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霸的爱情与文学：朱彝尊四

四、博搜金石文

上穷碧落下黄泉，这句诗可以用来形容朱彝尊广泛搜集金石文字的辛勤。他在《甘泉汉瓦歌为侯官林侗赋》一诗中自言:“吾生亦好金石文，南逾五岭西三云。手披丛篁斩榛棘，残碑断碣搜秋坟。”在给张弨的赠诗中，朱彝尊则以金石学的开山祖师刘敞自比。魏禧《朱锡鬯文集序》也说朱彝尊游历江西、广东、福建、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凡山川碑志和祠庙墓阙的碑文，没有不观览的，有时甚至不怕麻烦，挖地数尺，发掘碑石，所以他写的文章考据古今人物得失最见功力。

康熙五年（1666）入春以后，朱彝尊原本打算往平阳一游，不巧的是山西巡抚发布了禁止游客的命令。这时曹溶被罢去官职，奉命留山西待用。经曹溶说项，山西左布政使王显祚聘朱彝尊为官衙文案。布政使是总督、巡抚的属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相当于后来的财政厅长兼人事厅长。

朱彝尊三十岁时，读欧阳修《五代史记》，很欣赏其简要的文辞。后来阅览司马光《资治通鉴》，见其编年叙事，反而比《五代史记》的纪传详细。于是决定与梅里秀才钟渊映一起为欧阳修《五代史记》作注。山西是汉、晋、唐、五代等朝历史遗迹存留较多的地区。因此，朱彝尊在太原，经常策马纵游，寻访沙陀北汉故迹，观览废墟坟墓的碑文、祠堂佛庙的碑记，考证它们与历史记载的同异。有时搜剔穷岩败坟，遇到具有史料价值的残碑断碣，都要亲手摩挲。北朝民歌《琅琊王》说：“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朱彝尊摩挲古碑，就像侠客拭宝刀，浪子抚佳人。

康熙五年二月，朱彝尊游天龙山，暮色中驱马来到天龙寺。寺中钟声清凉，佛火如豆，朱彝尊倍感凄清岑寂。其《夏初临》词云：

贺六浑来，主三军队，壶关王气曾分。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琵琶何处，听残勅勒，销尽英魂。 霜鹰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春风袅娜，依然芳草罗裙。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

天龙寺是北齐神武帝高欢避暑宫的旧址。高欢当年统率三军，气吞万里；离宫别殿，筑向云霄；可谓功业盖世，英气逼人。而今安在哉？那傀儡皇帝魏孝静帝，也是远逝的历史过客，斛律金所唱的《勅勒歌》久成绝响，十二画楼和冰井台更是荡然无存，只有芳草碧绿如昔，寒月孤照寺门。朱彝尊在天龙山拓下北汉李恽所立千佛楼碑，装裱完毕，在拓本后慨叹道：“呜呼！凭着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抗击百万大军，老百姓争着为之赴死，这样的君臣难道真没有过人之才吗？至于其文格的卑下，书法的低陋，考古之人，不要嘲笑就行啦。”

太原县西五里，有座风峪山。北方人读谷为裕，风峪又称风谷。风峪山上有风穴，相传山神从洞中出入，有风随之，因而风穴中肃然有声。佛教徒捧土塞穴，在洞内建石佛，刻佛经于一百二十六根石柱上。随着时间流逝，蛇蝎占据了风穴。虽然在当时就有许多旅游爱好者，但没几个人敢进入这洞内。康熙五年（1666）三月，朱彝尊带着当地人，点着火把，进入风穴。审视石柱上的石刻佛经，觉得书法精妙，非当世人所及。可惜的是，石柱三面被遮蔽，不能纵观其全部内容。返回后，朱彝尊写了《风峪石刻佛经记》。他还和王显祚、曹溶商量，想把这一百二十六根石柱搬到晋祠中，筑亭安放。有位姓方的相关部门领导坚决不同意，这一计划就黄啦。

