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街头灯亮，江南夜深，但武汉却仍然是一片人声鼎沸。
枪声四起，火光横野，炮起蛇山，桥断漕河，纷乱之中，黎元洪作为武汉军界领袖被拥上楚望台，面对革命党人货真价实的“长枪短炮”，黎元洪只好捏着鼻子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这场突如其来的*乱，正是大名鼎鼎的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之后，四方云集响应，从者如林，转眼之间，看似强大的清王朝就陷入了“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的生死危机之中。
仅四个月之后，满清即宣告灭亡。
武昌起义油画
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清末民国这个改朝易代兵荒马乱的时候，晚清监牢中的十万囚徒都怎么样了呢？
晚清之监狱想象这么一个场面，一个乡下的小小县城，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不幸沦为出头之鸟，矮小的县级护城之外是一望不见边际的“从龙大军”。往日耀武扬威鱼肉乡里的所谓县军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几个来不及出逃的老弱病残颤颤巍巍地守在城边。一阵如雷的鼓声响起，大军随即压上，轻易地撕开了本就虚弱的防线。在军士入城之后，尽管统帅三令五申不许掠夺屠*，但仍有散兵游勇见财起意，挥刀*人，整个城市一片混乱。狱卒对街上的惨状早有预料，因此在大军入城前就已逃之夭夭。监狱无人看守，囚徒趁机越狱，在一片混乱中跃入人海，最终彻底消失。
这个场景可能会发生吗？
答案是——可能，但概率极低。
一般来说，在改朝换代时狱卒和乱军彼此间往往会相安无事。毕竟监狱里也没什么油水好刮，等到新朝的县太爷上任，监狱自然会被新朝接管，很多囚徒甚至不会知道外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古代牢狱遗址
实际上，改朝换代时的囚徒也不太需要越狱。古代新朝建立时大都会大赦天下，正所谓“与民更始，荡涤积弊”，这种施恩于下，立德于初的机会，自然不容错过。
不过，晚清的监狱具有之前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的特点，这使得晚清监狱在改朝易代时的表现有所不同。
十九世纪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国门，一部分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了海内外堪称庞大的差距。于是，一批晚清士绅选择走出国门，去西方世界游历学习。先进的西方监狱制度令晚清士绅感到十分震撼，他们认为西方监狱制度“和于道义、利于刑罚、适于经济”，种种优秀之处，令晚清士人兴起了仿效之心。
1903年，清政府开始改良狱制，在北京建立京师模范监狱，这座新式监狱采用分房监禁的关押模式，实行劳役和教育制度，让囚徒学习劳动技术，用于出狱后的谋生。客观上来说，晚清确实有进行监狱改良的必要性。在旧式监狱中，数十位囚犯拥挤于一个窄小的房间内，较为容易诱发集体暴动与个人*乱。而且，囚犯整日枯坐精神萎靡，也容易诱发囚犯的反抗心理，且无助于囚犯重新融入社会。整个囚禁过程耗费巨大，但并无经济产出，对地方政府与国家而言都是巨大的财政负担。
而现代化的监狱管理体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清政府并没能将现代化的监狱管理体制在大清全面铺开，截至辛亥革命，全国新式监狱仍然不足双十之数，百分之九十的监狱仍为旧式监狱。
在辛亥巨变之中，这些少量的新式监狱和大量的传统监狱遭到了怎样的“风雨飘摇”呢？——恐怕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要少的多的多。
民国时期的近现代监狱
辛亥革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以往的改朝换代，往往是新的利益集团彻底形成，并对旧集团形成了明显的政治、军事、文化优势，通常会对旧集团进行彻底而严酷的清扫打击。譬如明朝建立后就对元朝残余势力进行了多次远征，直至北元势力彻底覆灭。
而辛亥革命则并非如此，虽然革命的声量惊人，一度传遍全国，但革命队伍中货真价实的改革者却少之又少。披着改革之皮，掩饰封建之实的“改革者”犹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而真正的改革者们也并不纯粹，在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多次展现出了犹豫妥协的软弱作风。
这导致辛亥革命在实质上流于表面，反封建势力仍然牢固的占据着历史的舞台。这话的意思是——对于刑狱监牢而言，监狱体系内的大小官吏即使是革命期间也仍然在岗，等到民国建立后，这些官员也没有被罢免或改任，不过换身新衣服，从封建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民国官员。
实际上，不只是监狱系统如此“一脉相承”，整个官僚体系其实也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旧官员在新时期仍然是官员，只不过更改了一下名号而已。
这种事情非常常见，解放战争期间，对于很多新的接管城市，也由于干部体系不够完善，因此在管理上只能进行“承袭”，在电视剧《光荣时代》中就出现了“北平警察局中旧时代警察’黑皮狗’与身穿解放军服的新警察一同工作，一同办案的场景”。
被称为“黑皮狗”的民国警察
民国的监狱与囚徒那么，晚清十万囚徒在民国究竟怎么样了呢？
很多史学者会给出“放了”的答案。
这还必须得追溯到历朝历代每逢改朝换代必大赦天下的传统上来，尽管袁世凯在就职典礼上颇为谦逊的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
但实际上，袁世凯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和当了皇帝没有区别，他曾在就职典礼当天洋洋得意的对亲信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
果不其然，在就职典礼次日，袁世凯就以“本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另外，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
袁世凯复辟帝制，穿起龙袍在天坛祭祀
根据袁世凯的这道大赦令，很多囚犯都被释放，但各地具体的释放情况有所不同。有些地区比较严格的执行了袁世凯的大赦令，有些地方则对其置若罔闻。在上海地方志中，可以看到上海监狱对袁世凯的特赦令应者寥寥，租界监狱宣称公共租界非内地可比，因此拒不执行。其他监狱则表示狱中囚徒大半与洋商有关，“断难照办”因此“置之不理”。南方地区则有大量官员质疑大赦令的有效性。
无独有偶，袁世凯于民国四年还颁布过另外一份特赦令，叫做《附和乱党自首特赦令》，在这份特赦令中规定于中华民国3年12月31日以前犯附和乱党之罪者，无论国内国外皆可特赦。但上海监狱对于袁世凯的这道特赦令仍然“不感兴趣”，几乎全部没有执行。
回到清末监狱之中，虽然袁世凯的大赦令在执行过程中颇有水分，但一些比较特殊的犯人，无论在哪里关押几乎都被释放。这个特殊指的是——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逮捕的人。
说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在这批被释放的“爱国青年、有为志士”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汪精卫”。没错，这位汪精卫先生虽然被视作中国头号汉奸，可在年轻时却曾短暂的是个愿意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好汉子，只可惜其在面对袁世凯与肃亲王善耆许诺的荣华富贵面前迅速腐化，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丢掉了革命意志，转而投向了袁世凯的怀抱，极力为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摇旗呐喊。
从爱国青年到卖国汉奸的汪精卫
此外，还有一少部分囚犯被“假释”，譬如贾万和，这位老兄由于检举有功，因此在民国二年颁布《监狱规则》后被认为适用于假释，从而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假释者。这是中国监狱史上颇为重要的一个节点，标志着中国监狱在民国时期逐步走向近代化，逐步文明起来。
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囚徒仍旧被关押在监狱之中，袁大头“大赦天下”的光辉并没能照到他们身上。
而这样的囚徒其实并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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