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女巫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作者：罗宗志 (重庆三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女巫是巫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巫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方面。对百年来国内外女巫研究现状作一个全面地介绍，对国内巫术研究者当有极大的补益。女巫研究滥觞于19世纪的欧洲，至今已持续了100多年。无论是历史学者、人类学者、民俗学者、宗教学者，还是文艺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等，都对女巫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百年来国内外女巫术研究现状作一个全面地介绍，对国内巫术研究者当有极大的补益。
关键词：女巫；巫术
文献来源: 《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4期。
一、
国外女巫研究
国外女巫研究的地域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欧洲的英国、苏格兰、德国、法国；美洲的波多黎各、牙买加；亚洲的韩国、以色列；非洲的苏丹等国家。
（一）欧洲女巫研究
对欧洲女巫历史的研究构成了国外女巫研究成果的主体。欧洲女巫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学、人类学，而心理学、文学等方法也逐渐应用于女巫研究之中。
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1862出版《女巫》。米什莱所持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巫的历史就是一部女性在性别、道德欺凌下的血泪史。德国档案学家约瑟夫·汉森1900年发表《中世纪的巫术妄想、宗教裁判所以及女巫迫害的兴起》并陆续出版了这些审判的记录。迄至20世纪20年代，欧洲猎巫运动成为巫术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批女巫研究的经典之作。埃及考古学兼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穆礼被誉为欧洲巫术研究的开山鼻祖，现代很多巫术资料多源于她的研究。玛格丽特·穆礼1921年出版《女巫与巫术》详细地论述了女巫在欧洲的发展历史，成为欧洲女巫研究的极富权威的学术著作。法国历史学家萨尔曼致力于欧洲女巫研究，有著作《女巫——撒旦的情人》行世，运用档案资料记载了欧洲女巫及欧洲人迫害女巫的历史，内容涉及女巫魔会、黑色弥撒、宗教法庭的审判、火刑架等内容，通读之后可以一窥欧洲人猎*女巫的起源和终结。美国历史学家安·勒维琳·巴斯托1994年出版《猎*女巫——以女性观点重现的欧洲女巫史》，以性别分析的观点呈现了欧洲十六七世纪女巫迫害的历史事实，并试图诠释这一历史图景如何形成，深究此种施加于女性身上的男性暴力，为何会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英国历史学家林德尔·罗珀《猎*女巫：德*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一书除了对女巫的追捕、审讯、拷打和酷刑作了淋漓尽致地阐述外，还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女巫迫害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心理学根源。
近20年来，欧洲女巫研究者也将目光转到有关巫术的作品上。他们关注女巫、术士以及魔法动物在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包括对女巫形象的揭示，对女巫形象演变的分析等，相关代表性著作如黛安娜·普尔基斯《历史中的女巫》（1996），研究了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如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麦克白》和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女巫》等；谢尔登·卡什丹《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