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者思维:怎么样对抗破坏性
导语
你好，我是得到高研院教研长鹿宇明。
我们继续“优化”模块的思维模型课程。这节课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对抗破坏性？
当你的人生步入一定阶段，在家庭、职场甚至社会中承担了一定责任后，或者当你拥有了对你意义重大的事物之后，你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问题：你有要保护的东西，它又脆弱、又重要；它可能有实体、有肉身，也可能是抽象的。
比如说，保护家人的生命和健康，保护你的财产和作品，保护一个传统、一种价值观，甚至保护环境，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类问题。
这一节课里，我们来看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是二战期间的一群力量弱小的人，但他们在战火中对抗了战争的破坏性力量，保护了意大利的文物。
这节课由得到高研院研究员陆音和陈舒扬联合研发，他们的研究来源是一本书，叫《拯救意大利》，作者是美国作家罗伯特·M·埃德塞，由转述师徐惟杰为您转述。
下面我们开始。
如果今天你去欧洲旅游，应该会留意到一个现象：在很多国家，比如德国、比利时、波兰，大量的历史建筑上面，会挂了牌子告诉你，这个建筑在二战的时候已经被毁掉，现在你看到的是重建后的样貌。但是有一个国家很不一样，那就是意大利。它的古城，是名副其实的古城，当地人甚至会自豪地跟你说，在这里，100年历史的建筑，都算年轻的。
为什么同样曾经是二战战场的意大利，这么多文物古迹被保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意大利战场上文物保护的故事。
我们先看，在战场上保护文物的，是什么人？
首先，他们当然不是一个人，但他们也不是一个组织，他们甚至都不属于一个国家、一个阵营。他们散布民间——比如来自美国、英国的艺术教授、历史学家，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交战双方的军人。他们身份背景各异，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关心人类文化遗产的人，而且在战争面前，他们都是没什么权力的小人物。
战争中保护文物有多难
我们知道，二战初期，很多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很快被德军占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还有限。但是到了战争后期，盟军反攻的时候，战略轰炸加上激烈巷战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整个城市，柏林和华沙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城市，百分之八九十的建筑被毁，再珍贵的历史建筑也不能幸免。
意大利的古城，像佛罗伦萨、罗马，也面临同样的命运。意大利本是轴心国的一员，1943年7月，墨索里尼下台，一个多月后新政府就倒戈，投降了盟国。对德国来说，意大利就是它南方的后院，希特勒显然不会轻易放手，意大利无可避免地成为德军和盟军激烈交火的战场。
盟军进攻意大利前，就有一些人，以来自美国英国的学者为主，自发成立了古迹保护小分队。名义上，它的作用是协助军方，尽量减少艺术品和古迹受战火破坏。但事实上，在战争的需要面前，保护文物永远要往后靠。
比如，盟军要对意大利施行战略轰炸，这是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所谓战略轰炸，就是无差别轰炸，目的是心理战，打击敌军的士气。但这种轰炸方式，等于视文物古迹于不顾。比如庞贝古城，盟军至少飞了十一次，在考古遗址周围的可疑德军据点，投放了一百五十六枚炸弹。
战争让许多事情变得次要。发生在著名的卡西诺山地战里的事情，最能够说明这一点。
当时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山上，盟军和德军已经打了一个月，战况十分胶着，盟军伤亡不少。在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的盟军指挥官，盯上了卡西诺山顶的一座五层高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就是卡西诺修道院，是欧洲最老的修道院之一，中世纪就存在了。
盟军决定派轰炸机炸毁修道院，理由是怀疑德国的炮兵观察员藏在修道院里面，才导致德国的炮弹总是那么精准地打过来。存在了上千年的修道院，就这么变成了废墟，还有200多个在修道院避难的意大利平民在轰炸中死亡——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发现德国人。
这次军事行动自然受到了舆论的谴责，罗斯福总统后来也接受了对这次轰炸的批评。但即便如此，在当时的盟军将领哈罗德·亚历山大看来，轰炸修道院并非完全错误的决策，他认为，在那种时候，就算是出于打击敌军士气的目的，这一行动也是有意义的。
所有人都承认文物重要，但在战争目标和文物面前，长官们永远会选择前者。古迹保护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自己的工作的。
把它变成更多人的事
这样的局面下，古迹保护官们其实非常无力，他们本身也没有统一的部署。到了前线后，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交通工具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除了观察、记录和报告，没有命令哪怕是一个最普通士兵的权力。
而且，考察了那些被战火轰炸过的城市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非但不能从盟军那里得到支持，反而盟军本身就是问题。那不勒斯大学就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例子。
