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不仅是魏晋风流宝鉴，也是忠义宝鉴，是魏晋思想史的浓缩，具体类目的选择体现了刘义庆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折射了魏晋清谈在南朝的新发展。《世说新语》融通儒、道，既注重“国士门风”的德望，也重视“一丘一壑”的逸趣。
它所开创的儒仙美学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清远雅正”，统合了“云中白鹤”式与“劲松下风”式人格，北宋庆历时期是宋型美学形成的关键阶段。在笔者看来，与宋初文人热衷于追随晚唐遗风相比，庆历文人对魏晋风度情有独钟。
儒仙以“儒”为底色，儒家价值追求具有基础性作用。魏晋南北朝士人主体精神解放、自我觉醒。儒家价值观是否仍有意义以及如何适应时代需求成为他们争论聚讼的焦点。
《世说新语》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作魏晋名士言谈举止的“选本”，类目选择折射了作者的思想观念。首先，卷上以“德行”为首，卷中以“方正”为首，卷下虽以“容止”为首，但依然可以找寻到儒家思想痕迹，如“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体现了刘义庆重视君子品行。
其次，将《论语》《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孝经》等作为谈资，推许“高情远致”，品藻人物标举“清令”“罗罗清疏”的同时也提倡“学义”“亭亭直上”。最后，《世说新语》注重“名士之高操者”“盛德之风”，其中人物并未绝仁弃义。
如诸葛亮解释字仲思的原因：“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荀爽解释“春秋之义”“亲亲之义”：“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魏晋清谈正盛，“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世说新语》既客观记录王羲之反思玄学清谈，也反映作者重新审视魏晋清谈。刘义庆认为放达不羁之外，“治国之器”“干国之器”也应成为名士的题中之义。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超越性，其根源正在于其重视儒家思想。
相比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世说新语》在儒、道之间寻求平衡。刘义庆有意为魏晋风流注入君子品行。《世说新语》注重名士“人伦之表”，提倡风概简正以及气度轩昂。可以视为其所提倡君子品质的总纲。具体来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魏晋时期作为门阀政治高峰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世说新语》有意记录一些寒族士子，突出其道德节操。
- 忠君报国、中兴社稷的浩然之气。乱世“经籍道息”，礼义崩坏，臣无定主。《世说新语》记录魏晋士人忠义气节，意图在乱世之中存留君臣之义。颇有孟子所讲大勇之士“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果毅。
庆历时期与魏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大汉及大唐盛世只可在历史中凭吊而无法在现实中复制，产生了软弱妥协的政客与昂扬奋进士子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这是庆历与魏晋士人产生精神联系的基础。
文彦博《寄友包兼济拯》：“别后愈知琨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以刘琨推许包拯，将魏晋时期忠心报国、砥砺精进的士人作为人格标榜的典范。庆历风韵浩然刚毅的一面由此形成。
庆历风韵指北宋中期以欧阳修、范仲淹、梅尧臣、韩琦等人为引领，以司马光、曾巩、王安石等人为步武，砥砺道德、调和心境，既注重内圣外王，也诗意地欣赏日常生活，浩然刚毅与浪漫洒脱并重的时代风貌。
二、公忠清直，忠君匡复区别于谪仙，儒仙与政治联系密切，思索立朝之道。公忠由儒家“以道事君”的大臣观发展而来，强调“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公忠清直，烈烈在于朝，为天子献可替否，赞谋猷，持纲纪”。
魏晋礼乐崩坏，政治风云变幻影响文人生存。自保者大量涌现的同时，《世说新语》重视记录乱世中可以充当“丰年玉”“荒年谷”角色的铮铮正骨之士。
如“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的毛玄、曲谏晋武帝不可传位于晋惠帝的和峤、“提千兵入死地”的谢玄、“颇敢直言”的桓道恭，等等。《世说新语》这些“斟酌时宜，笼罩当世”的雄杰士人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庆历时期“君子道长”，浩然正气成为当时文人对话《世说新语》士子的媒介，忠君匡复之志演变为公忠气节。公忠既是自我写照，也是人格标许。
如欧阳修《班班林间鸠寄内》“孤忠一许国，家事岂复恤”，胡宿《翰林南阳叶公挽词三首》其二“方寸有孤忠”。
宋人将其形象化地比为“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己也。”
庆历时期的士人形成新型君臣观，追求君臣共治天下，不视自己为王权的傀儡、奴仆，不愿只是君主权贵意志的传声筒，敢于抵牾龙颜，“知无不言”、“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表现出凛凛大节。
