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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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元好问“留过踪”,乾隆帝“用过心”,直隶总督“用过功”,末代状元读过书……
莲池书院:问世间,书为何物
清代绘画《莲池十二景之万卷楼》。
莲池书院中万卷楼匾。记者王文华摄
莲池书院是一处风景,灵动秀丽,让人流连;莲池书院是一部历史,厚重沧桑,令人唏嘘。
莲池书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中心区域,向为名园,有“城市蓬莱”之称,这一带作为风景已有近800年历史了。
漫漫岁月,楼台建了又废,废而复建,池生莲花,多少次绽放凋零;院存书籍,好几回收聚散逸。那些曾在池边赏莲、读书的人,来来去去,身影渐次消逝,他们的学识和感兴却留了下来,写在书里、刻在石上,化入风景,融入后来者的认知。书院文脉,如池中莲花,荣枯有时,生生不息。
引子:问世间书是何物
时下莲池总是游人不断,清代著名的莲池十二景已经恢复,最古老的景致却在十二景之外,绿野梯桥,建于元代。
元代是莲池以至保定城始建的时间,十二景中万卷楼也始建于元,现存为第二次重建,这“3.0版”万卷楼里目前没有书,元代“1.0版”确有数万卷。那时生灵涂炭、神器流离,变现力不足的书籍原难有存身之地,机缘巧合却从大河上下、大江南北集聚到新建起的保定(时称顺天)城中。
莲池与书及读书人的故事由此展开。
1250年,61岁的元好问抱病到保定,来看一套书,想依据这套书写本书,写成后死而无憾。
元好问有个关于生死的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写这句时他16岁,从16到61岁,他没有经历多少花前月下,饱尝的是丧乱流离。
作为金人,元好问亲历了蒙古灭金的整个过程,见证不断的沦丧、劫掠。1233年,蒙古军队进占金都汴京,金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元好问成为俘虏,被押北渡。《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记述其所见,“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如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劫后余生的元好问主要精力放在写书上,他说:“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要写史,要记录下被摧毁的文明。《金史》说他“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
元好问到保定想看的书是《金实录》。
1246年他在《与枢判白兄书》中说,上一年得足痿症,经医治仅免偏瘫,手指一直发麻,但仍要去保定阅读《金实录》,想依据其写史书。“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上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始终,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此书成,虽溘死路边无恨矣。”
《金实录》是金朝官方编年体史书,本来在汴京,元将张柔抢到保定。《元史》载,入城后“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
保定城也是张柔建设的,1227年他进驻保州后,在废墟上重建。1239年元改保州为顺天(后又改为保定)路,张柔的规划奠定了保定数百年城市格局。他引水入城,建种香、芳润、雪香、寿春四个园林,雪香园就是今天的莲池。
具体主持建设的是副将贾辅。他和张柔一样喜欢书,从河朔、中原到淮南,每取一地,总是搜罗当地藏书,也运回保定,建起自己的藏书楼——万卷楼。
作为乱世豪杰,别人都抢金帛红粉,张柔、贾辅却对书籍情有独钟,虽属抢掠,也还算好过焚烧毁弃吧。
为整理藏书,贾辅请来文人郝经,将书分为九等(类),还让郝经为他讲解,听后对郝经说:“我的书有归宿了,我不再是开书店的,以前书都是放在楼里,现在到你腹中。你要传播出去,帮助百姓,否则万卷楼只是蠹鱼巢穴。”
元好问到保定访书却不顺利。秀才人情纸半张,到后他作《顺天府营造记》,颂扬张柔建城功绩,还为其写了勋德碑,但依据《金实录》写史书的愿望,未能实现。
史载被乐夔所阻挠,但元好问没有放弃写史,他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他在家乡山西忻州建野史亭,以老病之身拼力著述,为后来者写《金史》打下了基础。
陈寅恪《吾国学术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说,元好问、钱谦益等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皇帝的“书气”