意大利遭受战火破坏最严重的一个城市，是那不勒斯。这座城市本来由意大利人驻守，但是意大利倒戈投降盟军后，又被德国人占领。
有一天，德国的巡逻兵在那不勒斯大学里碰到了几个意大利士兵，后者本来是被安排在这里维持秩序的。但是看到倒戈的意大利人，德国人非常生气，抓了意大利士兵，把他们在学校的空地上公开处死。他们还把气撒在整个学校上，用装甲车的炮火打穿了学校的门，然后到处倾倒汽油，点燃了教学楼。
盟军的驻守，反而导致古迹成了被撒气的对象。这件事情让古迹保护官很有感触。他们认识到，不仅要从德国人手里，而且要从盟军部队手里夺回幸存的建筑。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就像那不勒斯大学的例子：战场瞬息万变，今天占领的城市，明天可能被德国人夺回去。而盟军占领的任何一处建筑，都可能成为报复的对象。让军队远离建筑，反而会更安全。
另一方面，盟军的士兵也可能对文物古迹造成破坏。特别是很多美国士兵，以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祖国，甚至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如果他们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建筑上，或者偷偷拿走一个纪念品，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但是这给古迹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于是防止不必要的占用，就成了古迹保护官工作的重点。
具体怎么做呢？军队每进入一座城市，就要找地方驻扎，而古迹保护官们比军人更熟悉城市，他们就给军队指路，把军队引向适合驻扎、又不太会影响到文物的地方。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你想啊，假设一个筋疲力尽的前线指挥官，找到了某座有自来水的房子，你想说服他带着他的士兵们另寻别处，理由只是这座房子对艺术史学家来说很有研究价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能够争取高级*的支持，这项工作就会变得好办很多。
古迹保护官们于是做了两件事：
第一，写报告，严肃指出盟军大量征用古建筑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这会正好给德国人留下把柄，将盟军宣传成为掠夺者和破坏者；
第二，提供一份简明的历史遗迹建筑名单，申请这些建筑没有特别批准，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古迹保护官的这些努力，推动了来自盟军最高统帅的一个重要命令的颁布：1943年年底，艾森豪威尔将军签发指示，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应落到所有官兵身上，高层指挥官有责任配合古迹保护官的工作。这份命令成了古迹保护工作的转折点。
回过头来看，古迹保护官在这里做了一件最关键的事，那就是把自己的保护工作，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组织的目标。
不是请求，而是提供
好，要求官兵配合保护的政策是有了，但是有政策，不代表就能执行。
起初，盟军士兵对于古迹保护官的工作充满了疑惑和鄙视。他们觉得，有那么多伤员需要照顾，有那么多死去的战友需要掩埋，但是只要这些人一到战场，就会直奔建筑和艺术品。所以一线的士兵，很少提供给他们帮助。
同样，被占领的意大利人，一开始也对古迹保护官抱有警惕心。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家乡文物的价值，很自然会怀疑，这些外来者是要偷走他们的宝贝。
古迹保护官意识到，如果不争取这两者的信任，他们的工作很难开展，而如果让他们参与进来，则会让自己的工作事半功倍。
撬动这个合作的是很简单的物品：面包。
意大利人对面包的热爱简直疯狂，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有仪式感的食物。但是战争年代，物资短缺，只有军队有充足的面包供应。
而盟军士兵的需求，是有人能够帮他们安民，他们也不希望当地人对他们有敌意。
了解到这些需求后，古迹保护官就组织把军队剩余的面包，分发给当地人，争取他们的好感。并且他们还提供指导，让当地民众出力保护古迹。因为他们知道，对这些民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还有通过参与重建家园，来重建他们的自信。
这个办法果然管用，民众开始主动提供帮助，自觉组成团体保护古迹。同时盟军士兵也会觉得，古迹保护官还是有用的，为他们解决了问题，也就更愿意帮助他们。
古迹保护官的这种为别人解决问题，顺带实现自己目的的做法，还体现在别的地方。
前面我们说过，盟军要对意大利进行战略轰炸。古迹保护官一开始递交了一份城市名单，告诉盟军指挥部，这些城市拥有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古迹，你们应该放弃轰炸。但是显然，这种要求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后来意识到，与军队交流，需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需求。比如如果你希望军队轰炸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你不能够就和他们说：嘿，你们小心一点。那样没有人会听你的。
于是，古迹保护官们做了一件事：他们凭借着自己对意大利城市的熟悉，为轰炸机飞行员标注出重要的保护目标，规划合理的航线。
这项工作对飞行员是有很大帮助的。大部分美军飞行员是大老粗，他们对意大利的城市没有任何概念，轰炸时能够辅助进行判断的，只有之前侦察机提供的模糊的高空摄影，他们也发愁如何更好地识别目标。但是古迹保护官非常熟悉这些城市，他们可以在这些模糊的照片上，准确地为飞行员标出目标、航路，还有轰炸范围。当然，捎带地，就会让飞行员避开文物古迹。
创造条件让别人来保护
