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河东长城拨乱反正（六）（秦皇传说合击）

隋代河东灵盐战国秦昭王长城

（宁夏）周兴华

（六）

【按语】宁夏黄河以东灵武、盐池境内最早的长城始筑于战国秦时代，属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西段的一部分，位于战国时期秦国的西北境。

历史发展到明代，战国秦昭王修筑的这道“拒胡”长城整体上又被明朝利用，明朝称之为延绥长城（即所谓“延绥大边”），属于明代陕西镇、宁夏镇分段管辖。位于今宁夏灵武、盐池境内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的西段，亦即延绥长城的西段，明代宁夏镇称之为“东长城（即河东长城）”。东长城明朝予以利用，对其中的一些长城段落、烽燧，曾加以维修、增筑或改建。

对于宁夏灵武、盐池境内战国秦昭王修筑的这道“拒胡”长城，宁夏文物考古所原所长许成等在其1988年、2014年出版的《宁夏古长城》中，按照明代对其中一些长城段落维修或增筑的时间，将灵武、盐池境内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统统错误认定为明代始筑的长城，这是典型的数典忘祖，有失考古学风。

明代古籍记载，延绥长城（即延绥大边）既有明代维修利用其前古长城或新建边墙壕堑的时间记载，也有河东故墙、河东新墙（俗称头道边、二道边）、文贵大边、兴武营壕堑等不同段落的修建区分，现今宁夏文物考古部门将其统统认定为明代始筑的长城显然是于史不符的。

翻阅先秦以来的长城史料，明代及其以前的历朝古籍对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靖边、榆林境内的这道战国秦长城都有明文记载，大凡有点历史基础知识的人都能看得懂这道古长城始筑于战国秦时代，但现今宁夏文物考古部门竟将其统统认定为明代始筑的长城，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隋代河东秦昭王长城史迹

隋朝时期，隋文帝、隋炀帝对秦昭王“拒胡”长城及其延线的北魏、北齐长城进行了修缮、增筑。

《隋书·崔仲方传》载：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主 “令（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开皇五年崔仲方是在“朔方、灵武” 筑长城；开皇六年崔仲方是在“朔方已东”筑长城（古长城沿线的戍逻所）。显然，开皇五年崔仲方筑的是“朔方以西”的长城，长城的西端在隋灵武。《隋书·地理志》载：隋朔方郡，大业初置，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辖岩绿、宁朔（今陕西靖边县东）、长泽（今内蒙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三县；隋灵武郡，大业初置，治回乐（今宁夏吴忠），辖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丰安六县，其中弘静（今宁夏永宁）、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灵武（今宁夏青铜峡西北贺兰山南端灵武口附近）、丰安（今宁夏中卫）在黄河西北面。隋绥州，属隋雕阴郡，在今陕西绥德县。崔仲方在朔方郡筑长城，理应将朔方郡所统三县包括于其所筑的长城以内。今盐池县最北边的 “二道边”一线的长城，正位于隋朔方郡和灵武郡东境内（今陕西靖边县、定边县、内蒙鄂托克前旗与今宁夏盐池县、灵武县境），此长城即隋代崔仲方在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基础上修补而成的隋长城。崔仲方在灵武郡筑长城，理应将灵武郡所统六县包括于长城以内，特别是黄河西面的弘静、怀远、灵武、丰安四县。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本汉富平（今宁夏吴忠市及其毗邻地区）县地……隋长城，隋炀帝大业中筑，在县西北大河外……”《太平寰宇记》说：隋长城在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宋距隋不远，此记载当有所据，应为信史。按此记载，灵武郡境内的隋长城西端当在今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而这一线的古长城正位于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汉唐时期，贺兰山、卫宁北山就遗存有古长城，唐朔方灵武龙兴寺的高僧释增忍就曾经“访古贺兰山中”，“薄游塞垣”。隋长城在灵武郡境内的河外段（河西长城），即是遗存于今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的古长城。

