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
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一九四九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一九八八年自费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北京、上海、广东、台湾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结集《樱下漫读》《日知漫录》《东游西话》《四帖半闲话》《枕日闲谈》《居酒屋闲话》《风来坊闲话》《东京湾闲话》《哈，日本》《日下散记》《日下书》《浮世物语》《东居闲话》等十余种。近译有藤泽周平著《隐剑孤影抄》《黄昏清兵卫》。
领导看着他，他就好好干，领导的眼光不在了，他就不好好干，这不就是耻感文化吗？典型的两面派。但好像日本的两面派是文化的，而中国的两面派更在于道德。
西方人研究日本时，往往看不清哪儿是日本的，哪儿是中国的，他们说的日本文化常常是东方文化，汉字文化圈文化，所谓日本的独特性是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在我们看来就未必独特。
最应该对此书做一番研究、批评，并借以比较日本、中国、西方的，恰恰应该是中国学者。周作人说过：“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与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又说：“中国与日本并不是什么同种同文，但是因为文化、交通的缘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学些（虽然我又觉得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所以我们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
这话说得非常对。譬如鲁迅说：“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又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砂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这种东方之内的民族性差异不是西方人看得出来的。从清末黄遵宪到民国戴季陶、周作人，他们对日本的看法是非常高明的，遗憾的是我们自己不当回事。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在这一点上，我们跟日本人一样。
周作人说到小泉八云，他是一百多前的人物，生于希腊，作为美国出版社的通讯员来日本，毁约当了英语教师。娶日本女人为妻，在东京大学教过书，后来接替他的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目漱石。他认为神道是日本早已有之的，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底。但实际上，神道是明治政府炮制的东西，拿它来立国。
明治维新前开始设计建构神道，明治维新时那些志士尊王攘夷，神道被当作理论基础，精神支柱。明治维新后，新政府把神道立为国教，尊崇天皇，这时候神道才在日本文化里基本站住脚。政府反复下令，毁寺灭佛，让和尚还俗，尼姑嫁人，树立神道的权威。但年头也不是很多，终于战败了，战败之后寺庙开始恢复，佛教也恢复。所以，说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底，没什么道理。以往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佛教、儒教。日本人有神道之心，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根底非常浅。所以，元旦参拜，家附近有神社就拜神，有寺庙就礼佛，圣诞节也过得热热闹闹。小泉八云的日本论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文学创作，他的日本梦，对于认识真实的日本是一个障碍。他在晚年也有所反省，认为自己对日本把好话说过头。
《菊与刀》写的是战前及战争期间的日本人。五十年后，一九九九年又有美国人写了一本日本论，道尔的《拥抱失败》，副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二〇〇一年岩波书店翻译出版，二〇〇四年又出版增补版。时当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长期不景气，虽然是一本学术书，却大畅其销。此书主要写日本战败之初的苦难历程，从上到下如何接受民主主义。民主不是日本人自己争取的，而是在美国占领下被民主。如今日本人民主了，但实质是民主主义下的臣民。
当我们看日本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时候，就可以试用这个判断来解析。也可以说，这种臣民是麦克阿瑟的占领政策造成的。读书也要与时俱进，对于我们来说，《拥抱失败》更具有现实意义，比《菊与刀》更值得一读。
前几年日本又出版一本《日本边境论》，卖得不错。此书是一本普及读物。中国如今也有了这种现象，有些人专门卖嘴皮子，卖通俗，把别人的学问拿来通俗化，讲给大众听。当然有普及的意义在里面，功不可没。边境之类的说法并不是作者的发明，是从丸山真男、梅棹忠夫那里贩来的，活学活用，举一些生动活泼的事例加以阐释，使这个观点普及化，乃至常识化。
这本书用“边境”两个字作为关键词，讲说日本人常抱有某种文化劣等感。中国文化是中心，是一种文明的中心，日本远离中国，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觉得自己离得远，不免有一种文化的劣等感。有这种劣等感，一开始就比文明的中心，以及和文明的中心比较近的民族晚起步。起步晚了，参加游戏晚了，游戏规则都已经定好了，自己不得不遵守、依从游戏规则。其实，这个逻辑就是日本搞侵略的一个借口。
日本人过去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可以说，现在处于美国文化的边缘。边境这个说法能表现日本文化的特征，但不具有独特性，别的地方也存在带有这种特征的文化。处于某一文明边境的文化，“既有自尊心，但其反面，也带有某种文化劣等感”，在世界上到处可见，甚而是一些地方纠纷的根源，算不上日本文化独具的特征。
一个民族的文化论，首先要找出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特色，但人性是普遍的，所以找出衣帽的不同很容易，辨认国民性的不同就不容易了。日本人最爱说日本独特，因为独特，所以外国人无法理解。与人不同，他们为此而沾沾自喜。若是理解了，就好像不独特了，很叫他们有失落感。日本人强调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往往是东方的独特性，汉字文化圈的独特性，是跟西方文化对比而显现的，所以当他强调自己独特性的时候，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往往不以为然。
有一个欧美人写了一本《日本独特性的神话》，说日本人自以为独特的，外国也有。独特论也就是特殊论，失败时是一种辩解，胜利时是一种得意与傲视。
我刚才说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年，这里就有一个陷阱，好像去一趟日本就了解日本，住得越久越了解，那倒也未必。在海外的某些中国人其实很封闭，封闭在所谓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到了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中华街、中国城，他们在其中继续过中国日子。他们看当地的外国未必真切，想法未必正确，而且中国人向来好议论，顺口胡说，说来说去，说得他自己都信了。如今有网络之便，谁都可以上来说。
关于日本民族性，或者国民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察、分析与判断，虽然大多数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例如有人说，“因为出海时间漫长，日本男性文化常显露出压抑的*；由于船体的狭小，又表现出无可回避的暴力性”。这就牵扯到日本是农耕民族还是海洋民族的问题。
日本人的祖先是大陆渡来人和弥生人的后裔，大陆人基本是农耕民族，而弥生人也延续了绳纹时代的稻作文化。虽然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主张日本的“百姓”不只是农民，还有海民。就好比我国说重农轻商，这个农不只是种地的农民，还含有沿海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也就是海民。更有人把冲绳加进日本古代历史中说事，以增重海民之说。
但是从思想、制度以及经济来说，日本是农耕社会，海民及其经济不占主导地位。到了遣唐使时代，日本的航海技术也不算发达，海民只能在近海活动。所以，江户时代他们也不是到远海捕鲸。而且，像美国小说《白鲸》（赫尔曼·麦尔维尔著）所描写的（这本小说写出了美国人的国民性，足以借鉴今天的美国人），鲸鱼把欧美人引到了日本近海（沿岸与远海之间），以至于美国开来炮舰，敲开了日本国门。所以，说出海时间长，船舱小，养成了日本民族性格，不过是一个想当然。
（节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书《日本人的画像》，2019年8月出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