重塑我们的性格》（2014）提供了从心理学的视角剖析童话故事中女巫形象的路径，提示了童话故事中女巫形象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欧洲女巫研究相关著作还包括彼得斯《魔法师、女巫与法律》（1978），凯泽尔《女巫——欧洲政治迫害的开端》（1990），海斯特《淫荡的女性与邪恶的女巫——论男权统治的机理》（1992），珍妮·卡蒙·盖瑟琳·沃克《现代英格兰早期社会中的女性、犯罪与法庭》（1994），兰汀·斯哥特《女巫的魔鬼》（1995），布劳恩·西格丽德《悍妻与愕妇——德国现代早期的巫术构建》（1995），珀金斯《历史上的女巫——近代早期与20世纪的表征》（1996），盖斯·吉尔伯特《女巫审判——十七世纪巫术起诉》（1997），玛瑞恩·吉布森《阅读巫术——早期英格兰女巫的故事》（1999），索尔丹《女巫神判史》（1999），吉布森·马里昂《近代早期的女巫——当代人笔下的巫审案件》（2000），斯蒂芬斯《魔鬼的情人——巫术、性与信仰危机》（2002），贝林格《巴伐利亚的狩猎女巫》，哈尔茨《作为诗神的女巫——欧洲近代早期的艺术、性属与权力》（2005），罗彼舒《朗根堡的最后一个女巫——一个德国村庄里的谋*》（2009），斯托克斯·劳拉《城市改革的恶魔——早期欧洲女巫审判与刑事司法》（2011）等。
（二）亚洲女巫研究
对亚洲女巫的研究，论及韩国的女萨满、以色列的女性灵媒。对韩国女萨满的研究，劳雷尔·肯德尔有著作《萨满、主妇和其他不安分的精灵——韩国仪式生活中的女性》（1985）与《一位韩国萨满的生活与艰辛——传说及其流传》（1988）问世。她在书中对韩国萨满医生、助产婆以及其他从事仪式医术的妇女活动进行历史考察，尤其是以女萨满及其所主持的kul仪式为例，展示了韩国女性在私领域的重要位置和强势力量。对以色列女性灵媒的研究，见有塞雷德·苏珊·斯塔《作为仪式专家的妇女——耶路撒冷老年犹太妇女的宗教生活》（1992）一书，探讨犹太妇女的宗教生活、宗教文化以及女人所创造的仪式信仰。她认为女性虽然生活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但妇女在女性所组成的团体与仪式中仍旧能透过男性的犹太教来圣化女性的生活与经验。
（三）美洲女巫研究
对美洲的女巫研究，论及波多黎各、牙买加的女性灵媒。琼·科斯·琴诺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切入研究波多黎各由女性主持的招魂术，她把焦点集中在女性作为一位医者及患者上，认为疾病是了解女性的一面明镜。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剥削及压迫是导致她们成为民俗医生的主因，成为医者能提供她们重整自己及发现自我的机会，而这些自身的经验更让她们对同是女性的患者有移情之心，在医疗的过程中女性得以互相反射自我。威廉·韦德诺加深入分析牙买加女性民俗医疗中的医患关系，认为女性特质是女人较男人适合担任民俗医生及受病人信任的原因，女医者与病人的关系就如同母亲与子女一般。
（四）非洲女巫研究
对非洲的女巫研究，主要论及苏丹的女性灵媒。珍妮斯·博迪《子宫与外来精灵——苏丹北部的女人、男人与Zar崇拜》（1989）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探讨苏丹一种由女性所支配的附身仪式——Zar，她认为女性把Zar扩大为附身仪式乃是一种反霸权的过程，因为在附身仪式中个人及社会的意义被重新建构，女性不断地与性别的不对等及性别概念协商，最后给予男性霸权一种女性主义的回应。在此仪式中，女性心照不宣地生产一种有别于男性的意义支配系统。
二、
中国女巫研究
女巫是构成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她们却常常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从20世纪80年代起，女巫逐渐引起中国学界部分学者的关注。他们在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中对女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翻译、出版及发表了一些涉及女巫的学术作品，而各种通俗类的女巫书籍则多得难以计算。
（一）内地女巫研究
对中国女巫的学术性探讨，最早见于荷兰学者格鲁特在20世纪初一篇描述福建省厦门女萨满的文章，次之为艾略特对广东女性灵媒的简要概述，以及美国学者波特20世纪70年代对1961—1963年间于广东省屏山所观察到的三位女萨满所做的详细描述。近40年来，内地学术界有一批女巫研究论著陆续面世。当今内地学术界对女巫的关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译介国外女巫著作的层面、历史文献研究的层面、田野调查研究的层面以及文学作品研究的层面。