漫步莲池书院,引人注目的除水里荷花,还有园中碑刻。莲池书院博物馆馆长柴汝新说:“现有碑刻约260方,包括康熙、乾隆等清帝御书碑刻30多方。乾隆曾7次到莲池,写下歌咏莲池的诗歌目前可查证的有50多首。”
“郝经贾辅迹犹著,九等五车事匪奇。咨尔于中枕莋者,尊闻要在勉行知。”这是乾隆写万卷楼的诗。
那是“2.0版”的万卷楼,元好问到访39年后,保定地震,雪香园、万卷楼等建筑均毁,经元末战乱,到明代楼阁尽失,只有池中莲花仍年年开放,遂得名“古莲花池”。明代地方官吏进行了些整修,但易代烽火又使旧园荒芜。
清代保定成为直隶省会。1733年,雍正下旨令各总督、巡抚建立省会书院,称“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惮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稗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直隶总督李卫以莲池“林泉幽邃,云物苍然,于士子读书为宜”,乃设莲池书院于此地,同时在书院旁增置使馆(宾馆)。
1745年,为满足乾隆西巡驻跸需要,使馆改建为行宫。1749年起,直隶总督方观承对莲池进行大规模改建,建成春午坡、万卷楼、篇留洞等十二景,并逐一绘图呈送,乾隆在其上各题七绝一首。除了这12首,乾隆另有27首也写十二景,还有以莲池书院为题十多首。皇帝青睐再加上区位优势,清代中后期,莲池书院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说,书院产生于唐代,是拥有较多书籍的文化教育组织。南宋时期形成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六大事业。明代全国有书院1962所,出现文人依托书院议论朝政的现象。
莲池等省会书院的建立,是清代书院大发展的开始。起初清廷担心书院聚集反清力量,采取抑制政策。社会趋于稳定后,为使书院能被朝廷所用,防范书院介入政治,康熙通过赐书赐匾等手段,加强对书院影响,岳麓、白鹿洞等书院都在其中。雍正开始建立省会书院为代表的官办书院,直接给予财政支持,并明确地方官员有管理责任。
乾隆着力构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体系,寓控制于支持,乾隆在位期间新建修复书院1298所,以多出第二名513所的优势,位居历朝之首。
视察书院并题诗,是乾隆引领掌控书院的一个办法,不限于莲池。他本就喜欢写诗,“若三日不吟,辄恍恍如有所失。”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称,其在位60年作诗41800多首,即位前和退位后作的尚不在其数。“但其中佳作甚少,绝大部分诗缺乏诗味,读来味同嚼蜡,有的还颇晦涩费解。”
从存诗量上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的总和不及乾隆一半,但很少有人能背下乾隆的一首诗。网上多说乾隆诗“垃圾”“烂”。乾隆当时应知别人的看法,他为莲池篇留洞题诗云“笑予诗句非坡也,一例镌崖七字留。”说有人笑他诗比不上苏东坡,也像苏轼一样刻诗崖上。说他诗不如苏轼,好比说你身高不如姚明,是实话,但听了也会不舒服。皇上身边的人,会说话。
乾隆曾说:“予向爱吟咏,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他追求的不是艺术,诗是他记录历史、表明态度的方式。为莲池创作的诗中就反映书院情况和相关政务,表达对教育和行政的看法。称不上好诗,但有史料价值。比如《莲池书院·五古》对书院办学宗旨和培养方式、目标提出要求,勉励学生作“君子儒”。
乾隆时,有些督抚用“书气未除”“书生不能胜任”等贬抑下属,乾隆却不认可,申斥道:“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若以书生相戒,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缀,实一书生也……至于‘书气’二字尤其贵,沈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又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
200多年之后,读之仍感舒适,颇为天下读书人解气。肯定“书气”,倡导“君子儒”,重视书院建设,都体现乾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但他对书及书院的重视,主要是政治教化需要。他有“书气”,也有戾气。江苏华亭人蔡显作《闻渔闲闲录》抄了句前人写紫牡丹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震怒,蔡显斩立决,其子斩监候,门人及刻印、贩卖此书者均被判刑。乾隆一朝制造文字狱上百起,许多读书人因文获罪、因书获罪,轻则杖责流放,重则砍头凌迟。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书气”和戾气,推崇与峻责,其实都出于皇帝对书和读书人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要确保其为统治所用而不是相反。
