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6年夏天，上海市作家协会发起“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创作项目，希望通过这次创作对上海红色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重现那些被遗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故事。
在《收获》文学杂志编辑吴越看来，仅存了六个年头的老上海大学是一所极其特殊、极具魅力、承上启下而又身居要枢的大学，充满了时代的面相和伏笔。1922年，上海大学由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改组而成。作为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它在1920年代中期成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据点，这些知识分子引导并启发了整整一代进步青年。
吴越，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媒体从业十年，曾任《文汇报》首席记者，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编辑，业余从事非虚构写作和文学评论。
“那是青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是重要历史人物的舞台，是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的发源地，是国共两党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前舌’，是上海版的‘无问西东’，又是充满线索的革命学生版《红楼梦》。”曾经，老上海大学于吴越而言也是“一张白纸”，直到2016年9月，她加入了“红色起点”写作项目——这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由上海作协发起的系列纪实文学项目。2020年1月，吴越所著《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三年时间里，吴越走进历史，发现自己与九十多年前的老上海大学是那么“近”：老上海大学最后一处校址在江湾，可能就是她与复旦同学们某一日踏青的场所；她第一个工作单位《文汇报》位于静安区威海路陕西北路交叉口，与原上海大学西摩路校区的距离几乎是“抬脚就到”；而翟秋白先生所主持的社会学系，黄仁、何秉彝、刘华等烈士居住过的过街楼，原址就在现在的恒隆百货商场一带，她十年来经过不下千次……
“历史无所不在，上海的确是一部‘活’的近代史。”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为此感慨道，吴越于一片断壁残垣中寻找九十年前那些青年学子传递给她的气息，那些气息其实也萦绕在她上学、工作之地的附近，渗透进上海市民的生活空间与城市记忆。
近日，吴越就《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她还说，若能穿越回去，她很想问问陈独秀先生上海大学改组的事情。1922年10月，上海大学从一所私立学校突然改组为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很快为共产党所主导的一所高校，这个过程传奇极了。
2018年4月，吴越寻访师寿坊时期老上海大学旧址。
澎湃新闻：从拿到题目到完成写作，总共花了多长时间？在这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吴越：回顾了一下我的手机微信， 2016年9月8日在作协西厅召开“红色起点”主题创作会议，这是我能找到的关于“红色起点”的第一个正式“起点”。2018年春节期间开始落笔，2018年10月第一次定稿，随后在朱大建老师主编的《上海纪实》电子刊上分五期连载了一年多，在此期间，经过数轮修订和补充，于2019年8月间第二次定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我的责编吕桂萍。2020年1月，《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出版。由此看来，从拿到题目到写成第一阶段的写作，10万字不到的一本小书，花了三年时间。这是一个业余的、首次进行历史非虚构写作者非常拿不出手的一张时间表。
对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当然什么都是很难的。最难的是我自己去认识到我要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深知以我的“功力”，只能以“中景”来观察和呈现书中的历史空间，那么我的角色就是一位导游。我带大家走进“老上海大学”这个历史空间，提供观看的方式与解释。我花了很长时间给这本书建立了一个坐标系，不是专业学术著作，不是通俗历史读本，不是教科书的注水版，而是一段立足于史料、与当下引起联结和共情的结构性叙事。而至于“解释”，我尽力而为。事实的“真实”，我可以通过资料来寻找路径，逻辑的“真实”，却需要尽可能地去拥抱和感受往昔的“全息”，否则，就是干巴巴的、无生命的结论堆砌。逻辑真实的推导过程是最难的。
澎湃新闻：你在非虚构采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对你而言，这次写作和之前的写作相比，有哪些特殊之处？
吴越：谢谢，你指的大概是我曾经从事过十年记者工作。确实，曾经我的日常就是不断甄别、整理和呈现事实，不断去寻求关键的人，在短时间内促使他们开口。我一直记得《八百万种死法》里警察马修说过，事情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抬起屁股去敲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工作也与此类似，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时候，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可是这一次我没办法和我的采访对象打电话，更见不着面。我要获得他们的一句话，必须先了解他们的一生。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次的写作是没有“事件”的。较之其他作者的题目：左联成立、国旗和国歌的诞生、一大、劳工组合*部等，“老上海大学”究竟要写什么呢？说是完全未知的探险也不合适，但确实需要勘量和组织事件，来构成我的叙述对象。
西摩路时期上海大学
澎湃新闻：是的，我们知道写《上海早晨》，已经没有一个在世的当事者可以采访了。但是看最后的文本呈现，有场景，有对话，有非常浓厚的时代气息，也有扣人心弦的往事细节。为了写好它，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吴越：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上面的时间表，就会发现，三年中有一半时间（从2016年9月到2018年初）我好像什么也没干。事实情况是，在最初的一两年时间里，该系列其他项目的写作者几乎都已经推进得很顺利了，或已经交出大纲，或已经成文泰半。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还刚刚把框架定好时，程小莹老师写左联历史的《白纸红字》已经交给我所在的《收获》杂志社准备发表了。虽然作协的老师们没催我，我岂能不感受到压力。