1.译介女巫著作的层面
在译介女巫著作层面，近30年来出版的女巫研究译著包括玛格丽特·穆礼《女巫与巫术》（1992）；勒维琳·巴斯托《猎*女巫——以女性观点重现的欧洲女巫史》（1999）；萨尔曼《女巫——撒旦的情人》（1999）；谢尔登·卡什丹《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重塑我们的性格》（2006）；安·林德尔·罗珀《猎*女巫——德*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2013）；北京陆桥文化传媒编译《女巫——黑暗角落的幽灵》（2007）；米什莱《女巫》（2014）等。
2.历史文献研究的层面
在历史文献研究层面，学者们通过对文献典籍的解读，对先秦、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清末民国的女巫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女巫进行研究。
王贵元《女巫与巫术》（1991）论及中国古代女巫及其巫术。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巫》（2004）论述了女巫的宫廷巫术、祓禊礼俗、求雨表演、祷兵史事，并对女巫的文化存在及文化影响进行分析。董乃强《女巫和妓女的起源》（1996）认为上古女巫创造了歌舞，具备了以歌舞娱乐鬼神，以性沟通神灵的伎能，地位十分尊贵，后因君王贪图享乐，促成女巫转为娱君、娱人的妓女。萧兵《神妓、女巫和破戒诱引》（2002）认为“神妓”的一种是神庙的专祭女巫。
崔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巫研究》（2010）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巫所主要从事的巫术活动、女巫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巫、女道士和比丘尼共存的情况，勾勒出女巫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存在状态。
王晓玲《试论女巫与唐代社会生活》（2004）从女巫的交往对象、女巫交通鬼神的手段与职能、女巫的生存挑战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进行论述，认为唐代女巫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心目中鬼神观念的大量存在，女巫作为人神交流的媒介，她们的活动反映了唐代民众鬼神观念的重要内容。方燕《女巫与宋代社会》（2006）以宋代女巫为考察对象，论述了这一边缘群体的社会地位、成巫之路、活动空间、从女巫到女神的升转。董涛《汉代方术活动中的女性角色》（2012）论及了汉代女巫的活动，指出汉代女巫有职务与职业之别，职务女巫虽然在西汉初期一度被延续下来，但到了东汉职务女巫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民间社会巫鬼之风依然浓厚，职业女巫具有较为广泛的生存空间。
小田《论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2014）对比了近代江南乡村女巫在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中的境遇。庄恒恺《晚清民国时期福建的女巫“问亡”活动》（2015）对晚清民国时期福建女巫“问亡”仪式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
刘克威《浅析中世纪欧洲猎巫运动中女巫被*之原因》（2003）对中世纪欧洲猎巫运动中女巫被*之原因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大量的女巫会遭到镇压和审判跟《圣经》的启示、对妇女身体的恐惧、医学的发展以及女性群体的弱势有关系。徐善伟《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2007）对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之间的关系作了疏理，认为男权重构与女性成为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自中世纪盛期以来，女性在社会、经济和宗教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这引起了男权社会的忧虑，而猎巫运动则为男权的重构和强化对女性的控制提供了一种机会和手段。孙岳《〈女巫之錘〉与猎巫运动》（2011）探讨欧洲中世纪末问世的猎巫手册《女巫之锤》与猎巫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廓清猎巫运动爆发的思想根源。
