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苏天爵舒啸台应该在新城铺

作者：樊志勇

2017年2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发《中纪委家风专题之河北正定苏天爵：“元代包公”一身正气 清风传世》。其视频解说词开篇写到：“苏天爵（1294—1352年），字伯修，人称滋溪先生，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元代名臣、文学家、史学家。元延祐四年（1317年），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后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参议中书省事等职，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因其卓尔不群的品德学识和恪守其职的敬业作风，有“元代包公”“苏青天”“包公第二”等美誉。” 苏天爵是元朝中后期一位汉族名臣。至正五年（1345），任京畿奉使宣抚，第二年（1346）复命，归乡（新城铺），筑舒啸台。

2021年石家庄社科【课题成果】有《东垣故城遗址保护与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建议》；2022年初，石家庄东垣遗址公园设计方案公示。 鉴于明末清初，因客观因素，致使从春秋至清初原本属于真定府管辖的北岳恒山（即曲阳大茂山，《正定府志载：1539年时，嘉靖皇帝在真定府城祭拜北岳恒山），在清顺治年间，楞是被牵强附会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令河北蒙羞至今。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凡二十一卷(篇)。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国语·郑语》中记载：幽王八年（前774）“在周都洛邑，北面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 九国……”据此可知：公元前774年时，在周都洛邑北面的新市（新城铺），已建有鲜虞国（至前489年为晋所灭，鲜虞国存世285年之多）。这是迄今为止河北省会石家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城市建制发展史。 为使东垣遗址公园设计精准弘扬和体现自身其历史文化，为省会大手笔打造历史文化品牌添彩，避免其有违史之误而违逆建园之初衷，2022年2月，谨就公示设计方案中，其探寻省会城市源头、遗址公园内复建相关名胜遗迹及名人塑像标注等，正定古文化研究会向市直某部递呈了关于“探寻省会城市根脉，不可缺失鲜虞源头、园内历史名人标注，应以《史记》《三国志》等史*载为准及要以史实为凭、历史遗迹神女楼在正定古城之北，不在东垣古城、历史遗迹舒啸台在正定新城铺镇，不在滹沱之南”等4项建议，并附有邢怀良先生《苏天爵舒啸台位置问题考辨》等4篇考证文稿。 2022年至2023年，就正定历史遗迹舒啸台拟建于滹沱之南事，本人与省会某学者（持“舒啸台近在东垣说”）展开了多次切磋，并以详实史料劝其明悉“舒啸台考证，不能仅凭清朝单一家谱中一句文字记载，来否定元代《舒啸台记》中舒啸台位于正定新城铺之铁证。”今年1月初，在石市封龙山历史文化群中，该学者再贴“舒啸台近在东垣说”，遭群内众多学者质疑，从而引发了一场为追求省会史学界真理的百家争鸣。

（1）史料记载：苏天爵史称滋溪先生，其祖居真定“县之新市”。苏天爵所编宋本《元文类》《滋溪草堂记》载：“昔吾高王父玉城翁，当国初自汴还真定，买别墅县之新市，作屋三楹，置书数十卷。再传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钞校得数百贮之，因名屋曰滋溪书堂，盖滋水道其南也。”苏天爵先世当金未曾一度徙河南，金亡后还真定“居久之，遂以赀雄其乡。曾祖苏诚，继承先业”“时郡邑新立，无知学者，独能教其子，为乡人先”。祖苏荣祖“家藏书数百卷，手录校书不倦”。藏书之屋名滋溪书堂。荣祖曾一度监真定税务，父苏志道，以吏起家，官至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且渐市书益之，又尝因公事至江之南，获万余卷以归”。苏氏五世，世增书至万卷。滋溪书堂者，苏天爵及其先世隐居读书之地也。　

（2）苏天爵祖茔在“真定县北新市乡新城原”。

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载：“真定县北，新城镇南二里许，墓林蓊蔚，羊虎翁仲，皆白石鎸凿，极为伟壮，是为岭北行中书省郎中苏君之墓。隧前一碑，乃苏氏先茔之记，奎章阁侍书学士蜀郡虞公集撰，翰林承旨吴兴赵文敏公孟頫书丹，为二绝之笔也。” 依据黄溍《苏诚墓表》、许有壬《苏志道神道碑》、虞集《真定苏氏先莹碑》《苏志道墓碑》、邓文原《苏荣祖墓碑》等史料记载：苏氏先人自苏元老（1191-1276，86岁）逝后已葬于真定府北，新市乡，新城原。后苏氏先人已祖居、读书、生活、繁衍在新市乡。苏天爵家族有《苏诚墓表》、《真定苏氏先茔碑》、《苏志道墓碑》、《苏志道神道碑》存世。这些碑刻均载明，墓地在“真定县北新市乡新城原”，即今正定新城铺附近。

