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倭仁早年求学时便对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其后终一生而不改，成为晚清重要的理学名家。道兴二十一年，唐鉴入京任太常寺卿，招徒讲学。
他的到来，使倭仁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跃进。唐鉴是嘉、道年间著名的理学家，大力推崇程朱理学，造诣极高。
唐鉴来京的消息在京城士子中引发轰动，包括曾国藩、倭仁、何桂珍等一大批理学名士纷纷投其门下从学，蔚然形成一股浓厚的治学风气。
在唐鉴教导下，倭仁对程朱理学的领悟大有长进，潜心钻研，且身体力行，几乎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唐鉴对此颇为满意，不止一次表扬倭仁用功笃实，心意纯正。
曾国藩的理学修养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奠定。他经常和倭仁切磋理学精义，情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曾国藩回忆这段求学生涯时也常称赞倭仁非但学习用功，而且严于律己，是诚心诚意地皈依理学之人。
从倭仁后来的许多举动看，这段师从唐鉴钻研程朱理学的经历对他的人生影响巨大。倭仁有些举动在旁人眼里显得非常荒唐。
然他却恰恰笃定身体力行程朱理学，以致达到僵化而不知变通的地步。与此相反，曾国藩在更为宽广的人生阅历中悟出了理学与中国内忧外患现实处境的脱节之处。
将理学创造性地从修身引向经世，这就是形成两人风格迥异人生观的根源。倭仁认为，任何人只要墨守理学教条，即可将修身养性与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
这样国家的衰落就不难挽回。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咸丰帝即位之初下诏征询治国方略之际，时任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满腹经纶，洋洋洒洒写下《应诏陈言疏》。
痛陈国家之所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最大的问题在于用人失察，希望咸丰帝辨明君子小人之别，提拔任用贤臣，疏远小人，那么国家复兴指日可待。
虽然倭仁所言确为耿耿忠言，且无一句阿谀奉承的虚饰之词，但一句都没触及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
当时国家之急务是什么呢?太平天国势如破竹，从广西一路北上两湖，清军望风披靡。此时国库存银只有一百八十七万两，不到康乾盛世国库存银的十分之一。
此外还有吏治、人口、边事等问题丛生，各类矛盾异常尖锐。值此多事之秋，倭仁奏折除高唱程朱理学鼓吹的用人之道外，没有提出一点应对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
咸丰帝阅览后当然大为光火，然碍于情面只好表面称赞其忠心可嘉，言辞恳切，但很快就找个借口给倭仁加一副都统衔，派往新疆叶尔羌出任帮办大臣去了。
叶尔羌位于今天新疆莎车县附近，倭仁从京城到叶尔羌，跨越千山万水，名为升迁，实际面临的困难和遭遇贬谪的官员无异。
倭仁对此也深有感触，沿途不时流露出悲苦绝望的心境。渡易水时，他想到战国时代荆轲在此告别太子丹去行刺秦始皇的悲壮经历，不觉感慨万分，一度萌发剃度出家之意。
不过，他最终在理学进取的观念指导下止住消沉心理，克服了对环境的恐惧，历经六个月艰苦跋涉，到达叶尔羌就职。
边陲生活艰苦孤独，这使久居京城的倭仁备感苦闷压抑，尽管时常接到老友徐淮阳、李棠阶等人书信，里面劝慰他正视现实，实心任事，来日必可衣锦还京。
但倭仁心中惦念的还是如何将自己奉为圭臬的修身治国观念灌输到从咸丰帝到大小臣工的头脑中。但是他这样的心态显然与咸丰帝放逐他的用意不合。
不久，他再次挥笔写下《敬陈治本疏》，为国家境况丝毫没有转机而含沙射影地批评咸丰帝，指出其措置失当，舍本逐末，不从为政根本的用人抓起，反纠缠于搜刮民财，实乃大错特错。
因此，咸丰帝首先应端正自己的为政之风，以尧舜自居，然后以上驭下，必可收天下大治之效。
倭仁此奏非常符合程朱理学“致君尧舜上”的为政理念，但这种建议使早已被内乱外患搅得焦头烂额的咸丰帝更加反感，倭仁很快又受呵斥。
指责他通篇上下尽是空谈，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命他专注职守，不可再发此等无用的牢*。两次碰壁之后，倭仁似乎悟出些道理，意识到自己虽深晓程朱理学真谛。
但诚心诚意的规劝已不能使皇帝接纳。与其这样，不如“穷则独善其身”，他决心把叶尔羌的地方事务处理好，以实际行动向咸丰皇帝展示理学的威力。
这种转型应当说是不错，说明倭仁此时还未像后来居帝师之位时那般仇洋排外。不久，新疆发生参劾维吾尔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案。
二、倭仁的价值取向清政府一向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伯克是新疆地区受封于清政府统治下层农牧民的土著酋长，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有时打着清政府的旗号剥削下层民众。
只要地方无事，清政府一般不会像治理汉族州县那样干预伯克对农牧民的统治。然倭仁偏不买这个账。
硬是要把叶尔羌地区最大的伯克爱玛特揪出来收拾一通，以此来践行自己作为程朱理学信徒，不与贪虐之辈同流合污的清高心志。
爱玛特当时的封号是郡王，任所在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正三品衔。咸丰二年，爱玛特照例须赴京觐见咸丰帝，随即以此为名默许手下护卫向农牧民勒索元宝等赴京，一时民怨沸腾。
