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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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是九九重阳节,如何养老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有机构发布研报称:2018年,我国老年人占比达到11.93%,老年抚养比为16.8%。通过对其他国家人口历史数据对比分析,预测在2027年,我国人口总量达14.22亿,人均寿命达77.91岁,老年人占比将达到15.39%,人口中心整体上移,总体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万亿养老市场已然开启,各路资本纷纷涌入。
地产入局、保险兴起,银发经济有多赚钱?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6年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的预计,到2030年,中国养老产业的规模将达到13万亿元。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吸引越来越多来自房地产、保险、医药以及养老服务等不同领域的市场参与者。
10月2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称:“十三五”期间,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发展,中央财政五年共计投入50亿元,支持203个地区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民政部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实施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加大普惠养老的服务供给。
此前,新京报记者曾走访过北京的一些养老机构,了解到很多养老企业面临盈利难题。
据悉,对于养老企业的成本支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走重资产之路,就是自建养老院,这种模式的前期投入很大,浙报传媒在2015年就公开表示,机构养老的盈利模式是不清晰的,所以他们选择切入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都属于轻资产之路,但是人工成本也不容小视,“照顾老人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人们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是需要动力的。”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护理人员的收入底线不能太低,对老人的收费标准也不能太高,上下各有一个天花板。”
总之,不管是走重资产之路还是轻资产之路,想要实现完全收回前期的投入成本,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2006年就开始进入养老行业的宜华健康目前运营多个养老社区,拥有的中高端养老公寓超过3000套,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其养老板块收入同比下滑近两成,依然实现营收约1.04亿元。
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愈发凸显。据头豹研究院2019年数据,“近五年来,中国养老保险行业市场规模由2014年的65315.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99864.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1.2%。”
针对老年人专设的人身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也层出不穷。据新华社今年2月份报道,我国老年人商业保险产品供给已覆盖5918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商业保险渗透率为35.5%,与商业人身保险总渗透率39.86%大体一致。
养老服务日益丰富,众多85后已有意识为退休储蓄
除了养老院和商业养老保险,“银发经济”还包含多个方面,比如老年社交、老年医疗、老年保健、老年旅游、老年理财、老年教育等。
不过,这些产品普遍还不够规范和成熟,存在较大的成长和完善空间。
以老年旅游为例,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老年人旅游人数已经占到全国旅游总人数20%以上……2018年中国老年人旅游消费超过4000亿元,预计2021年将超7000亿元人民币,2016-2021年平均增速将达23%。”
但是,光大证券分析师认为,“目前市面上针对老年人的旅游产品良莠不齐,供给端有待转型与创新,个性化与服务质量需提高。”主要有两大问题:“其一,同质化严重,鲜有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旅游产品;其二,落到具体环节时服务质量不高,可能存在强制消费、自费项目多等问题。”
“养老市场前景广阔,潜力无限,但是想要资本愿意入局开拓和完善,消费端的教育也很重要。”多位业内人士反映。
事实上,在政策频出、资金涌入、企业林立的这几年,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国民养老观念的变化。
90后陆珊珊(化名)告诉记者,“把父母留在身边未必是一种孝顺,因为到时候我很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不让他们去养老院,可能只是为了保全我的颜面,而不是他们的。当然,我也不会强迫父母去养老院,只是不再排斥,未来怎么安排,我尊重他们的意愿。我自己老了是想去养老院的。”
很多80后公开表示早已摒弃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养老,是前半生的自己养后半生的自己。”
9月17日,富达国际和支付宝理财平台联合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的养老意识已连续三年持续提高。在年轻一代(18-34岁)即“85后”中,有51%的受访者(注:报告共有6万多名受访者参与)说他们今年已经开始储蓄,这一比例高于2019年的48%和2018年的44%。
■ 专家访谈
杨燕绥:要完善养老金的制度结构首先要把企业年金补上
当前中国的老龄化形势如何?与传统的养老相比,当前或者未来的养老出现了哪些新需求?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去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养老问题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
杨燕绥长期扎根在社会保障领域,累计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部委委托和国际组织资助三四十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她所提出的“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老化”观点、银色经济发展战略等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传播。
新京报记者 胡萌
新京报:距离深度老龄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我们还可以做好哪些准备?
杨燕绥:养老问题本身是一件未雨绸缪的事情,我们应该倒计时地来做事情。
如果我们的人口政策好的话,比如,生育率保持在1.8-2.1的话,进入下一阶段的时间将会延长。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2013年),大量的女性进入退休队伍,所以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从此再没有收支平衡过;到2022年前后,1963年出生高峰的上千万男性将要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整个社会保险制度都会遇到挑战,缴费人口急剧下降,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急剧上升。
所以近两年养老保险中央统筹、医保待遇清单和养老服务等,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制度准备。
新京报:这些制度准备的关键是什么?
杨燕绥:在这期间,我们要做好两个方面,即“一上一下”。
“上”是指基本养老金要上到国家统筹层面,不能老龄化严重的东北地区发不出养老金,东莞深圳养老金有富余。因此国家要统筹基本养老金,保证个人不管是在哪儿,都能够领到养老金,公平又持续。
“下”指医疗保险。“下”什么?要下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医疗,实现医护的可及性。不管是中老年人的慢病管理、健康管理,还是老年人需要的各种照料,都方便可及,即我们常说的医养结合。
新京报:你说的“上”已经被提出很多年了,但迟迟未实现?
杨燕绥:现在正紧锣密鼓地做。“全国统筹”这个问题比较难,越拖越难。
今年或明年,相关的政策是一定要出来的,因为到了2022年,婴儿潮的退休高峰就来了。此次疫情的发生,有些企业经营面临问题,反倒让这个时间点有点提早了。
现在是上,上不去;下,下不来。我认为在2022年之前,这俩问题都必须解决。否则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或将遇到资金增量下降情形。
新京报:银色经济下,养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
杨燕绥:现在最高端的高净值人群和最低端的“三无人群”问题基本解决了,高净值人群自己有钱,商业保险、地产公司等提供了相关服务;“三无人群”生活标准也低,政府管吃管喝。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中端的大多数人群怎么办?
中端的人群现在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但是还不够,所以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完善国家养老金三支柱结构。
过去20年,我们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养老金三支柱,但是没有发展到位,因为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太高,做企业年金的企业较少,到现在职工覆盖率才6%。所以要完善养老金的制度结构,首先要把企业年金补上。
但是现在企业已经进入低成本发展阶段,企业年金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就不能再做增量改革了。所以存量改革就是把现在浪费的福利资源利用起来。
比如,住房公积金。对于有住房的人来说,住房公积金存在那里就没有意义,应该允许把公积金转成职业养老金。如果把沉睡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搞活,将其跟养老金账户打通,就可以让几亿职工尽快拥有企业养老金,这样机关事业单位搞第二支柱也不会出现双轨制问题。
对于个人养老金来说,现在仅仅是推出税延型保险。但税延养老保险只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一个产品,不能拿产品替代整个计划,所以国家要尽快构建养老金的信息平台和监管制度,允许个人养老金买基金、买理财,做各种各样的养老资产配置。
另外,我们要对养老金政策进行创新,资产管理要精细化,在追求时间价值的同时,做好风险防控、资产配置。同时,也要对老百姓进行教育,让大家知道养老资产管理也是个人的事情,知道如何去聚集财产做计划、承担风险,不要天天想着高回报。(记者 阎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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