3.田野调查研究的层面
在田野调查研究层面，学者们对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女巫进行调查与研究，内容涉及女巫的养成过程、信仰世界、社会职掌、身份认同、仪式操演、唱词、音乐、舞蹈、文化传承、社会地位、文化意义及其与地方信仰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华东地区的女巫研究，涉及福建、浙江、江苏、江西等省的汉族女巫。石奕龙对闽台地区的“私人佛仔”与“查某佛”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著有论文《从孤魂野鬼到神灵的转化——闽南“私人佛仔”的初步研究》（2000）与《金门与大陆“私人佛仔”与“查某佛”的比较研究》（2002）。吴重庆《信则有，不信则无——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孙村女巫灵力的范围与兴衰》（2010）对福建东南沿海孙村女巫童乩的灵力变迁规律作了探讨。陈映姨《乡村巫婆与地方崇拜的重构》（2006）展示了浙江省桐庐县乡村巫婆陈阿珠的养成经过、“上神”仪式以及发动乡人建造庙宇的过程，以此说明在地方文化的特定情形下，个别乡村巫婆对地方崇拜的重构及群体信仰生活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马光亭《苏北“铰人”仪式与口头艺术的传承者》（2006）探讨苏北乡村巫婆在乡土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与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凌智勇《迷信存在的社会结构基础——对江西省龙南县一位仙婆的个案研究》（2008）对江西省龙南县一个汉族仙婆的问神职业、问神策略、问神业务做了全景式的叙述，以揭示迷信存在的社会结构基础。
华南地区的女巫研究，涉及广西壮族、汉族、瑶族的女巫以及海南黎族的女巫。于欣《骆越巫风的遗韵——试析女巫舞》（1988）对广西龙州、凭祥、宁明、靖西、防城等地壮族女巫舞蹈的起源、动作、舞姿线条、表现手法作了论述。黄桂秋、侬兵《镇安故地壮族女巫盖帽仪式考察》（2007）对广西靖西县壮族女巫的盖帽仪式作了实录。萧梅《唱在巫路上》（2007）以仪式音乐作为切入点，试图分析女性仪式专家是如何在巫路上通过音乐和唱词将阴阳两界沟通起来，并建构一个壮族巫文化下“信仰认知中的宇宙观”。张小娟《论满月仪式中巫婆与花婆信仰的关系——以广西靖西县其龙村壮族人的满月仪式为例》（2009）探讨广西靖西县壮族巫婆与花婆信仰之间的关系。林业锦、潘薇薇《论仙婆在当地中的文化隐喻——以广西平南县官成新新村为例》（2015）论及广西平南县官成仙婆的问米仪式、庙会祈愿还愿仪式、送鬼招魂仪式及仙婆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莫晓蕾《游走人鬼神的边缘——广西凌云袍亭壮族女巫研究》（2015）对凌云县壮族女巫的养成过程、仪式操演、社会角色等方面作了一定的论述。罗宗志《“七姑姐”别样人生——基于广西昭平县仙回瑶族乡茅坪村的考察》（2014）主要论述了昭平瑶族女巫的成巫过程与法事活动。张太教《人类学视野下的黎族女巫问题》（2007）通过对海南省昌江县一个黎族村落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试图在文化本身的逻辑中阐述、分析黎族社会中的女巫问题。
华北地区的女巫研究，涉及山西省汉族的女巫。王杰文《一个巫婆的招魂唱词及其相关分析》（2003）基于口述资料对山西省M村一个巫婆的招魂唱词及其相关仪式过程作了整理与介绍，然后联系M村的民俗事象与民众观念，对唱词本身及其相关仪式过程中的部分民俗宗教观念作初步地解释。
华中地区的女巫研究，涉及湖南省汉族、苗族的女巫。陈彬、陈德强《湖南道县“关仙”现象的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2010）描述了湖南道县关仙现象的历史与现状、仪式结构、仪式得以存在的原因与功能及其性质。黄金《东部方言区山江苗族仙娘“跳仙”仪式调查》（2013）对湘西凤凰县山江镇苗族仙娘“跳仙”仪式进行调查，描述了苗族仙娘“跳仙”仪式与过程，分析“跳仙”仪式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蒋欢宜、侯有德的《湘西苗族仙娘与蛊婆的身份认同研究》（2017）对湘西仙娘与蛊婆两类人的身份认同作了比较研究。
