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是民国文坛一件公案，外人虽然议论纷纷、猜测种种，鲁迅与周作人却很少公开提起此事。
其实，鲁迅对这件事的反应是极为强烈而愤懑的，直到临终前，他还给自己母亲鲁瑞写去了遗书，信上说：“我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
他为大家庭所承担的痛苦，还在少年时期就开始了。鲁迅是绍兴人，父亲周伯宜死得早，他15岁就成了一家之主。
鲁迅父亲死后第二年，1897年，周氏家族分家，他受到几个叔叔的欺负，得到的财产明显偏少，鲁迅感到不公平，不愿签字，叔叔们向他施压，倔强的鲁迅不肯低头，和两个幼小的弟弟一起与叔叔争执，结果叔叔们责骂他，祖父还要拿家法打他，让鲁迅内心感受到亲情的凉薄，很是悲哀。
分家之后，鲁迅16岁，二弟周作人12岁，三弟周建人才9岁，6岁的四弟周椿寿因病早逝，一屋子妇孺，又负债累累，家贫、母老、弟幼，说不尽的凄凉辛酸，鲁迅心底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重振家业，让孤苦的母亲和两个小弟弟重新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人生，多年孤身在外奔波，不计较金钱，帮弟弟们成家立业，直到1919年，38岁的鲁迅将一家人都接到北京团聚，共住在八道湾的大宅里，才算达成他营建传统大家庭的心愿。
然而，其结果仍然让他很伤感。
后排从左到右：周建人、鲁迅、周作人
他照顾最多的二弟周作人，受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挑拨，在1923年7月交给他一封绝交信，要他以后不要到后院来，鲁迅心底一片哀凉，他带着母亲鲁瑞和原配朱安搬离了八道湾，另外租房居住，从此与周作人分道扬镳、兄弟情断，在他激烈的态度之下，掩藏的是对手足之情、大家庭温暖的彻底失望。
离开八道湾之后，鲁迅接连发表了三篇小说，充分抒发了他对兄弟之情伤逝的哀伤。
再也没有比作家的一生更透明的了，对兄弟失和这段公案，鲁迅的所思所想，全都流露在他笔下。
1、《伤逝》涓生：曾给予又收回的爱周作人生性柔弱，自幼依赖大哥，无论是在日本留学、结婚还是后来到北京求职、安家，都由鲁迅一手安排并提供经济支持，但正因为他性子柔缓不争，娶了出身女佣的妻子羽太信子后，渐渐一切都听妻子摆布，为了分家夺产，与大哥决裂。
1923年7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二人还同去东安市场购物，半个月后，周作人就突如其来地写信与大哥绝交，要他不要来周作人住的后院。
周作人的绝交信
鲁迅收信后，内心伤痛异常。
对大家庭生活失望透顶的他不仅没有再到周作人居住的后院来，还索性带着妻子和老母搬走，把他用自己积蓄2500元和变卖绍兴祖产1000多元共4000元购买的八道湾让给周作人夫妻和他岳母、妻舅等人居住。
此后，鲁迅大病一场，高烧昏迷数月，卧床不起。
病愈后，1924年5月，鲁迅借了8百大洋，买下西三条胡同的一处小院自住，几天后，他回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和器物，还险遭周作人用铜香炉砸伤，往日的手足之情荡然无存。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一首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伤逝》，发表在当年10月2日的《京报副刊》上，这首诗的内容是诗人悼弟之作，并附有原书插图，画上一个男子伸手挥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译诗全文为：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
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京报副刊》是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报刊，他读懂了周作人通过译作传达的意思：二人的兄弟之情已经如同生死情绝，今生不可能再相见。
20天后，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了短篇小说《伤逝》，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小说，与周作人译诗同题。
小说开篇很沉痛：“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小说中，涓生和女友子君常一起畅谈文学，相爱至深，于是到处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理想的住宅安顿下来同居，不久，涓生失业，二人因为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逐渐有了精神上的背离，子君终与涓生分手，回到自己家中郁郁而逝，可以说，“经济压力”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
现实中，鲁迅与周作人既是兄弟，也是文学知己，在北京到处找房子，购得大宅，接来一家人同住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铺张浪费，到处借债，而雪上加霜的是，鲁迅又被北洋政府欠薪，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最终兄弟决裂。
小说的结尾写道：“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这也是后来鲁迅一直对兄弟失和之事采取的态度，他想把真实深藏在心的创伤中，用遗忘来抚平悲痛。
这篇小说写完后并没有及时发表，到1926年才收入鲁迅小说集。
1963年，周作人在自己的《知堂回想录》里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他猜的应该没错，这的确不可能是巧合。