交城县西北五里有座山，连峰夹涧，就像相错的卦画。此山因此得名卦山，有人又把它叫做万卦山。康熙五年的秋天，朱彝尊与同乡包铭登上卦山，观览唐代书法家支高、李玄穆撰写的碑记，以及贞元、元和年间的陀罗尼石幢。黄昏时候，猛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于是，他俩留宿在僧舍中。第二天早晨起来，登峰眺望，只见白云茫茫，涨满山谷，俯瞰城郭，出没在雾霭之中，好像方舟浮在海面上。中午时分，天色开始露晴，两人走下山来。

在这个秋季，朱彝尊还去汾阳县看了郭君碑。这块碑在县北七十里处。朱彝尊经过郭社村，行走在土沟中，抬头看见土冈之上，微微露出碑额。原本以为上了土冈就能看见全碑，但他环绕土冈走了好几里路，才走到郭君碑前。读了碑上文章，发现都是骈俪之语。开头两行剥裂，郭君的名字、门世与碑文作者，都缺漏遗失了。之所以还知道碑主姓郭，是因为碑额尚存。此碑立于乾封二年，碑文中有“挥霜钺而斩老生”的字句。据《旧唐书》记载，宋老生弃马投入沟堑中，被甲士斩*。《新唐书》说是被刘弘基所*。温大雅《创业起居注》又说：宋老生攀绳上城，军头卢君谔的部下跳起来将他斩*。世人都不知道挥刀者是郭君，而郭君的名字因为石碑断裂，终于没有能流传下来。这不免令人感到惋惜。

作为朱彝尊从事金石鉴别、收藏、考证等学术活动的重要引路人，曹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康熙六年（1667）三月，曹溶因为乡试闱事，来到太原。他将自己的马借给朱彝尊，以便彝尊去探访金石文字。一天，小雨刚停，朱彝尊就骑马出了太原城，前往晋祠。

晚上，朱彝尊留宿在朝阳观。第二天早晨起来，道士领来一位善于搨碑的跛脚老头。朱彝尊带着这位搨工，取道风谷，登天龙山。跛脚老头告诉朱彝尊：“蒙山有很多石刻。”于是，朱彝尊骑在马上，踏着一路碎石，转入蒙山。到了跟前，只见崖岸多用比丘塔铭和陀罗尼幢一类的断石残碣垒砌。进入开化寺，朱彝尊看见一座戴额穹碑，原来是苏禹珪撰写的《宝严阁记》。碑后写的是开运二年北平王刘知远立石。这和《五代史·帝纪》的记载相符。据乐史《寰宇记》说，蒙山上有隋文帝生父杨忠的墓碑。朱彝尊没能找到，他猜想可能是垒入崖岸中了。这一天，朱彝尊在寺壁留下了题名，摹拓了北齐碑二通，五代、十国碑各一通，回去后，送给了曹溶。

在山西时，曹、朱二人还一同从事田野考察，亲自椎拓碑文。在汶上县，他们和傅山一同观看了汉步兵校尉衡方碑。据碑文所述，衡方的祖先伊尹在殷商时号称阿衡，所以他们这一族以衡为氏。因为椎拓这块碑的人较少，所以碑文比较清晰，很容易阅读。傅山入清后，隐居在太原西面三十里的崛山。他藏有尹宙碑的拓片。这块碑出土较晩，文字完好，结构遒劲，还存有篆文和籀文的遗韵。特别令朱彝尊叫好的是，傅山收藏的拓片古色古香，好像有百年的历史。

在搜集了不少碑记的基础上，朱彝尊开始编撰金石学著作《吉金贞石志》。后来，他将有关金石碑版的题跋汇集到自己的文集《曝书亭集》中，不再单独成书。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撰写的著作还有《粉墨春秋》、《风庭扫叶录》，但最终未能成书。