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宁夏西长城西起靖虏芦沟界（今甘肃景泰芦塘镇），沿卫宁北山、贺兰山北端越黄河接宁夏东长城至定边，总长1170里。倘若除去不属隋灵武县境的一段宁夏西长城，即靖虏芦沟界至贺兰山南端“大山根（灵武口附近、隋灵武县境）”以西的“四百一十一里”古长城，剩下贺兰山南端“大山根”（广武分守岭附近、隋灵武县境）以北至陕西定边（隋朔方郡境）的宁夏古长城为760里。《隋书·崔仲方传》载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隋朔方郡在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隋灵武郡在今宁夏灵武境，隋绥州在今陕西绥德县，无论从哪个方位看，隋朔方郡、灵武郡都绝不会“西拒绥州”，而应是“东拒绥州”。另外，《隋书·崔仲方传》载崔仲方所筑长城是西“拒”绥州，而不是西“距”绥州”，“拒”不同于“距”， “拒”无“距离”之意；且隋绥州属雕阴郡，雕阴郡无崔仲方筑长城的记载。所以，崔仲方所筑长城“绵亘七百里”不能从隋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向西计程至隋灵武，而应从隋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向西计程至隋灵武。明代陕北延绥长城、宁夏灵盐长城与今靖边至灵武的公路大致为复线。从陕西靖边至宁夏灵武黄河东岸的距离，以今公路计程仅有540里左右。《隋书·崔仲方传》载：崔仲方所筑东起隋朔方（今靖边、鄂托克前旗境），西至隋灵武的长城“绵亘七百里”。据《隋书·地理志》，河西隋灵武县在贺兰山南端灵武口附近，《万历朔方新志》所说的贺兰山南端的“大山根”即位于此，地属《太平寰宇记》所说的 “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的隋灵武县。若将从今陕西靖边至隋灵武郡黄河东岸的约540里隋长城加上《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位于“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的隋灵武县境内的贺兰山隋长城，隋朔方至隋灵武的长城应在700余里，这就与崔仲方所筑东起隋朔方（今靖边、鄂托克前旗境），西至隋灵武“绵亘七百里” 的隋长城相当了。由此看来，崔仲方开皇五年所筑长城大致是沿着秦昭王“拒胡”长城和贺兰山汉武长城线路修筑的，以今地言之，它东起今陕西靖边境，中经定边、盐池、灵武，西越黄河沿贺兰山南下至其南端的“灵武口”约为700余里，这与《隋书·崔仲方传》、《资治通鉴》所载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绵亘七百里”相符，与《太平寰宇记》说隋长城在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 相符，也与《万历朔方新志》所载定边至贺兰山南端“大山根”的760古长城里程相近。所以，《隋书·崔仲方传》、《资治通鉴》所载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当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之误。如是，崔仲方于开皇五年所筑之长城当是对战国秦昭王所筑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靖边、榆林一线 “拒胡” 长城、汉武帝所筑河西贺兰山长城的修补加固。

崔仲方在灵武郡所筑长城的西段在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这不仅完全符合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也完全符合唐朝初年的太史令傅奕和唐宪宗时代的宰相李吉甫的说法。傅奕说：“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自汉至隋，因其成业，或修或筑，无代无之。”傅奕生于公元555年，卒于公元639年，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隋代。隋亡后，唐初他又任唐朝太史令。他说隋朝所修筑的长城是因循了前人已修筑成功的古代长城，是在前代古长城的基础上修缮加筑而成。傅奕对隋朝修筑长城的说明是当代人说当代事，应是确凿无疑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说，合河县（今兴县西北）经“幽州”“延袤千余里”的隋长城是“因古迹修筑”的，这也是对傅奕论断的佐证。傅奕说“朔塞上多古长城”，这是历史实事。朔塞上见于史籍记载的古长城，一是今固原县城北的西周朔方长城，二是今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榆林一线的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三是沿黄河、阴山一线的秦皇长城，四是黄河北岸、西岸卫宁北山、贺兰山、高阙一线的汉武帝长城。五是北魏沿边六郡北境的北魏长城。

隋朝还在许多地方都修筑过长城，见诸文献记载的有：雁门至碣石；临渝镇；合河县至幽州；榆林至紫河；榆谷（榆林谷）以东。隋代还在夏州、胜州之间挖掘过横堑。

从上述地区的位置所在，可以看出隋朝修筑的长城的位置所在：

雁门郡。战国赵武灵王置，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隋唐治代州（今山西代县）。碣石，唐代碣石指今河北抚宁县山海关附近的碣石，非秦皇长城辽东段所至之碣石。临渝镇，即今山海关。

合河县，今山西兴县西北。幽州，治蓟县（今北京西南）。隋唐时期其辖境从今北京经河北永清、安次，过天津抵达渤海。

榆林郡，战国时属秦上郡地，张仪筑有上郡塞。隋废郡，其地属绥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胜州置，治榆林（今内蒙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辖河套东北角。今陕西的榆林，隋唐亦称榆林谷、榆谷、榆中。其境南界地处明代延绥长城偏关、右玉一线。晋《太康志》说：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亦谓之榆林山。《水经注》说：榆林山，汉谓之榆溪旧塞。《通典》说：榆溪塞在榆林郡南界。紫河，流经今内蒙南部*虎口与山西右玉长城附近的浑河。

夏州，隋唐治岩绿（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辖今陕西静边、横山及内蒙抗锦旗、乌审旗等地方。胜州，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分云州置，治榆林（今内蒙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