前面讲到的古迹保护官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战事无法避免的前提下，能够做出的一些努力。但是你想想，战争毕竟是战争，就好比两头公牛走进了瓷器店，你再怎么竭尽全力保护瓷器，你能保住的是非常有限的。
最好的情况是没有交火，至少保证某块地方没有交火，以便那些重要的可移动的文物，比如画作、雕塑等艺术品，有一个可以安全转移的去处。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保护者们发现，是有的。这个地方就是教皇所在的梵蒂冈。
梵蒂冈是最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的城市，因为它的地位很特殊。天主教会对意大利人的影响，超过任何政党建立的政权，对交战双方来说，跟教会搞好关系，都是有必要的。
一开始我们说了，意大利战场上的文物保护力量是跨越阵营的，在德国人这边，也有为保护文物做努力的人。而争取梵蒂冈的和平的工作，主要就落在了德国人这一边。在古迹保护的力量中，一些人还是拥有一定的军衔和地位的，可以接触到希特勒和梵蒂冈的教会高层。
他们要做的，就是让希特勒和教会之间达成一致：希特勒同意不去攻打梵蒂冈，而教会则同意，在自己的地盘保证民众的安宁，不让民众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
在当时德国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的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接受了这样的建议。
梵蒂冈的和平被保住了，大量可移动的意大利国宝被运进梵蒂冈妥善保管。很多文物本身就是宗教艺术品，教会是非常愿意看到它们受保护的，这么一来，教会的力量也能够有效地参与到保护工作上来。
这种创造条件、让别人也能够一起保护的做法，在德军撤退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
双方的文物保护者，几乎达成了默契：要撤走的德国人把文物安置好，然后会留下一份文物的清单。因为他们知道，这里一定会被盟军占领，盟军的同行会来接手这些文物。要知道，在文物频繁被转移的战争中，清单跟文物本身一样重要；在人手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想在没有清单的一堆文物里，寻找拉斐尔或者波提切利的一幅画是多么困难的事。
锡耶纳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古迹保护者的运作下，这座城市实现了和平撤退。交战双方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德国部队撤走两小时后，盟军部队就进入了锡耶纳。
盟军的古迹保护官到达时，发现政府大楼“古迹、艺术品和文献”部门的门把手上，有一份清单，上面有这座城市50座建筑和教堂里需要保护的文物的名字。这是一位尽责的德国民政事务官员在撤走前留下的，很明显，他知道盟军会看到这份清单。
这就是战场上的古迹保护者们的格局和默契：保护未必要通过占有来实现，也可以创造条件，让有意愿和能力的人来共同保护。
总结
好，意大利战场上的文物保护的案例我们就讲到这里。请注意，文物保护者做的事情，远不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他们在战后文物的修复和重建上，也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战场上保护文物这件事，听起来，离我们一般人很远。你也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一些尽责的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错，但这个案例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如何通过大范围的协作，去进行保护的行动模型。
一般的人，都是依仗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资源，来对弱小者进行保护。而意大利战场上的文物保护，体现的是在战争这么一个超大型的破坏性力量面前，在不可能凭一己之力的情况下，保护是怎么进行的。它展现了保护的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有没有可能，脱离自己的力量，借用外部的力量，来实施保护？答案是可能的。
我们在保护一样东西的时候，有三种工具，经常被遗忘：
第一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你要明白：你希望保护某样东西，在广大的人群中，一定有拥有跟你类似的价值观的人——他们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比你地位高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的敌人。他们也是你能够借助的力量。即便没有机会直接沟通和协同，把你的价值观和诉求大声说出来，也能扩大保护力量。
第二，给潜在的保护力量制造便利。
比如战火中，保护者们把文物安置在地下室，留下清单，等待后来的人发现；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常常会发生小孩走失，聪明的父母就会在孩子身上留一张纸条，写上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
第三，保护不靠请求，而是靠合作。你需要充分站在所有相关方的立场上，提供解决方案。
比如，想要保护文物不被轰炸，你再怎么恳求，想让军队放弃轰炸是很难的，而为他们提供地图、规划合理的航线，是更有效的办法。回到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环保人士，你要保护受沙漠化威胁的土地，你要做的，也不只是告诉当地的农牧民不该去做什么，而是教给他们更先进环保的生产方式。
关于今天的主题，你有什么案例可以分享，欢迎给我们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