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寄隅于三国乱世中的一抹净土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寄隅于三国乱世中的一抹净土

首页角色扮演三国之门更新时间:2024-06-26
引言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于中原,从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三百六十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举南迁,从此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移动。

虽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和断层,但是在文化衍延层面却出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又一高潮时期,有很多人为躲避战乱,而选择潜入山林:行走于高山流水之上,漫步于青山绿水之间,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这七个人也正是擎起此时期哲学思想大旗的代表人物,因其极端崇拜老子,于是时人把《老子》中有关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论述应用与此,统称其为“玄学”。

图|曹魏都城—许昌

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从时代宏观角度来看,东汉末年,天下三分,拉开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乱世序章。由于在古代中国的北方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各路实力都在此时期处心积虑的粉墨登场。不仅破坏了汉代以降的大一统局面,而且传统的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小农经济也在此时期没有了稳定的环境,广袤的中原大地成为各方力量的角力场。袁绍、曹操等枭雄先后在此进行统治,由于军队建设专注于军事实力的培养,而在于文化层面的建设较为薄弱,除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建安文学”成为主流之外,其他流派的学问便备受冷落。其中就包括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

从哲学思想角度来看,自古乱世之中是思想文化发展的乐土,玄学的诞生也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东汉帝国崩塌之后,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四百年的儒学开始失去统治力,原因有二:一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不再适用于魏晋时期,二是东汉以来儒学的学风变得十分繁琐,以神学迷信为特点的谶(chèn)纬之风盛行。本时期的文人墨客普遍对汉代产生的“三纲五常”感到拘束和厌烦,因此开始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此时期的“玄学”思潮兴起可视为时代催生的结果。

图|魏武帝曹操

从个人境遇角度来看,如前文所说,魏晋时期占据官方正统地位的文风,是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建安文学:他们饱含忧国之思,志在建功立业,渴望在政坛上施展抱负。但受制于魏晋时期采取的“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的黑暗统治,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上层权利体系,因此他们空有一腔热血而无处施展而心灰意冷。这些失意文人因为有相似的命运和经历,便三五成群的归隐田林,醉心于以 “形而上学”为核心的老庄思想的哲学论辩,以此来躲避政治斗争,逃避现实,以谈论“空虚玄远”之学为乐,时人称之为“玄谈”或“清谈”。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潮,在时间的推移中产生有明显的阶段性。

二、闻早回头参玄学,休被尘劳缚

玄学之风,兴起于曹魏的正始时期(公元240—公元249年),此时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哲学主张。其中何晏著有《论语集解》和《道德沦》;王弼的主要成就是给《易》和《老子》作注。以二人为代表的此时期玄学家,继承和发扬老子的哲学。他们主张“有”胜于“无”和“名教本于自然”。他们以著述的方式,将儒家和道家思想杂糅到一起,同时为“名教”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后来玄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坐而论道

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出现了高潮时期,典型代表是以阮籍和嵇(jī)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诞生。《世说新语》记载: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图|竹林七贤

因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命运和遭遇,即他们都生活在司马一族的专权之下,都受到大量迫害。因此在思想方面,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家采取了崇尚自然、放荡不羁、反对名教、由酒随性的处世态度。他们在何晏和王弼的思想上进行发展,系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而治”,并结合自身遭遇提出了“贵无思想”:认为君主要无为而治,甚至达到“无君”、“无臣”的状态。虽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此时期玄学家在有些主张上不同,但是玄学在此阶段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

此时期的玄学代表人物是裴頠(wěi)和郭象。裴頠主张“崇有”,并专门著《崇有论》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无”不能产生“有”,因而“无”和“无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他的观点是针对玄学思想中的流弊而产生,因此可以视为对玄学思潮发展的一种反思。

郭象则为此时期西晋中后期玄学的集大成者,他把“竹林七贤”时期“万物自生自化”的理念和裴頠提出的“崇有”观点相结合,最终提出了“自生独化论”的观点:他主张事物是具有独立性的,是独立于自然环境而存在的,而且他最终论证出礼法名教、贫富贵贱皆为自然之理。《晋书》记载:

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图|玄学家

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玄学的实质就是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发展。这一哲学思潮把《老子》、《庄子》、《周易》奉为圭臬,称为“三玄”。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就是崇尚“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而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也为道家思想的兴盛提供了沃土。魏晋玄学经过何晏和王弼、“竹林七贤”、裴頠和郭象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玄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从其实际应用上看受众较少,原因有二:一是参悟玄学者多为“名士”,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水平,因此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强,而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有限,因此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二是玄学多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小有裨益,因此不受重视。

图|嵇康

玄学之风依旧蔓延到南北朝时期,但是由于佛教的传入,使原本就较为小众的玄学更加没有受众。佛教为寻求理论依据,依托中国本土哲学思想,尤其是玄学理论来解译佛经,拉低了信众的入会门槛,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推广。正如本节开头描绘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兴盛,玄学的发展日趋式微。

结语

玄学在魏晋时期的盛行,有他特定的衍生环境:玄学家们把老庄思想和儒家义理相结合,构造出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以取代东汉后期儒家的“谶纬神学”体系。这是一种精致的“形而上学”哲学思潮,是一批精英学者对传统儒家思维方式的破立。他们通过对个人、社会乃至宇宙的认识和反思,来审视整个世界,为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寻找一片隐匿于乱世的净土。


参考文献:

《晋书》

《世说新语》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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