西南地区的女巫研究，涉及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的彝族、哈尼族、布依族、珞巴族、苗族、水族的女巫。勒黑的《哈尼族的尼玛和尼玛里》（1998）对哈尼族女巫（尼玛）及其走阴招魂活动作了简单描述。韦兴儒《女巫——扁担山社区奇特文化探索》（2001）在描述贵州省镇宁布依族女巫的养成过程、巫术操演的基础上，探索女巫这种神秘文化的深层意义。子文的《南伊珞巴族大女巫的*鸡看肝占卜仪式》（2000）对西藏米林县南伊乡珞巴族女巫亚崩念咒驱鬼、*鸡看肝纹的占卜仪式作了实录。蔡华《凉山彝族嫫尼现状调查》（2006）论述了凉山彝族嫫尼的成巫过程、仪式活动、生存现状以及嫫尼在彝族社会中的地位。麻勇斌《阐释迷途——黔湘交界地苗族神性妇女研究》（2006）通过对许多巫师与放蛊妇女的访谈，写成一本侧重以苗族女巫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内容涉及巫歌巫咒、巫师类别、女巫作法、女巫的生成、医疗实践、女人放蛊、跳仙游天等方面。张庆《佳荣水族的巫婆初探》（2013）、刘智中《水族巫术中性别分工的原因浅析——以佳荣水族为例》论及贵州省荔波县水族巫婆的身份传承、仪式活动、经济状况、社会评价与性别分工。罗沈、张振江《三洞水族鬼师与巫婆的调查与研究》（2014）对贵州省三都县水族巫婆与鬼师作了比较，涉及群体数量、身份传承、社会职掌、仪式报酬、社会地位等方面。
东北地区的女巫研究，涉及内蒙达斡尔族的女性萨满。季岐山等人《萨满文化的传承困境与现实超越——以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掛为例》（2012）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现状进行分析，着重凸显达斡尔女性在萨满文化传承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萨满文化不断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情况下，能动地弱化其宗教功能、增强文化功能，从而有效地使萨满文化得以延续。
西北地区的女巫研究，涉及新疆回族女萨满。马金玉、杨忠东《新疆回族女萨满的个案调查研究》（2009）通过对新疆和硕县的实地调查，详细介绍了一位回族女萨满的得道经历、治病的主要手段及治疗的几个典型病例，以引起学术界对新疆回族较为普遍存在的萨满现象研究的重视。
4.文学作品研究的层面
在文学作品研究层面，研究者将目光转向有关巫术的文学作品，他们主要关注女巫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相关研究论文包括杨福《“夜晚的黑暗工具”——论〈麦克白〉中的女巫及其预言》（2005），朱宇《童话中女巫形象文化内涵的嬗变研究》（2005），陈振华《评莎剧〈麦克白〉中的女巫》（2007），梁冰《从神话仙女到“反英雄”女巫:欧洲童话故事中的女巫形象变形记》（2007），黄川《寻找女巫的声音——论〈暴风雨〉中女巫形象的缺失与再现》（2008），王建利《贾平凹小说中的女巫形象所表现的文化意蕴》（2009），殷晶波《走近女巫的世界——兼论格林、安徒生“童话”中女巫形象及原型意义生成》（2009），郭思辰《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扭曲——试论欧洲文学中的“女巫”形象》（2009），于立得《〈海的女儿〉中丑恶力量的萎缩——兼论“女巫”形象的中性化》（2009），苏鑫《走进女巫的灵异世界——读钟怡雯散文集〈惊情〉》（2010），陈秋玲《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巫及其巫术研究》（2011），陶莉《〈麦克白〉女巫会话分析及作用阐释》（2011），许军《论明人小说中的造反女巫》（2012），赵洪星《〈麦克白〉中的女巫和幽灵形象的作用》（2014），黎亮《女巫与父权——“龙女”与“百鸟衣”复合型故事解析》（2015）等。
中国内地女巫研究的论著涉及面非常广泛，或从宏观上对内地女巫进行研究，或从特定学科的研究角度进行探讨，反映出女巫在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内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些研究论著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不同时空、不同民族的女巫状况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历史、变化与现状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论著关于女巫的信仰世界、婚姻家庭、身心变化、性别特质、文化意义等方面的描述与分析仍然是贫乏的，最突出的缺陷是没有吸收的欧美、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因而在研究深度上仍然十分有限。