由于在文坛饮誉日隆，朱彝尊辗转各位地方大员的幕府都蛮吃香。康熙七年（1668）春，朱彝尊从北京来到山东，在山东巡抚刘芳躅幕中做文字工作。山东最有名的胜地是泰山。庄周声称：易姓而王，封泰山者有七十二家，勒石有一千八百余处。开元三年(715年)冬十一月，唐玄宗允文武百官之请，东封泰山，亲手用隶书体写了《纪太山铭》，刻在山顶。皇帝的书法遒劲英特,气象雄伟，不像他写的《孝经》那样多肉少骨。当时，中书令张说撰写了《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有《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有《朝觐坛颂》。《纪太山铭》是巨型摩崖石刻，行人走在山下，抬头朝上望，模模糊糊地能够看见。康熙八年（1669），朱彝尊曾五次留宿泰山之麓，但没有叩天关，陟环道，亲手扪摸开元泰山之铭。当地老人说，一定得靠木架、绳索爬上去，然后才能施以椎拓。而且泰山山高多风，加上太阳曝晒，纸幅很容易破裂，椎拓泰山摩崖石刻是很难的。朱彝尊曾先后装裱了三本泰山石刻拓本，都被他人横刀夺爱。

顾炎武治学主张从第一手资料出发，采铜于山。重视金石碑刻就是这一治学路径的表现。在清初学者中，顾炎武对于石刻的研究用功最深，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山东考古录》、《日知录》、《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等著作中。顾炎武、朱彝尊这二位旗鼓相当的金石学家相识后，彼此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惺惺相惜之感，共同进行了访碑考史的活动。朱彝尊从顾炎武那里获益良多。

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有一座“藏书甲天下”的传是楼。朱彝尊在这座藏书楼中抄录了不少图书，看了不少珍本秘藏。徐乾学曾花十镒白金购得宋拓本《晋王大令保母砖志》，拓本后有姜夔的十一篇跋，朱彝尊和姜宸英、黄虞稷、沈元衡前往鉴赏，验证是宋嘉泰年间的拓本。

孙承泽收藏的汉隶碑刻拓本约有三十余种，如《张表》、《衡方》、《夏承》、《王纯》、《侯成》、《戚伯著》诸碑，都是宋时的拓本。朱彝尊对这些拓本大都赏鉴过。康熙六年（1667），朱彝尊同表兄谭吉璁在孙承泽的砚山斋观《王纯碑》的宋拓本。据娄彦发《汉隶字源》所说，这块碑在郓州中都县，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郦道元《水经注》说：王纷碑立于中平四年。以“纯”为“纷”，以延熹为中平，是因为他没有亲临其地，仅仅根据传闻记录下来，所以有了这样的硬伤。康熙九年（1670）冬天，朱彝尊在孙承泽处又观看了《汉丹水丞陈宣纪功碑》拓本，碑文称陈宣字彦成，汝南新阳人，是汉丞相陈平的后裔。此碑很少有人著录，只有李蓘曾载于《丹浦款言》。孙氏的拓本是他知祥符县时所得。

在中国书法史上，《绛帖》是继淳化阁帖之后最重要的法帖，它是宋代皇祐、嘉祐年间尚书潘师旦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在山西绛州重新摹刻的。《绛帖》共有二十卷，收有李斯、诸葛亮、王羲之、王献之、卫夫人、张旭、怀素、李白、颜真卿等人的名作，可以说是汇集了宋代以前历朝书法的精品。《绛帖》原石拓本传世极少，明内府藏有数部，都不全。涿州冯铨将内府收藏的这几部拼合成二十卷，清初归于孙承泽。当朱彝尊在孙承泽家中翻开二册宋搨《绛帖》，顿时觉得眼前光采焕发，全身的血液都在加快流动。那种如获至宝、赏心悦目的感觉，比起他在山阴彭山看到三位美艳女子时的喜悦还要强烈。那次观看《绛帖》虽说是过眼云烟，但此后还不时搅扰其心。孙承泽鉴定自己的藏品时，常常向朱彝尊移樽就教，这也使朱彝尊大开眼界，提升了他“考古能鉴”的功力。