（3）元代两篇《舒啸台记》印证舒啸台在新城铺。苏天爵属僚朱德润以及苏天爵门生王祎，在元代分别写有《舒啸台记》，其中对舒啸台位置的记述，最具权威。朱《记》载：“參知政事蘇公伯修居真定古城之東，其先世隱居讀書之地也。至正六年秋，公以奉使事畢，去歸其鄉，嘗憑高覽遠，若有感于懷者。於是因高爲臺，築土爲固，結欄於周，構屋其上。

臺成，因采晉處士陶元亮歸來辭中語扁名曰舒嘯焉……公之居古趙地也，南望則滹沱之河，滋水東注，西望則廉頗、李牧之故墟也…… 今公之登斯臺也，以忠君愛物之心……憂天下之憂者，將以爲己任，樂天下之樂者，以爲吾君吾民之樂而不自以爲樂焉。此臺之所由築而舒嘯之所以名歟。因書以爲記。”

王《记》载：“退休故庐，筑台于所居之近，取晋陶渊明归去来之语，名之曰舒啸，意若有慕于渊明者焉。”“祎，公门下士也，辄记是说，以质于公焉。”特别是朱《记》中对舒啸台方位有精准表述：“其先世隐居读书之地也”“公之居，古赵地也。南望则滹沱之河，滋水东注，西望则廉颇、李牧之故墟也（元人《河朔访古记》载：新市县有蔺相如、廉颇、李牧三将之宅）”。由此充分说明：苏天爵舒啸台位居磁水河畔，苏天爵及其先人乡居、读书、生活、墓地等在今正定新城铺。（4）诗人笔下的舒啸台印证其舒啸台在滋水河畔。清代正定知府、咸丰皇帝的老师史策先《舒啸台怀古》诗中有名句：“滋水東流繞廢臺，滋溪會此草堂開。”正定人梁清标在其《春風亭歌》中却写到：東垣城北春風亭，別墅創自滋溪公。蘇公風流擅當代，名與恆岳爭穹窿。我聞茲亭結搆始，關田植木安豐里。桃杏千珠樹權花，翼然亭立臨滋水。春風澹蕩滋水流，花開花落聞鳴鳩。歲久積土高成邱，先生既去亭空留。舊有讀書堂，復築舒嘯臺。於今廢址生蒿萊。

由此可见：上述两人诗中，特别是梁清标这位正定人，十分熟知舒啸台就在正定老滋河之北，而不在滹沱之南。

查2018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南高家营社区志》，其《大事记》中，该村元代记事，仅记有三条：

第一条：“至元十九年（1282），真定一带连年灾害村民多数流移外地，致使这里人烟稀少。至元朝末年……田园荒芜，高家营成为一片废墟。”

第二条：“至元三十年（1293），八月，真定路达鲁花赤哈散征调民夫凿挖冶河。”

第三条：“至正六年（1346），苏天爵被罢官，在东垣古城外高家营西北角一块高台上兴建房隐居，称为‘舒啸台’，在此著书立说。”

分析其元代记事，参考其第一条“至元朝末年……田园荒芜，高家营成为一片废墟”，第二条记事与舒啸台无关，则第三条记事就显得太突兀了。元朝亡于1368年，22年前的1346年（当属元末），苏天爵怎么可能在“元朝末年……田园荒芜……一片废墟”之地，建房隐居、著书立说呢？ 明万历五年（1577）版《真定县志》载：“舒啸台……朱泽民记，今废”。而“舒啸台近在东垣说”却反复坚持其调查结论：“占地约六十亩的舒啸台遗址，位于现南高营小学西南数十米，1968年时，仍高达五米。”在明代时已废的舒啸台，在1968年时怎就还有“高五米”“占地约六十亩的舒啸台遗址”呢？作为元朝廉吏的苏天爵，又怎会“占地约六十亩”而建舒啸台呢？

当我们翻阅《元史》《真定苏氏先莹碑》《苏志道墓碑》、邓文原《苏荣祖墓碑》等众多史料时，当我们打开电脑、手机点击苏天爵时，铺天盖地的则是苏天爵居住地、读书地及其先世居住地读书地，皆在正定磁河以北新城铺的记载；但却找不到一篇一段苏天爵居住地、读书地及其先世居住地、读书地是在该村的史料记载。