由上可知，隋文帝、隋炀帝修筑的长城，其明确记载的地理位置是灵武、朔方、榆林（榆谷，榆林谷）、紫河、雁门、幽州、临渝镇、碣石。其长城所经地方，自西向东，以今地言之，依次为宁夏河西隋灵武县贺兰山、盐池县，陕西定边、靖边、横山、绥德，内蒙准唯格尔旗东北，山西右玉，北京西南，河北抚宁县山海关等。将上述地方的现存长城遗迹连为一线，正是今所谓明代长城的走线。这一线的古长城，基本是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和隋以前西汉等王朝所修筑的长城。隋朝修筑时，是在上述长城遗迹、遗址上进行修缮，个别地段进行过加筑、补筑、改筑。但其西段、中段的主要框架沿续的是汉武长城、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的遗迹、遗址。《隋书·杨素传》载：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通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达头所犯之“塞”，即今宁夏贺兰山、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资治通鉴·隋纪五》载：大业九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五原，西魏为五原郡，隋大业三年改为盐川郡，治今陕西定边县南。隋炀帝到陕西定边县出巡长城，可见定边县境内的古长城隋代就已存在。所以，今人所说的这一线的明代长城，其实基本上是隋代所修长城的遗留，明人是在隋代所修长城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修补补和新增。

附：隋代秦昭王长城史证

《周书·于翼传》：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先是，突厥屡为寇掠，居民失业，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册府元龟·卷990》：后周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为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

《资治通鉴》：（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

《隋书·突厥传》：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

《隋书·卷一·高祖纪》：隋文帝开皇元年（夏四月），是月，发嵇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渝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二年（公元582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时晟又说染干，诈告摄图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摄图乃惧，迥兵出塞……十九年（公元599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雍闾大惧，复共达头同盟，合力掩袭染干，大战于长城下。染干败绩，*其兄弟子侄，而部落亡散。……晟知其怀贰，乃密遣从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染干见四烽俱发，问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绐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使见贼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将染干驰驿入朝。……晟又奏：“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闾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於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上并从之。【注释】胜州，隋置，故城在内蒙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夏州，今横山县西。

《北史·卷六四·韦孝宽附兄子冲传》：（周武帝拜冲为汾州刺史），隋文帝（杨坚）践祚，徵兼散骑常侍，进位开府，赐爵安固县侯。岁余，发南汾州（今山西吉县）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途皆亡。上呼冲问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称所致，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上因命冲绥怀叛者，月余并赴长城。上降书劳勉之。寻拜石州刺史，甚得诸胡欢心。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五·陈纪九》：（高宗宣皇帝太建十四年，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将军韩增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

《隋书·卷一·高祖本纪》：（开皇二年）已未，高宝宁寇平州，突厥入长城。

《隋书·卷44·杨爽传》：其年（开皇三年），以爽为行军元帅，步骑七万以备胡。出平凉，无虏而还。明年，大举北伐，又为元帅。河间王弘、豆卢勣、窦荣定、高颎、虞庆则等分道而进，俱受爽节度。爽亲率李充节等四将出朔州，遇沙钵略可汗于白道，接战，大破之，虏获千余人，驱马牛羊巨万。沙钵略可汗中重创而遁。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开皇三年……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

《隋书·卷37·李崇传》：开皇三年（公元584年），除幽州总管。突厥犯塞，崇辄破之……

《资治通鉴·卷176·陈纪十》：（陈至德三年，隋开皇五年），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

《资治通鉴·卷176》：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二月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注释】隋朔方郡在今内蒙白城子，榆林郡在今内蒙托克托黄河南岸，紫河即今内蒙清水河县浑河。

《隋书一·高祖纪》：（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周按】本次所筑长城与《资治通鉴·卷176》载“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 筑长城是一回事。

《元和郡县志·一四》：合河县（今山西兴县西北）……隋长城起县北四十里，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开皇十（此字衍文）六年因古迹修筑。”【注释】洪亮吉引“迹”作“趾”。

《隋书·高祖纪》：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

《隋书·卷五十三·达奚长儒》：寻授行军总管，北巡沙塞，卒与虏遇，接战，大破之。

《隋书·卷五十三·史万岁传》：寻拜河州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广及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等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曰：“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闻之，惧而引去。

《册府元龟·卷984》：（开皇十八年），突厥雍虞闾数为边患，诏蜀王秀出灵州道以击之。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开皇）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

《隋书·卷二·高祖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夏四月丁酉，突厥（突）利可汗内附。达头可汗犯塞，遣行军总管史万岁击破之。