在鉴定文物方面，朱彝尊相当地较真，经常和朋友“疑义相与析”。孙承泽家收藏有三枚古剑，分别是铜剑、玉剑和鱼肠剑。铜剑有一尺长，剑上的鸟篆铭文模糊不清。孙承泽自己认定是“吴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剑”十个字。那枚玉剑有一尺二寸长，二寸宽，中间凿有一孔，可以穿以丝带，其上削若锋刃，青黑的光色若山玄而水苍。孙承泽说这是很早以前盗墓贼从成汤墓中挖出来的。

康熙九年十二月，朱彝尊和李良年、潘耒、蔡湘，冒着连天飞雪，到退谷访孙承泽。孙承泽设宴款待，酒席间拿出古剑让大家赏鉴，并请四位客人联句咏赞延陵季子佩剑，说是要把剑上的铭文摹拓下来，将联句书写在后面，装界成册，收藏在自己的砚山斋里。虽然朱彝尊在《孙少宰蛰室观吴季子剑四十韵》联句中言道：“摩挲读遗铭，千春字不湼。”其实铭篆上的文字已无法辨识。朱彝尊在《周延陵季子剑铭跋》中说：“其曰季子剑者，先生审定之辞云尔。”这话是颇有些皮里阳秋的。

至于那枚玉剑，在朱彝尊赏鉴之前就有人写了《玉剑歌》，但朱彝尊不能肯定这是剑。回到寓所后，朱彝尊半夜里辗转反侧，默默寻思，觉得古代经籍中从来没有相关的记载。《周礼·考工记》所说的桃氏铸剑，用的材料有铜有铁，没有听说用玉。他怀疑这是古代的琰圭一类的东西，因而专门写了篇《释圭》的文章给孙承泽看。在《释圭》中，朱彝尊根据郑玄所说的“琰大者度尺二寸”，猜测这所谓的玉剑其实就是大琰。孙承泽回信坚持己见，并说如果是圭的话，中间不应该有一孔。朱彝尊又写信给孙承泽，认为六经上没有关于玉剑的记载，所以就不能肯定历史上存在过玉剑这种东西。王士禛也倾向于认同朱彝尊的看法，他在《池北偶谈》“三剑”一条中记载了朱彝尊的看法。

康熙十四年（1675）六月，彝尊的嗣父朱茂晖去世，终年七十八岁。九月，朱彝尊从通州回嘉兴奔丧，第二年又怀着饥鸟入笼的心情，重到通州。接着，又去北京。在都下，朱彝尊邂逅了“八分古今第一人”郑簠。其人字汝器，号谷口，江南上元人，为人冲和旷达。虽然他是名医郑之彦次子，深得家传医学，但他的平生所好在汉隶。他的隶书飘逸虚灵，活脱洒丽。至于联匾大书，则笔墨如烟云飞动。郑簠在京城行医卖药，衮衮诸公多不知道他是隶书的一代大家。朱彝尊二十年前就听说郑簠大名，现在才得以谋面，不免有一番嗟叹。在当世隶书家中，傅山以汉人为宗，笔法飘逸不羁，奇崛刚劲；周之恒也委曲得宜；郑簠的邻居顾苓以及谭汉、程邃等人都精于隶书，名声相当。朱彝尊曾与顾苓在苏州山塘相遇，一同进入古董店铺。顾苓看见鼎彝刀尺的款识，都能一一诵读，文从字顺。朱彝尊为之叹服。但这些人都不如郑簠出色。因为他下笔既能合乎常法，又能变化出奇。朱彝尊对于郑氏的隶书那是相当地崇拜，曝书亭中的额、联、屏障就有许多出自郑簠的手笔。