而对朱《记》中有关舒啸台其精准位置记述视而不见：“公之居，南望则滹沱之河，滋水东注，西望则廉颇、李牧之故墟也。”

这种错误认知，非其发明，而是由来已久。且由此造成苏天爵舒啸台在其位置表述中由元至今长达675年之误。此误致使正定万历、顺治、光绪三部《县志》，在全文转载朱氏《舒啸台记》时以讹传讹。由于万历版真定《志》记写古迹“舒啸台”时，将朱《记》中“真定”简化为“县”字，将“古城之东”简化为“古城东”，即为“舒啸台 县古城东”；顺治版真定《志》因之；而光绪版正定《志》，则又罔顾舒啸台位于县东北新城镇之实，凭空多出了一个“南”字，误写为舒啸台在“县南古城东”，此当属错上加错。究其原因，是因人为因素对朱《记》中“真定古城”其“真定”二字的理解出了问题。

在元代，时元人著书立说，其心目中的“真定”早已是指真定路治所——今正定城了。由于后人转载或引用朱《记》时，断章取义而忽视了这种“约定俗成”，于是将“真定古城”歧义并混淆为是指东垣古（故）城。

一般说来，志书有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明万历版《真定县志》中，亦将“新市城”在县东北，就误写为“新市城在县西北”。我们敬畏历史，但不宜苛求古人。我们应对朱《记》瞻前视后、做整体分析。古人修志，因受客观局限，均已抄录为准。不似我们今天手机电脑查阅资料便捷。今人若是不辨真伪、继续沿用古籍之误而不及时纠正，再任其继续以讹传讹、误导后人，将遗患无穷。

《河朔访古记》是元代一部记录并考订古遗迹、古碑刻的著作，所记山川古迹，多他书所未详，尤以金石遗文较为详备。该书作者为葛逻禄纳新。

元代朱泽民至正九年（1349）撰写《舒啸台记》，而《河朔访古记》则成书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两《记》前后相差14年，均为元代同期作品，可相互印证其文稿内容。皇始三年（398），北魏道武帝移常山郡治于今正定城，后真定县历隋（大业元年<538>）、唐、五代、宋、金、元、明至清（雍正元年<1723>）八个朝代，其治所均在今正定城，真定二字已经特指今正定。

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中有17条记写“真定”事，而提及“真定”二字又近30余处：如“真定路录事司，国朝所建立，专理城内，城之外则真定县所理。”“真一泉 真定路府治西街”“玉华宫 在真定路城中”“褚君墓 真定之西关外，社坛西北隅，城壕之外”等等。

由此类比可印证：朱《记》中的“真定古城”，非指东垣、而是特指今正定古城。元代时，今真定已是“天下之剧郡，四方之都会”。上述可见：元人笔下的“真定”，所指均为今正定。

纳新《河朔访古记》，可佐证元代时的“真定”二字非指东垣而特指今正定。然《河朔访古记》所记“东垣古城”亦有两条专称涉列:

一是“真定县 汉高祖攻陈豨，改曰正定。魏为常山，郡治故城，今在县南。元魏移郡治于府城中。唐复位真定县，宋金因之，属真定府。”

二是“贾复墓 真定县南十里、古常山城下、冶河之滨，荒冢隐然，是为汉胶东侯贾复之墓……”

上述两条所记,元人笔下的东垣古城是有专称的。其一被称之为“郡治故城”；其二被称之为“古常山城”。

而在真定万历、顺治两《志》中，东垣故城均被称之为“东垣城”，光绪《志》称之为“东垣故城”。查雍正《畿辅通志》卷二五《城池》载：“汉东垣故城，在正定南八里。”由此可见：“东垣故城”“郡治故城”“东垣城”，应是隋后八朝间的典籍中今东古城的专有称谓。

《唐故成德军节度使宅务专当官赵府君（公亮）墓志铭》载：“中和五年三月六日迁神于镇府真定县常山城西约一里中山乡 。”唐代此记中“真定县常山城”一语，其“真定”二字所指肯定是今正定，“常山城”则指今东古城无疑。

由《河朔访古记》中的“真定”两字，我们比照朱《记》所写“真定古城之东”，加之朱《记》中对舒啸台东、南、西方位的精准表述去伪存真，显然朱《记》中“真定古城”是指今正定古城，而非指“东垣古城”。元代的朱泽民是不会将时已废弃数百年的东垣故城作为参照物，以来记写数十里之北的苏天爵乡居地。综上所述：元代苏天爵舒啸台在正定新城铺，而非在滹沱之南。

（本文作者系正定古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