那一年半时间我在干什么呢？当时我还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准备以海外驻华记者“中国题材”非虚构写作相关的毕业论文；2017年7月，我硕士毕业，立刻以做论文的经验和热情投入到“上海大学”。我买了一套两卷本、180万字的《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从老上海大学的史料出发，把前后所有关联的人名、地名、主要事件全部标记出来，然后再做成单独的笔记，以此为关键词，再去买书、看书、做延展，从中寻找到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经过很多个深夜，那些历史中的人物（有名的、不有名的、湮灭的）慢慢走到了我面前，三个时期的老“上海大学”的三维立体模型一闭眼就能看到了。说到这里，对非虚构的研究确实也作用于我的写作实践，我意识到，应该找出合适的人物来串联、引导读者进入老上海大学主要事件的内部空间，他必须是深深打动过我的人。一个年轻人的样子跳了出来：刘华。至此，才算是真正与过去“打通了电话”。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杨之华在瞿秋白介绍她入党时，瞿说了什么、什么表情，杨之华又回答了什么，竟然还有“心怦怦跳”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我编的。这我编不出来，也不需要编。是杨之华回忆录里详细自述的。其实前人留下的口述、回忆录和资料汇编还是挺丰富的，所以写在书里的一地一人一事，至于心态表情和对话，我皆有所本。如果还有下一次修订，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
这块牌子在今恒隆百货东北角，陕西北路奉贤路口。
澎湃新闻：看《上海早晨》，多处文字让人振奋、感动。你自己在写的时候有没有激动的时刻？
吴越：我在写到刘华被*害时，停顿了很长时间。刘华是带领我走进上海大学的人物，我也借用他的视角带领读者走进上海大学。他是从军阀混战的四川“赶黄鱼”（躲在船舱甲板下面）来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当学徒工，在深夜印刷传单时了解了马恩思想，听说上海大学读书不要钱就去找教务处长邓中夏交谈，邓中夏免除了他的学费，让他在上海大学附中读书，他在这里成长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学生领袖，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成为敌人眼中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一九二五年底，刘华在龙华被秘密枪决，时仅二十六岁。
我写到他的就义，想到了在他前面倒下的那些同乡同学的年轻人。“这不是去往刑场的小径，是从青春的生命中开出神圣劳工之花的大道。 这不是枪声，是一个灵魂续接一个灵魂去拍击铁屋门环的回音。这不是血，是从一颗柔软的人类的心脏里涌出的一道泉水，载着他丰富而短暂一生中所有记忆与情感、追求与信仰，漫过上海郊外的苔藓、沙砾、草茎和弹壳，滚烫的诉说向大地深处蜿蜒。何秉彝们掩埋了因反对国民党右派而牺牲的黄仁，继续前进；刘华们掩埋了五卅当天倒在南京路街头的何秉彝，继续前进；而现在，刘华也倒下了。夜色甚至因为掩藏了这样赤诚的鲜血而苍白和不安了。天空中出现了一组明亮的星宿，那是上海大学年轻的烈士们的英灵。”
但写到下面的文字时，我才真的热泪长流，难以自抑：
“六十五年后，一段演讲史料被发现，那是刘华牺牲后，邓中夏在劳勃生路大自鸣钟的一次沪西工人集会上的讲话。邓中夏说：‘我们一定要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在这里为刘华树碑纪念。’一九九二年三月，刘华纪念塑像落成于邓中夏当初讲话时站立之处两公里外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内。倘地下有知，他便从此日夜枕着苏州河动听的水声，犹如当初那个在船舱底下想象着上海、顺江而下的美少年。”
澎湃新闻：对于书里写到的上海大学的过去，你最喜欢哪一段？
吴越：上海大学在其存在的六个年头里，迁过四五次校址，各有故事。如果一定要选，我就选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32号时期吧，那是1924年2月19日到1925年6月。这并非因为西摩路时期的上海大学改变了世界和今日中国，代表了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向有目标、有组织的行动，正是以从这里集结出发的“五卅运动”为分水岭。而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上海大学朝气勃发、蔚为大观，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名师汇萃的思想高地，无论是学生们“嗵嗵嗵”一阵嘈杂脚步声涌上楼去挤占座位听瞿秋白讲社会学，还是多次被查禁而就是禁不掉的上海大学书报流通处（《向导》编辑部即藏身上海大学师生之中，怎么禁得掉呢），或是当时经常去上海大学宿舍串门的李一氓所回忆的，左倾学生之间互相以有趣的暗语交流，都给了我鲜活的、生动的、如置身其中的感触。那是一所不被看好的“弄堂大学”扬眉吐气、后来居上的时刻，是华彩篇章。
上海大学校史馆陈列内容
澎湃新闻：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让你穿越过去，和一个当事人发生对话，你最希望和谁？你最想问他/她什么？
吴越：这个假设真好。我想回到1922年，问陈独秀先生：上海大学改组的事情，是不是您的手笔呀？1922年10月，上海大学从一所私立学校突然改组为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很快为共产党所主导的一所高校，这个过程传奇极了，我书中写到了。但里面迄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茅盾先生曾回忆说上海大学的改组的发生，和学生们去找于右任担任校长，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决策。此说是否准确，只能由当时党的最高*陈独秀来解答。
澎湃新闻：回望这次书写，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
吴越：第一，我现在读书的很多兴趣都是围绕着1920-1927之间展开。第二，我更爱这座城市了。我曾经表达过一个意思，上海没有名山大川，没有历史名胜，但它也有它的壮丽景观，那就是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和这么多在此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英灵。某种程度上，这个与西方时尚最接近的城市同时也有着最“中国”的一面。第三，听到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我会想到那些我写到的、在1920年代为了不被帝国主义所倾轧而竭力抵抗的年轻人们，我真真切切第一次听懂了《国歌》，眼泪掉下来。
2020年1月，吴越所著《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陈诗怀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