总督的“功课”
从莲池书院到直隶总督署200多米,可步行连续游览,总督署内宅是按曾国藩在任时的样子陈设。时下曾国藩是热点人物,写他的书籍不知凡几,翻阅认可度较高的几部作品,在表述曾国藩督直上用的笔墨都不多,鲜有提及莲池书院。
《莲池书院研究》一书中收录了两篇介绍曾国藩与莲池书院的文章,内容充实,不过有一篇中称“上任伊始,他并没有像以往总督那样直接入住总督署内宅,而是破天荒地直接寓居莲池书院中办公,这在中国历代官员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充分表明了其振兴保定府乃至直隶文教的明确态度和追求。”依据的是事实,解读稍显勉强,曾国藩到任时先在莲池住了16天,当时前任官文尚未离开,莲池有公馆(宾馆),过渡一下应属正常,不过他在“振兴保定府乃至直隶文教”上,确有“明确态度和追求”。
曾国藩督直两年两个月,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他殚精竭虑整肃吏治、兴办练军、防杜水患,还是因处置天津教案谤议丛集、怅然去职。在这样背景下,曾国藩仍然在莲池书院花费了许多心血,重铸莲池学风,复兴直隶文教,给莲池书院发展和北方学术流变带来深远影响。
莲池书院存续170年,历59位直隶总督(含署理、护理)。曾国藩之前,李卫、方观承等在书院上做了不少功课。
李卫就是电视剧《李卫当官》中徐峥演的那个李卫,剧情多属杜撰,李卫实有其人。《清史稿》载:“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入赀指花钱捐官,李卫并非电视剧所演的那样出身低微,靠偶然结识皇子当上官,他是富家子弟,能“拼爹”。
李卫入仕靠银子,升职靠的是才干。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化建设很用心。建省会书院上谕下达时,他正在海边救灾,回任立即选址,次月开工,4个月建成。雍正指令拨付一千两银子建书院,不够,李卫捐献自己的养廉银补足。
方观承属桐城方氏,任内不仅打造十二景给莲池带来外部变化,还延揽名师加强书院内部建设。他请来曾入上书房教皇子读书的汪师韩任莲池书院山长(院长),当时已建起“2.0版”万卷楼,但当年贾辅豪情劫掠的数万卷书早不知所终,汪师韩向方观承提出申请,得到特别拨款购置书籍。
曾国藩督直期间日理万机,但他一直倾心关注书、读书人和莲池书院,且笔耕不辍。
据《曾国藩日记》载,1869年正月二十七中午入住莲池,即“周览公馆中名胜”,下午4点出门,到莲池书院山长李嘉端处“久坐,傍夕归”,在轿中、在灯下都重读《左传》。
李嘉端与曾国藩像同打一种“通关游戏”:中举、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任乡试主考官、授侍郎、与太平军作战。一开始李每次都比曾“过关”早,曾中举时,李已任乡试主考官,但1852年李嘉端任安徽巡抚,与太平军作战不力被革职,1853年起曾国藩率湘军和太平军作战,1864年功成。
上任后曾国藩又多次找李嘉端谈,不只是叙旧,李嘉端工作上又出事了。这年五月十三,莲池书院一次考试中,许多学生不交卷还一哄而散。次日中午,曾国藩找李嘉端谈此事。几天后,曾国藩亲自到书院,重新组织考试。
当官时李嘉端就有“铁大人”之称,认真,执教后不改本性,称“讲席之位,同气所关,若草草了事,必贻误众生。”奈何众生往往不领情,“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李嘉端大概递了辞呈,六月初十曾国藩给黄倬的信中说,李嘉端“近因与士子不甚相洽,欲离此席。”托黄倬寻访继任者,要求“本领既须超越时流,教人又须殷勤耐烦”。
之后半年多,曾国藩又托朱学勤、吴廷栋等人寻访,最后选定直隶新城(今保定高碑店)人王振纲继任。王振纲和曾国藩同年,会试时王振纲第一,曾国藩第38名,殿试时王振纲将“衹”字读错音(本平声读成上声),按纪律只能归班(待岗)。他就此在家治学侍奉双亲,在保定很有威望。曾国藩认为“虽非满意之选,而乡望素孚,当免讥议。”
除了选山长,还要出考试题。莲池书院考试分师课和官课,官课是由地方官员负责出题主考,包括直隶总督。曾国藩到任后第15天的深夜,“因明日考书院,将出题目,沉吟良久。”之后几天又在组织考试和阅卷上花了不少时间。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曾国藩予以接见慰勉。
了解莲池书院后,曾国藩对当时直隶学风不以为然,同年七月初二他写给李鸿裔信中说“此间士风稍陋”,之后在烦冗中抽时间写了三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对直隶地方风气和学术氛围进行分析批评,秉承儒学传统结合时代趋势,提出要改化学风经世致用,要求学子们引领风气之变。
曾国藩这些努力,是行皇帝要求的“化导士子之职”,更是尽儒者本分。今人多对曾国藩修身、事功以至识人等感兴趣,这些是“术”,他的“道”想是在巨变中传续光大儒学。“对于一百年(1840-1949)的中国近代史来说,处于开端初期的曾国藩的一生活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用一个词概括:近代儒宗。”(引自林乾、迟云飞《曾国藩大传》)