郑簠到河北、山东访汉碑，总是根据碑文刻画的深浅，调节椎拓的轻重。朱彝尊认为，郑簠亲手摹搨的拓本胜过工人椎拓者百倍。因为在山东手拓的《礼器碑》不止一份，郑簠便将多余的手拓本寄赠给朱彝尊。朱彝尊不仅将郑簠的收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相当重视郑簠对于碑刻书法的评价。郑簠收藏有汉酸枣令刘熊碑拓本，他认为这块碑所存留的文字笔法奇古，堪称绝品。朱氏在给《汉酸枣令刘熊碑》写的跋语中就以郑簠的评价为依据。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朱彝尊受命与冯云骕同典江南乡试。十月霜降，朱彝尊和周筼、郑簠、王翚、李符、龚翔麟、邵瑸、朱彝玠及彝尊侄子朱建子，不带仆从，前往上元县的摄山（今南京栖霞山）探幽访胜。走出城郭，路过黄城村，看了梁代始兴忠武王萧憺的墓。萧憺是梁太祖萧顺之的第十一个儿子，梁武帝萧衍的异母弟，都督荆湘等六州军事，有惠政，民间有“始兴王，民之爹”的歌谣。萧憺墓碑上的碑辞为侍中徐勉撰稿，贝义渊书写。

一行人进入东北甘家巷，看见草丛中还有一座高坟。墓前东西相对的两只石辟邪都是雄兽，昂首张口，长舌垂胸，头部有鬣毛，腹侧饰双翼，翼作三翎，通体长毛卷曲如蔓，体态肥壮。二丈多高的穹碑，眼看就要倒在地上，大家都不敢走近。只有周筼骑着驴子，走上前去，读了碑文，得知这是梁安成康王萧秀的碑。萧秀是萧顺之的第七个儿子，萧衍的异母弟，曾都督郢司霍三州军事，迁雍梁等四州军事，亦多惠政。天监十七年(518)，萧秀死于竟陵，归丧京师，他原来的属下夏侯亶表请立碑。于是游萧秀之门的名士，如王僧孺、陆倕、刘孝绰、裴子野，各自撰写了碑文。朱彝尊等人还看到两块碑。其中一块碑文全泐，另一块是刘孝绰撰写的碑文，文字尚可辨认。书写碑文的也是贝义渊。萧憺和萧秀都是吴太妃所生，都以孝悌闻名，又都爱好文学，他们的墓地也相距不远。

在摄山住了两夜后，朱彝尊还觉得入山不深。返城前，他摩挲着佛寺里的明征君舍宅碑，恋恋不舍。明征君碑的碑文是唐髙宗御制，书写者为高正臣。碑立于上元三年。明征君是萧梁时的处士，名山宾。此寺原本是他的故宅。见碑文完好，朱彝尊等人各搨一通带回。王翚将此行绘成了图画，书法家郑簠用分书把大家的名字题写于壁。

康熙三十一年（1692）九月，朱彝尊决定到广州去看儿子朱昆田，顺便会会多年不见的老友。十月，朱彝尊道经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知县鹿祐是朱彝尊做乡试副主考时录取的门生。他强邀朱彝尊登岸，下榻在一座庙宇中。西安县南三十里有座烂柯山，又名石室山、石桥山，属仙霞岭余脉，西临乌溪江。十六日，鹿祐邀朱彝尊游览烂柯山。海盐人、西安县学教谕钱瑞征也陪同前往。他们从石桥寺左侧的通仙门登山，抬头仰望主峰，只见山巅一条石梁悬空而架，仿佛是一座大石桥。石梁下的大洞，南北中空，即《洞天福地记》所说的“青霞第八洞天”，也就是传说中仙人对奕的地方。

十一月十二日，朱彝尊沿赣江溯流而上，至赣州。赣江东岸大转弯处有一个深潭，急转的江水流到这里，回旋成涡，水中冲来的东西被长久地储积在潭中，所以人们把这个深潭叫做储潭。关于储潭，还有个神奇的传说，说是某渔人在储潭放钓，钓起一把金锁，随着金锁还有练条，引之数百丈，最后有一个形如水牛、眼赤角白的东西跟着上来，一见钓者便拖着练子跑了。渔人用刀砍下了数尺练条。晋朝咸和二年，刺史朱伟在储潭建庙宇，用来纪念这形如水牛的储君，从此，储潭才有恶浪滔天之后的风平浪静。