（二）台湾女巫研究
台湾学者对女巫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已累积了十分丰厚的成果。台湾女巫研究以宗教学、文学尤其是人类学研究为主，与之相关联的学术兴奋点包括对台湾汉族女巫如红姨、尪姨、女童乩、查某佛、夫人妈的研究，对台湾原住民卑南族、排湾族、噶玛兰族女巫的研究，对大陆壮族魔婆、苗族神婆的研究，对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之女巫猎*的研究，以及对女巫形象变化的研究等。
在台湾本岛汉族女巫研究方面，早期成果包括国敏《台湾的女巫》（1959）、吴醒周《台湾的女巫——红姨》（1962）。台湾学界近20年来推出的论及本岛汉族女巫的研究成果包括钟幼兰《官澳查某佛的初步研究》（1994），庄英章、李翘宏《夫人与查某佛——金门与惠东地区的女性神媒及其信仰比较》（1997），余光弘《澎湖“查某佛”的初步调查》（1997），詹碧珠《尪姨与仪式表演——当代台湾女性灵媒的民族志调查》（1998），蔡佩如《穿梭天人之际的女人——女童乩的性别特质与身体意涵》（2001）。钟幼兰深入探讨了台湾金门官澳的查某佛及与查某佛法力来源有关的神明信仰，并对查某佛的成乩过程、功能与法力加以阐述。庄英章、李翘宏对台湾金门官澳和福建惠东地区的女性灵媒及其所供奉的查某佛或夫人妈的信仰作了比较研究。詹碧珠以台湾南部的尪姨及其所主持的牵亡仪式作为研究重心，由仪式论述活动的过程及对尪姨的访谈，建立牵亡仪式的民族志资料及尪姨的生命史。蔡佩如以台湾南部的女童乩作为研究对象，由性别的角度从发，经由分析女童乩的养成过程、仪式表演、女童乩与信徒及神明的关系来了解女童乩在仪式及社会中的性别角色与能力。
在台湾原住民女巫研究方面，洪秀桂《南王卑南族女巫师》（1976）是较早出现的研究成果。刘璧榛《mtiu（女巫师）的产生：Kavalan（噶玛兰人）社会中性别支配的结构研究》（2000）、《从Kisaiz成巫治病仪式到当代剧场表演:噶玛兰的女性巫师权力与族群性协商》（2010），胡台丽的《排湾古楼女巫师唱经的当代展演》（2008）等论文，论述了原住民女巫的产生、仪式展演与唱经。高雅宁长期关注广西壮族女巫，所著之《台湾汉族与广西壮族社会女性仪式专家的初步比较》（1999），《广西靖西县壮人农村社会中魔婆的养成过程和仪式表演》（2002）等都是有见之作。魏捷兹对壮族女巫研究见有论文《地方传统与道教的协商:壮族宗教中的女性仪式专家》（2007）。何兆荣《贵州施洞苗族的仪式专家与历史》（2015）对贵州施洞苗族神婆作了相当详细地论述。
郑明哲《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之女巫猎*——黎明前的黑暗——妇女处境之神学反思》（2005）对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女巫猎*狂热作了相当深入地探讨，试图从这个事件的探讨中反省妇女长久以来在教会中的恶劣处境，并在现况中以此作为警惕，使妇女在上帝创造的神学中，得到本质上的平等。罗婷以《巫婆的前世今生——童话里的女巫现象》（2002）从巫婆的身世、巫婆的成长、巫婆的特征以及巫婆的蜕变等方面详细论述了童书中巫婆形象的变化。她的研究表明，以前童书中穷凶极恶的巫婆，在现代童书中已经蜕变成善良可爱、千姿百态的女人了。许丽玲《老鹰的羽毛——现代女巫的生命探索之旅》（2008）继续了卡斯塔尼达、布朗对印第安巫术研究的传承，描述了她与现代女巫的奇幻邂逅。
还有一些学者对台湾的女巫也作过颇有见地的探讨，他们包括外国学者如亚瑟·沃尔夫、玛格丽·沃尔夫在台湾北部所做的关于尪姨的研究，以及台湾本土学者谢世忠关于男女性别在神媒与鬼媒中呈现不同优劣程度的因素的探讨，辜神徹、林美容关于女乩活动与社会地位的讨论。
毫无疑问，台湾女巫研究论著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知识、研究方法及理论借鉴，它们所持之许多观点至今仍然为不易之论。特别是涉及仪式展演、性别特质、身体意涵、仪式唱词诸问题，詹碧珠《尪姨与仪式表演——当代台湾女性灵媒的民族志调查》（1998），蔡佩如《穿梭天人之际的女人——女童乩的性别特质与身体意涵》（2001），高雅宁《广西靖西县壮人农村社会中魔婆的养成过程和仪式表演》（2002）仍然是目前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