山长的“教案”
在直隶总督署可以看到所有总督的记录,在莲池书院找不到历任山长的名单。柴汝新说,在1900年的变乱中,书院资料毁损,经努力目前只梳理出14位山长,不全。
不过从曾国藩到任开始,每位山长任职时间清楚,遴选过程能追溯,教学理念和业绩可查阅。大概是相隔时间相对短,且曾国藩等勤于著述,作品流传广,即使莲池里无记录,他们与书院的情况也可查询。继曾国藩督直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对莲池书院,李继承了曾的办学理念并加以创新。
1877年,王振纲在莲池去世,李鸿章请黄彭年接任。1882年,黄彭年出任地方官,请来张裕钊。1888年9月,张裕钊离开,1889年2月,吴汝纶到任,一直任职到1902年。张裕钊和吴汝纶都属“曾门四弟子”,他们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教学治学理念具体化。莲池书院的“教案”,既强调古文,也引入西学,成为晚清全国书院翘楚、学术文化重镇。
黄彭年到任后发现方观承拨款购置的书籍多已散失,请示李鸿章,得银1500两,购书3万多卷。在书院开设学古堂,组织学习科举功课之外的经史学问。来求学者增多,教舍不够,又得李鸿章支持扩建校舍。新校舍建成后,黄彭年对全院学生讲话称,科举应试不是书院学习根本目的,目的是学成之后“穷则以孝悌忠义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体现着从曾国藩到李鸿章都宣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黄彭年还开设考据训诂之学,兼学声光化电历算之科,今莲池内红枣坡上有六幢亭,保存着辽、金、元经幢,是当时学生从涿州、定兴等地收集来,备作考证的文物。
莲池里有块还称不上文物的碑,昆阆院内“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是1986年中日民间人士共同建立,纪念张裕钊在莲池书院招收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1887年,宫岛大八在莲池拜张裕钊为师,留起辫子,随张学习8年,直到张去世才回日本,在日本建立善邻书院,讲授中华文化。
张裕钊给宫岛布置的必读书中,有《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承续桐城派文风,但他也是洋务运动倡导者。张裕钊执掌书院后,在继续讲授经史学问同时,引导学生接触西方科学。弟子齐令辰出身高阳齐氏,家传儒学,读西方天文、数学著作后成为兼知中西的学者,是现代名人齐如山之父。
宫岛大八在莲池书院只学了一年就随张裕钊离开。张裕钊是无奈去职,李鸿章有意请张佩纶入主莲池,让张裕钊回湖北老家。莲池书院当时地位高,山长年薪白银1600两。张佩纶是直隶人,李鸿章红人,1888年六月初九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各归乡里,莲翁(指张裕钊)谅亦乐从。”但张裕钊不“乐从”,学生们也不乐意。宫岛大八记述称:“莲池书生数千人,愤李之所为,联名谋退院,李不得已,举师之友人吴氏代之,*乱始得已。”张佩纶没当成山长,却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后有个孙女叫张爱玲。
吴汝纶当时任冀州知州,在那主要政绩是文教斐然(后来那一带有个中学叫衡水中学)。辞知州去当山长,别人觉得奇怪,吴汝纶说:“因思他日告罢,未必得此佳馆,不如仍理旧业。”
这一年他49岁,这份工作一气做了14年,柴汝新说,是已知莲池书院山长中任期最长的。
吴汝纶虽是李鸿章的无奈选择,但二人关系甚好,教育理念相通。到任后,在李鸿章大力支持下,吴汝纶对莲池书院教育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认为“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他否定的是科举八股,并非古文儒学,主张坚持中国文化传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称:“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彼;得其长,乃能共竞。”
吴汝纶实践曾国藩的学问主张,培养了一批文学辞章之士,形成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北方古文重镇,被有的学者称为“北学复兴”。与此同时,吴汝纶主持购置西学书籍和时政报刊供学生阅读,并加以介绍引导,说:“洋务,国之大事,诸生不可不讲。今新出之书,有《泰西新史揽要》……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事迹,最为有益中国。”