参赞大臣德龄和帮办大臣倭仁闻讯后认为此举大损皇帝威望，随即传讯爱玛特。出于对其酷虐贪诈的痛恨，倭仁不仅恶言辱骂爱玛特，而且对爱玛特施展刑讯逼供。
双方矛盾迅速激化，爱玛特向清政府派驻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奕山和参赞大臣布彦泰告状，要求严惩对自己实施苛刑的德龄和倭仁。
这本是一桩很简单的案件，若换其他八面玲珑的官员处理，早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偏偏倭仁就想把事情闹到咸丰帝那里。参赞大臣布彦泰奉命审理此案。
最后处理结果将双方各施责罚，爱玛特因纵容勒索被革去伯克一职，德龄和倭仁也因处置失当被降三级调用。
经此挫折后，倭仁更加意识到学问与现实间的差距，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好在这一遭遇也使他得以离开新疆。
此后国事纷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内忧外患交织的清王朝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绝望的咸丰帝无暇再顾及这个空洞的理学家，而反复受挫的倭仁也一时沉寂，尽管目睹国事日坏，但也学会了用沉默来保护自己。
新疆解职到同治初年重新起用的八年是倭仁一生中最为消沉的岁生活月。倭仁最初在上书房给皇子们讲学，后来慢慢升为侍读学士、光禄寺卿，之后又外放盛京任礼部侍郎。
这一时期的倭仁还是忍不住自己的忧国之心，成功参劾了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等高官。
闲暇之余，倭仁开始以程朱理学为标准，从历代正史和起居注等官方记载中辑录古代圣贤修身治国的事迹和语录，用以励志和解忧。
此时清王朝权力中枢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外逃热河的咸丰帝在醇酒和妇人围成的安乐窝里绝望地辞别了人世；曾国藩率领湘军已将太平天国死死围困在南京周围。
以肃顺为首的辅政八大臣旋即被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诉以快刀斩乱麻之势一网打尽。短短的一个月内，清王朝最高决策权发生了转移。
伴随政局变化的还有统治理念的转型，中外之间不再是仇敌，而变成可以“合作”的朋友。许多过去窒碍难行之事此时变得顺理成章。
随着小皇帝日渐长大，急需良师教授治国安邦之道，而以恪守理学闻名的倭仁注定要迎来一个全新的机遇。
事情的转机源于倭仁在辛酉政变不久即接到命令，以清政府正使身份赴朝鲜宣布同治帝即位的消息。
这个非同寻常的使命令长期处于压制状态下的倭仁分外愉悦，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转机就要到来了。
短短一年，倭仁登上了位极人臣的高座。帝师这一职位表面上看来似乎不能和手握重权的军机大臣相比，但却是多少文人荣耀终身的梦想，且待新帝继立后一般会委以重用。
辛酉政变后，有不少文臣都暗中窥伺这一职位，此时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自然不敢轻易把这个职位授人。倭仁笃实憨厚的性格恰好深合慈禧太后之意，成为绝佳人选。
同治皇帝即位不久，倭仁被委以帝师重任。受命之后，倭仁诚惶诚恐，以敬业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在他看来神圣而又光荣的使命。
倭仁对小皇帝同治管束极严，遇有过失常请太后出面训责，很少轻易放过。一次，同治帝写字不认真，倭仁要向慈禧告状，吓得同治帝痛哭求饶。
倭仁见小皇帝确有悔意，才网开一面。另一次，倭仁见小太监抬着个箱子向皇帝的书房急跑，当即拦住询问箱子里装了什么，太监不敢撒谎，报告里面是戏班子的各种道具。
倭仁大怒，坚决不让小皇帝过早接触这些消磨意志的玩具，随即向两宫皇太后痛陈小皇帝沉迷于此的危害。倭仁的建议得到两宫皇太后赞同，令立即销毁这些道具。
经过倭仁多年来的言传身教，到同治八年，昔日顽童已懂得不少立身行事的规矩。十五岁的皇帝要结婚了，作为帝师的倭仁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倭仁主张应该体谅国家所处的困顿情境，反对铺张浪费大办婚事，于是挺身而出向两宫皇太后进谏皇帝大婚应当从简操办。
他在奏折中历数汉文帝、唐太宗等古代贤圣躬行节俭，全国效仿，蔚然成风，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事例，阐发节俭为政对国家治乱安危的重要性。
三、总结倭仁还深刻剖析了清王朝当时“中兴”浮光之下掩藏着的深刻社会矛盾，诸如西北回民起义刚刚平定、河南因灾荒而饿殍遍野、东南沿海盗风复炽。
当此国家多事需款孔亟之际，最不宜大事铺张。此外，考虑到会有贪婪之徒借皇帝大婚之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情况，倭仁提前给两宫皇太后打预防针，请她们严厉申斥那些主张。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素来喜欢讲求体面，因此倭仁此谏颇有触怒龙颜的风险，且无论婚礼奢办还是俭办，于倭仁并无利害关系，但他还是无所隐瞒地将自己的顾虑和盘托出。
这一点恰恰体现出他恪守理学刚正不阿的节操，与当时官场上下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腐败风气形成巨大反差。
虽然后来又有几位大臣出任帝师，但多不能如倭仁这般严厉而尽责，因此同治帝对倭仁最感畏惧，感情也最深。
倭仁去世后，同治帝失声痛哭，准备亲自去倭仁府中祭奠，慈禧太后虽不同意皇帝如此出格地为大臣办丧事，但也高度称赞倭仁为官之操守，追赠其太子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