储潭庙有唐代裴谞的喜雨诗碑。裴谞字士明，洛阳人，尚书裴宽之子，做官做到兵部侍郎。朱彝尊先前嘱友人访求喜雨诗碑，来储潭庙的人都说没有。朱彝尊在山明水秀的储潭停船上岸，于储潭庙仪门的右侧找到了诗碑。碑的阳面是裴谞《储潭庙》诗，碑的阴面是裴氏族子题名记事。因为行色匆匆，朱彝尊不及搨碑。此后十年，吴江人张尚瑗出任兴国县令，拓下裴谞诗送给了朱彝尊。可惜的是缺了裴氏族子的题名记事。因为阴面面壁，工人不知响搨。

石刻由于风化等原因，流传到后代，不免漫漶模泐，令识读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如吴天玺元年（276）所立《天发神谶碑》，清初断为三截。有“大字之袓”之誉的《瘗鹤铭》不仅裂成四块，还遗失了中间一块。朱彝尊在南京主持乡试结束后，曾与祥符周在浚讨论此碑，并为周氏所作《神谶碑考》写了篇序言。而淮阴人张弨乘长江落潮，进入焦山山麓，踩着落叶仰读《瘗鹤铭辞》，并聚集四块断石，绘成图画。朱彝尊又为张弨写了《书张处士〈瘗鹤铭辨〉后》。张弨则手摹家藏鼎彝款识送给朱彝尊。

明以来的文人对于金石文字，多重于收藏而轻于考证。而朱彝尊在利用金石文字校勘经史典籍方面是举重若轻，常能补正史籍记载的阙略与讹误。王鸣盛就把朱彝尊和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明代都穆、赵崡，清代顾炎武、王澍并列为七大金石学名家。顾炎武对朱彝尊金石考证之精，也曾表示叹服。他的《金石文字记》也采纳了朱彝尊的一些考证成果。朱彝尊在用金石文字考订经史之余，往往会谈到碑刻字画的工拙。如他的《汉博陵太守孔彪碑跋》、《汉冀州从事张君碑》《汉郃阳令曹全碑跋》《汉荡阴令张迁碑跋》、《书尹宙碑后》等文章对于汉隶书法的优劣及特点都有较多讨论。在《跋汉华山碑》中，他更从风格的角度将汉隶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种。而顾炎武访碑纯粹出于文献目的，因此，这样的讨论在顾氏《金石文字记》中难觅踪迹。

朱彝尊《经义考》专门设置了“刊石”、“书壁”两个类目。“刊石”既收录历代刻于京城太学、国子监的诸经，又收录石刻的某一经、或某一经中的单篇经文。《经义考》立“刊石”类，通过立目和对历代石刻经书的翔实考辨，强调标准本的重要，因为只有阅读客观正确的经书，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经书的义理。刊石类所收的单篇经文，虽然比不上整部石刻经书影响大，但作为石刻，不论是书写、勘对、镌刻都比较认真，相对而言，比传抄本错误较少，保存时间长久，不易擅改，所以有相当的校勘价值。“书壁”类一卷，仅收《唐太学壁经》一种。其实壁经与石经内容、效果相同，归为一类未尝不可，而《经义考》为一种壁经专设一类，不难看出，《经义考》不仅注意到壁经作为刊定本的作用，同时也不忽略它作为诸经的一种流传形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实。

作为清代以金石之文证经史之学学风的开创者之一，朱彝尊的金石学成果对后世影响较大。乾隆时期的学者李富孙本于朱氏的金石碑铭学，撰写了《汉魏六朝墓铭纂例》。此后，研究碑铭的著作，如郭麐《金石例补》、吴镐《汉魏六朝金石志墓例》，刘宝楠《汉石例》都以朱彝尊的看法作为立论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