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毓龙（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连续性的当代光晕——无论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都可以在自觉接受其历史形象的同时，找到一种符合当代文化语境的理解方向，甚或意涵阐释的着力点。而在古典文学名著的经典化进程中，特别是对其当代光晕的实现中，“评点”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具体到《三国演义》，时下颇有市场的评点，多少都带有“厚黑学”色彩——史传文学传统的氤氲被涤散，“演义”的文体特征被忽视，评点者以暧昧的态度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甚至刻意将文学批评敷演成为生活指南。我们并不排斥这类评点，但必须指出，它们无法反映当代学界从事《三国演义》研究的真实水平，也不应作为读者大众文学消费的主要选择。在此情况下，一部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艺术品位——既充分继承古代评点优秀传统，又契合时代精神，且具有鲜明个人学术风格，对普通读者而言更为“易观易入”的当代评本的问世，就显得十分必要。而《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的问世，正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沈伯俊先生是当代《三国演义》研究的巨擘，其一生主要的学术精力都倾注于该书，举凡文史考订、文学批评、文化阐释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靡不涉猎，建树累累，著作等身。其中，尤以版本整理与评点两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也集中体现于《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一书之中。
在古代评点传统中，评点本固然首先是“文本解读者”，但也经常成为“文本再造者”，如“毛评”之于《三国演义》、“金评”之于《水浒传》、“脂评”之于《红楼梦》、“证道”之于《西游记》等。它们既是对本文的经典释义，又形成了新的版本（系统）。沈伯俊先生对《三国演义》的评点，延续了这一优秀传统，又有所扬弃。传统评本的文本再造活动，尽管也有“金圣叹腰斩水浒”一类刻意为之的举动，但细微的版本差异主要出自作者、传抄者、刊刻者的无意识。用沈先生的话说，就是“技术性错误”。在现代出版流程中，这种“技术性错误”基本可以有效避免。同时，对业已成为经典的本文，有良好学术素养的解读者大都怀有敬畏之心，不会因阐释需要而予以篡改。这固然保证了文献的可靠性，但也限制了当代评点的“版本再造”活动。而“沈评”《三国》进行了成功突破，并形成良好示范。
“沈评”《三国》的版本再造活动是有意识的。这种有意识，基于沈先生对《三国》版本系统长年的辛勤校理。20世纪末，沈先生着手研究《三国》，主要是从版本整理、校对工作开始的。在当时普遍“重阐述、轻校理”的研究氛围里，沈先生甘守寂寞，认真校理各主要版本，先后推出《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山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等重量级成果。而其《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也正是在这一浩大工程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由于始终秉持科学的校理原则和方法，以及严谨的学风，甚至“过细的精神”，沈先生的《校理本三国演义》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沈本《三国》”的说法也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接受并自觉使用，有学者将“沈本”誉为《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是继“毛本”之后的第二次飞跃。从版本整理史的角度看，的为确论。而沈先生评点《三国》的活动，附丽于其校理工作，评、校活动有机交融、互相发明，使“沈本”不仅有极大的版本价值，也有极高的学术品位。
《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罗贯中著 沈伯俊评校，东方出版中心
古代小说评点，尽管在话语逻辑上长期受诗文（尤其散文）批评裹挟，但也被有效地限囿在文学艺术的范畴内，尤其伴随小说文体的进一步艺术自觉，清代以来小说评点对作品的美学批评逐渐成熟，并成为学院派评点的主流方向。但在古典名著的当代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学院派批评话语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始终不敌借助大众媒介而放大音量的“时髦见解”——在文本理解与阐释方面，学院派批评者更倾向于在细读的基础上，咀嚼其中滋味，在传统批评经验与西方理论方法的“配比试验”中，寻找最适合自身的话语风格，进而完成对作品完整且深入的解读、剖析。这固然提高了文本阐释的品位，却容易脱离大众的文化教养与接受习惯，在公共传播领域曲高和寡，最终沦为批评史上一个又一个静态的陈列标本。普通读者对于名著强烈的、持续性的“导读”需求，则经常由充斥于网络的“野狐禅”来满足。客观地讲，这类“时髦见解”在《三国演义》当代经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有其存在价值，但不应成为公共传播领域的最强音，长期误导大众。学院派批评者应当承担起文化普及的重任，从文学本位出发，以通俗而不失学术品格的批评话语，引导普通读者去理解原著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在这方面，“沈评”堪称典型。
因以对“毛评本”“李评本”等经典版本的校理工作为起点，沈先生充分吸收传统评点的优秀经验，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回归传统的批评姿态。基于现代学术教养，当代学院派批评者大多习惯“站开一定距离”去观察文本，态度审慎，目光冷峻，尽力消弭情感色彩，又操着一口标准的学术“官话”，这些正是导致学院派评点曲高和寡的主要原因。传统评点者则更多以作品之理想读者的姿态出现，他们不是原著的“解读终端”，而是“辐射中点”，以个体智慧品读文本、玩味文字，语言风格鲜明而亲切，易为更多读者所接受。沈先生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种批评姿态。
无论总评、夹评、尾评，字里行间，我们总能感受到沈先生对《三国》的由衷喜爱。这番对作品的深情，使其话语风格较一般“外科手术”式的批评更为明快、热烈。如第26回评关羽挂印封金：“真可谓富贵不能淫，风骨传千秋！”第104回评诸葛亮归天：“一代英杰溘然长逝，万众共悼，天地同悲！”，等等。这些带有浓烈情感色彩的言语，在许多当代评点者的批评实践中，往往被规避或稀释，但在传统评点话语中俯拾即是，它能够反映评点者的真性情，便于塑造其“理想读者”的生动形象，拉近与真实读者的距离，带动后者情绪。从“导读”的角度讲，其实是十分必要的。
而在此基础上，“沈评”更注重对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的讨论。尤其总评、尾评，沈先生出入文史之间，既对相关历史事件、人物事迹进行详细考述，又讲明作者进行艺术化处理的各种细节，引导读者去理解罗贯中在“羽翼信史”的创作实践中所面临的叙事困境，及其具有示范意义的艺术尝试。从情节设置到人物塑造，以至笔法细节，“沈评”一一为读者点出，且评论精道。如第78回总评论曹操艺术形象的三个价值层面、第98回总评论罗贯中战争书写的轻灵笔触等，既为普通读者打开了《三国演义》全新的艺术世界，也给后学以无限启迪。
总而言之，《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一书有机结合了沈伯俊《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面，是在经其本人校理而成的当代“善本”基础之上的思想艺术发掘。沈先生充分借鉴古典批评的优秀经验，回归传统批评姿态，形象亲切，风格鲜明，又不失学术品位。该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三国演义》学术史，更在于《三国演义》传播史；不限于学界，更可拓展至公共阅读领域。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该书会成为助力实现《三国演义》当代经典化的最为重要的一部评点本。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3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