽，嘴巴微微张开，似乎仍在呼吸。

张晓水长时间呆呆地注视着父亲，心中一片茫然。他没有流泪，甚至未说一句话，只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被卷走了，再也无法追回。嗅着房间内浓烈的香草味道，他取出兜里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

这个时候，张晓水尽管已经调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但仍然住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一阵，家里出现“经济危机”，为了省五块钱的月票，他上下班不再坐公共汽车，而是骑自行车。要知道，从东郊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五十多公里路程呢！每逢周一，他都披星戴月地离开家；到了周末，又傍着夜色归来。

张晓水的自行车是张恨水送的。1953年张晓水从华北军政大学毕业时，张恨水特意带着他买下这辆德国产“飞利浦”自行车。这辆自行车的价格，现在已无从知晓，但起码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薪水。

后来，这辆自行车早已经是“超期服役”，但骑行没有问题。一旦上了车，张晓水就来了精神，并未让人感觉到他是头顶压着“两顶帽子”的人。他带着微笑，带着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带着一个父亲的爱，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每次回家，他都笑眯眯地进厨房做几样拿手的小菜，陪着母亲胡秋霞一起喝上二两。

种种迹象表明，张晓水有意在退休后对张恨水的作品进行一番系统研究，用手中的笔报答慈父的养育之恩和栽培之情。然而，天不假年，1990年7月14日，离休不久的张晓水因患肺癌离开了人世，到另一个世界陪伴自己的父亲去了。

来源：各界杂志第6期—世纪回眸

作者：宋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