1896年,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设立西文学堂,之后又创办东文学堂。两个学堂的创办以及购置西学书籍等都是靠李鸿章提供的经费。学堂教学内容除了英文和日文,还设立了外国历史、地理、政治、格致(指物理、化学等)之学,并请来外教,如英国传教士贝格耨、日本学者野口多内等。吴汝纶颇自得,说:“书院中兼习西文,亦恐只莲池一处也。”
遗憾的是,西文、东文两学堂在保定存活的时间不长。书院学生邢赞堂回忆说:“时保定风俗蔽塞,见创此外语学校,群情早已骇怪,起而非议。比及庚子变起,无知者更欲借以报复,生徒星散……”时距西文学堂创立不过4年。
当时全国大部分书院都还是以应试科举为目标,沉浸在理学或经史考据之中,在传统氛围较深厚的北方出现莲池书院这样的教育模式,如出水芙蓉,惊艳出场,像秋后残荷,颓然落幕。
尾声:状元的黄昏
在莲池西侧设有莲池书院专题展,进门迎面一尊塑像,不是前边提到的任何一个人,是刘春霖,莲池书院学生,状元。像选得没错,能体现书院成绩的是学生,也只能是学生。学生成为状元,当然值得彰显,不过他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
刘春霖中状元是在1904年,那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当时莲池书院停办已两年。之前,1900年联军侵占保定,莲池书院被洗劫一空。那一年,有一位状元在莲池自尽。
崇绮,不是莲池书院学生,是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西行,崇绮等人坐皇帝车仗南下到莲池。崇绮妻儿在京集体自*,崇绮闻讯当晚亦自戕。
从皇帝、总督到山长均用心经营制度,培养出的最优秀学生和制度本身,在莲池书院都走到黄昏尽头。
李鸿章曾自称是“裱糊匠”,东补西贴将破屋装饰成净室,但经不起风雨。他和曾国藩的诸多努力,终究没能挽救一个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政府。官办书院是要为皇帝所用,“从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封闭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府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出路的,而一个开放的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才是可持续的,才是有前途的。”(引自马平安《晚清政治地图》)
元好问写“问世间,情为何物”时,是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路上,那次考试的情况早无人关心,科举制度也结束100多年了,但“直教生死相许”的句子仍在代代传诵。
万卷楼里,贾辅抢来的书,方观承、李鸿章拨款买来的书都不知去向,万卷楼本身也两次重建,但郝经、黄彭年、吴汝纶的文章还在流传。
郝经为元好问作祭文称:“先生虽死,文或不死,是谓亡而不死。”书院停办了,然而书院承续的文脉绵延不息。
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莲池书院旧址建立直隶文学馆,以保存国粹。
1912年,莲池书院旧址为新建省立第二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使用。
1917年,齐令辰的学生李石曾在莲池附近育德中学建立留法预备班。湖南籍学生李富春、李维汉、刘少奇等先后进入学习。据《*年谱》记载,1918年10月7日下午,*在保定莲花池公园同李富春等聚会。
1927年,莲池书院学生傅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他就开始大规模收藏古书,曾赴日本收集流失的中国古籍,藏书的质和量同时代罕有人可比。
1936年,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发起建立河北莲池讲学院,“以研究国故、沟通新旧学术、造就通材为宗旨。”
1951年,莲池文化馆成立,保定市人民政府在困难的条件下,筹措25万斤小米的折款,修缮莲池。
1965年,孙凤章撰成《保定古莲池史略》一书。
1986年,国家文物局拨款百万元用于恢复莲池书院工程。
2001年,国务院公布古莲花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到2005年、2008年到2009年,莲池进行了两期大规模复原修缮,莲池十二景全部恢复。
柴汝新2003年到莲池工作后,很快被莲池书院丰厚历史所吸引,潜心研究整理史料,埋头写作,陆续编著《莲池书院研究》《古莲花池》《莲池书院志略》《古莲花池碑文精选》等一系列书籍。他说,家人抱怨他执着这事没啥“收益”,可他乐此不疲。他亲历了莲池书院之“形”——十二景等建筑的恢复过程,还在期待通过与大学合作等方式使书院之“魂”——研究、教学、藏书等功能也能真正复活。(记者 王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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