直言进谏古已有之，可谓传统士大夫的政治风骨。庆历士人的独特处在于龙颜盛怒时仍坚执道义、不畏淫威。如刘敞反对宋仁宗钦赐夏竦谥号“文正”，“疏凡三上”，直至宋仁宗“嘉其守，为更其谥曰文庄”；
不独“文变染乎世情”，士人政治风骨同样受到“世情”影响。宋仁宗朝政治生态一定程度上形塑当时士人的公忠品格，这是庆历文人对话魏晋士子政治态度时有所发展的原因。
宋代以“右文崇儒”、“不得*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为基本国策。宋仁宗更是宽和优容地对待士子，终其一代，诏令天下士人可以“封言时政阙失”的次数明显多过宋室其他皇帝。
宋仁宗重视敢于直言的谏臣，为唐介“特加六品服，以旌敢言”，即使是盛怒之下将其谪官，事后“遣中使护送介至贬所，且戒以必全之，无令道死”。宋仁宗格外重视对文臣因文字获罪的管控，文字狱在当时很少见。宋人普遍怀念宋仁宗朝宽松的舆论氛围，“容谏纳善，尧、舜、禹、汤无以过也”。
总之，庆历时期士人的公忠品格正是时局生态与自我身份认知新变的产物，体现了与魏晋士人不甚相同之处。
三、人世无常，体认超脱个体生命在无垠时空中显得渺小与脆弱，“逝者如斯夫”引起儒、道两家的共同思考。儒仙汇聚儒、道不同的应对态度，既感于个体有如沧海一粟而产生客居心理，也纵浪大化、达生达命，顺应天道。
伴随着生命意识觉醒，魏晋士人精神世界较为复杂：一方面昂扬砥砺；另一方面因人世无常而惶惑哀伤。《世说新语》不仅专列“伤逝”，在其他类目中也有相关体现：或如温峤等慨叹邦运兴亡；
或如桓温由节物之变联系到个体生命流逝；或如桓玄由羊孚英年早殂而感伤生命脆弱。他们敏锐地感知岁月迁转带来的景物变化，时暮或岁暮景物成为其热衷表现的对象，大多凄寒萧索。
庆历时期士人与无常的人生达成和解。魏晋名士的“玄心”品质在庆历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来看宋庠《冬行西圃溪上》：“故柳樊官圃,新禾上野场。晚烟林外紫,昏日水中光。菊晚香犹在,橙寒味不长。萧然成隐趣,况复近山阳。”
此诗作于作者江湖任职时，其中岁暮节物颇具特点，围绕官圃的故柳、馨香犹在的晚菊调动视觉与味觉，为冬日增添诗意。“新禾”其实是作者有意陌生化的产物：据《宋史》本传，宋庠先后任职的州郡有襄州、扬州、郓州、河南府、许州、河阳、郑州、相州、亳州，这些地方较少可以见到禾发于冬的景象。
特别是尾联将冬季视为“隐趣”的季节，目力所及，当是宋庠所创。前人大多将春、夏作为归隐之季，偶尔提及初秋。宋庠认为即使是冬季也无妨归隐，岁暮景物的情感体认与魏晋士人不同。
庆历士人大多欣赏岁暮景色，如胡宿《凉思》：“昨夜南星破暑威，月波浮动杵天垂。露华冷向三危滴，秋色新从一叶知”。
就总体而论，宋人已不满魏晋诗歌困滞于孤独感而无法自解。庆历士人面对不如意的处境虽也会叹喟缺乏知音，但相比魏晋呼天抢地式的情感流露。
儒仙以嘉遁的心境追求内圣外王，以“儒”为内核，以“仙”为神韵。文人们以此调和儒、道不同的价值追求，探寻诗意栖居的途径。
《世说新语》常以“神骏”“雄情爽气”“高朗疏率”等品评士人，重视魏晋名士“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等风流特质，相关内容占有较大比重。概言之，魏晋士人的儒仙体现在认可儒家道德修养论。
有些鄙夷立功扬名，更倾向于以禅袍鹤氅替代顶戴花翎，尚未在出与处之间寻得平衡。相比建立“生前身后名”，他们更为推崇伯成子高与阮裕“耦耕，不慕诸侯之荣”，“不惊宠辱”，追求“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
摆脱功名束缚，精神上更趋自由。《世说新语》中的士人将酒视为“达生”与浇愁的重要媒介，他们认为“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大多与酒有着不解之缘，或在乱世中自我麻痹、寻求解脱，或借之越名教而任自然。酒由饮食之味升格为人格心理的寄托，体现魏晋士人浪漫潇洒、真如旷达的个性。
《世说新语》中的士子将酒视为名教的对立面与乱世心理的“去痛片”，他们开掘酒的审美意味，嗜酒、乐酒形象成为后世的审美记忆。刘伶最早提出的“酒德”或多或少带有“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意味。
庆历风韵也与酒联系密切。庆历风韵对话魏晋风度，表现之一即酒的角色变化：由酒逸、酒狂转变为真正的酒德。“琴心酒德”是庆历时期士人审美观念的鲜明变化，折射出对待物的态度由玩物丧志转向玩物怡志。
宋代之前，酒已常见于文人笔下，大多承载的是对现实的无奈与逃避式解脱，庆历时期新型酒德观可视为一种文化心理认同，肉体与精神均得以憩息，去纷扰而归静笃。相比前人借酒消愁，庆历文人更多是借酒拒愁。
“销”与“拒”看似一字之差，差别较大：“销”意味着愁苦已浸入情感体验，借酒浇愁愁更愁，作者其实无法解脱愁苦；“拒”意味着宠辱无常的际遇并未掀起内心波澜。新型酒德观以体中昏昏作为应对群愁的良方，“昏昏”实际上是利欲之心，淡泊清静之志却清醒着。
庆历士人新型酒德观使其开发出不同的饮酒方式，体现与《世说新语》人物对话时新的发展。脱落借酒浇愁，赋以浪漫自得的色彩，洒脱旷达，带有宋型人格特点。
结语庆历风韵作为时代思潮的产物，既带有时代的鲜明烙印，同时也是优秀历史文化的遗存，在对话先贤往圣中形成。对话的对象不同，反映出的对话目的不同：庆历士人对话韩愈、柳宗元主要着眼于重塑道统及文统，对话《世说新语》主要着眼于个体在世方式。
概言之，儒仙融合闲淡旷达的心境与内圣外王的追求，强调德行操守与风雅韵致统一。庆历士人以此作为对话《世说新语》的具体切入点，并非膜拜式全盘吸收，带有自我思考，是一种能动发展的对话。
调和孤独、公忠报国、酒隐以及地仙，具有宋型人格的鲜明烙印。如果不同时期有着相同师法对象，那么对话关系就是探讨文学转捩的可行切入点。唐宋士人接受《世说新语》的不同观念、态度，可作为唐宋转型的具体而微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世说新语》
《全宋笔记》
《宋史全文》
《四书章句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