《隋书·卷63·杨义臣传》：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行军总管率步骑三万出白道，与贼迂，战，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边，雁门、马邑多被其患，义臣击之，虏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与虏相遇.时太平公史万岁军亦至,义臣与万岁合军击虏,大破之。

《资治通鉴·卷178》：（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高颖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迂，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馀口，杂畜万计。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陈，四面拒战，凡五日。会高颍大兵至，合击之，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馀里而还。

《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寿，魏沧州刺史……后数年，拜云州总管，寻为太仆卿。十九年（公元599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军总管拒之，迂达头可汗于沃野，击破之……明年，率众出灵州道以备胡，无虏而还。

《资治通鉴·卷178》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帝遣越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增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以击都兰。师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兰为部下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注释】燕然州，唐置，在宁夏灵武、中卫二县境。燕州，隋置顺州，唐改曰燕州，又改顺，今河北顺义县。

《隋书·炀帝纪》：高祖之祠太山也，（杨广）领武候大将军。明年归籓。后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

《隋书·卷47·柳謇之传》：大业初，启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马邑间，帝使謇之谕令出塞。

《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文振见高祖时容纳突厥启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赏赐重叠；及大业初，恩泽弥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为国患，乃上表曰：“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岁之长策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大业三年，炀帝）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止）于涿郡。恐启民警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往喻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启民）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

《隋书·炀帝上》：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景子……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

《资治通鉴·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秋七月），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谏，帝不听，筑之二旬而毕。

《册府元龟·卷990》：（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丙子，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资治通鉴·隋纪五》：（大业四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矰周围，施铃柱、槌磐以知所警……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册府元龟·卷990》：（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诏岚州刺史卫玄监督之。

《隋书·炀帝上》：（大业四年）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九月）辛巳，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周按】隋炀帝大业四年七月所修榆谷而东长城的位置，一些学术著作说在今青海省贵德的榆谷，非也。隋炀帝修筑榆谷而东的长城，诏岚州刺史监督之。岚州在今山西省西部，汾河上游，称岚县。北魏於此置苛岚县，兼置岚州，隋因之。由此可知，此处的“榆谷”是指今陕北榆林的“榆林谷”，非指今青海省贵德黄河岸边的“榆谷”。因此“自榆谷而东”的长城，是指修筑自今陕北榆林以东的长城。《隋书·炀帝纪》：“自榆林谷而东”可证。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一》：五原城，在故胜州。西汉置五原县，属五原郡。后汉因之。永和五年，以南匈奴叛乱，徙朔方郡治五原，亦曰五原寨。晋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地志》：五原：龙游原、乞地干原、青岭原、岢岚正原、横槽原也，环绕县境，汉因以名县。晋县废。后魏亦置五原县，属朔方郡。魏主嗣泰常五年，如五原。魏王诩正光五年，元彧与被（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军败。明年，元深击拔陵，被围於五原，深乘间还朔州。西魏大统五年，宇文泰奉太子钦巡抚境内，自北长城东趋五原，还至蒲州。后周，县废。隋开皇十九年，使长孙晟筑大利城，以处突厥启民可汗。晟以染干部落归者益众，大利虽在长城内，犹被雍虞闾抄掠，请移五原，以河为固。於夏、胜二州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从之。时，隋立染干为启民可汗，使与雍虞闾相攻*也。魏收《志》：朔州附化郡有五原县。杜佑曰：汉五原县城，在榆林县西。大利，见山西朔州。【周按】隋“大利虽在长城内，犹被雍虞抄掠，请移五原，以河为固”，可见隋五原亦在长城之内，榆林县之西。

《隋书·地理志》：

雁门郡，统县五：雁门，“大业初置雁门郡，有关官，有长城。”繁峙，“有长城。”“崞山有土城。”

马邑郡，旧治朔州，统县四：善阳，“大业初改曰善阳，置代郡，寻曰马邑。”

楼烦郡，统县三：静乐，“旧曰苛岚，开皇十八年改为汾源，大业四年改焉，有长城，有汾阳宫，有关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

渔阳郡，统县一：无终，“大业初置，渔阳郡有长城，有燕山，无终山。”

北平郡，“旧置平州”，统县一。“ 卢龙，旧置北平郡，领新昌、朝鲜二县”。“北平郡有长城，有关官，有临渝宫，有复舟山……有碣石。”

安乐郡，统县二：“密云，后魏置密云郡……安市入密云县，开皇初郡废，有长城。”

定襄郡，统县一：大利，“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

《册府元龟·卷984》：（开皇）十九年四月，达头可汗犯塞……是时，启民可汗归朝，帝於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雍虞闾又击之，帝复令入塞。雍虞闾侵掠不已，遂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役掘堑数百里，东西距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来源：周兴华周晓宇著《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