2、《弟兄》的沛君与靖甫，怀念曾经的亲情，却也自我质疑：在1925年10月21日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鲁迅以男主角“涓生”自比， 一再自责，认为是涓生的失业和无能，才造成子君的死，后悔不已。
写完这篇小说后，鲁迅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弟兄》。
小说取材于当年鲁迅照顾周作人出疹子的真实旧事，当哥哥的沛君不惜重金到处请医生来照顾发烧的弟弟，因为担心他病危而惶惶不安，最终医生说弟弟靖甫只是出疹子。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妻舅羽太重久
如果说，鲁迅在《伤逝》中只是自责挣钱少才造成兄弟决裂，那么，在《弟兄》中，他简直在自我批判，尽管同事们都称赞沛君对弟弟慈爱、奉献，是模范兄弟，但沛君的梦境里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在梦中，他同样有为自己孩子盘算、排挤弟弟遗孤的私心，算不上有多高尚。
《弟兄》发表后，周作人再次以译诗《伤逝》来回应。他在1926年5月《语丝》80期上发表《挥手郎图》，再次申明他译的《伤逝》是“悼弟诗”，那幅插图画的是男子而不是女人。
虽然鲁迅的两篇小说中都有自责、后悔和求和之意，可对与鲁迅的兄弟决裂，周作人很坚持。
鲁迅后来与三弟周建人都住在上海，也曾让周建人劝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却甘当羽太信子一家的摇钱树，一直留在北平没走，最终成为文化汉奸，晚年，他也曾后悔，一生都为羽太家人做奴隶。
3、《铸剑》宴之敖：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1927年，鲁迅写了历史小说《铸剑》，里面的侠士叫宴之敖，这也是鲁迅的笔名之一，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他为大家庭付出了二十年心血，为养弟弟和买房承担了大部分费用，却被弟弟、弟媳扫地出门，心里藏了不尽的悲愤与不公，因此取了这个笔名来表达辛酸。
在《铸剑》中，具有虚无主义精神的宴之敖对优柔寡断的眉间尺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
或许，此时的鲁迅心里，也深深觉得，对家中弱小的同情和讲兄弟道义，不过是礼教在放鬼债，无端让他浪费了生命中一段宝贵时光。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不久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并定居上海，与许广平组建了家庭，直到1936年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总算脱离了大家庭的桎梏。
4、《颜氏家训·兄弟篇》：人之事兄，不可同于事父，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鲁迅离开朝夕相处多年的二弟后，心中仍然对他牵挂不已，凡是周作人作品他都一一细读，上海书房里放得最多仍是周作人出的译作和散文集。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读二弟的新书。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当日，北平上海大小报纸都刊登了消息。
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北大教室。
课上，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直到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他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晚年周作人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的学生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颜氏家训》的兄弟篇，并不完全提倡儒家“兄友弟恭”，而是对兄弟关系进行了很多思考：认为兄弟关系是仅次于夫妻和父子的家庭关系，可长大后，各有妻子，妯娌关系不如兄弟关系亲密，如果让妯娌来掌握兄弟关系，就很容易被妻子动摇、产生嫌隙，处在大家庭中，都想顾自己的私利，纠纷必然会发生，还不如早点分开居住，何况，弟弟对待兄长，不可能像对待父亲那么尊重，为什么要埋怨兄长爱弟弟比不上爱儿子呢?
在周作人翻来复去的讲课中，他一定也在懊悔和反思着这场兄弟失和。鲁迅对周作人，几乎是当儿子看待的，因为周作人比周建人更温顺听话，从生活到学习，都对鲁迅遵从和依赖，在日本时，鲁迅曾因周作人写作不勤快动手打过他，周作人过了两天也就平了气。
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一生最爱的人不是许广平也不是周海婴，而是周作人。从这三篇小说看来，或许是真的。兄弟二人同游日本、合译小说、在八道湾同住时高朋满座，一起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手足情深近四十年，的确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1933年，鲁迅在《题三义塔》里写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晚年，周作人常常回忆鲁迅，向人称他为“家兄”，临终前几天，仍在读鲁迅的书，虽然他的人生始终受妻子摆布和左右，但他的内心，未免不感怀于兄长的深情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