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刘家村天主教简史》连载（二）风雪正扬帆（圣爵精品传奇）

第二章风雪正扬帆

本书所言之地，当时名为王胡子窝棚。在史料中显示，这里是吉林地域范围内最早出现教友的地区之一，亦是当地人烟之始。故老相传中，此地之命名因最初之人家姓王，有一副大胡子，所住的房子是窝棚，所以王胡子窝棚的地名便是由此人而来。当然，这已然是无法考究，姑且作为一段传说或者一个美丽的故事吧。至于何时其名又变成王胡窝堡，更是不得而知。但在目前已知的史料中，这两种名称存在混用。而本书所言的，便是这一关外风雪中静谧小村的信仰历程。

一、信仰的生发

民国二十五年（1936），吉林代牧区司铎郭振铎著有《长春“今新京”开教小史》一文，这是关于此地的第一份记录，文中言道：

长春居民，多数为自关内，东蒙，及南满移来者。开垦初期，（嘉庆年间）有数家教友，自松树嘴子移来，散居于长春北小八家子，王胡子窝棚，及长春西齐家窝堡三处。是为该处等有人烟之始，亦北满开教之先锋也。[1]

满洲代牧区首任主教方济各初到满洲时期对其辖区境内教友数量的调查结果是关于此地的第二份记录：

小八家一带：小八家，一百名。西荒山（齐家窝堡等处）一百八十名。东荒山（王胡子窝棚等处）九十名。合计三百七十名。[2]

这是关于王胡子窝棚有教友存在的最早记录，凭借最初的记载，方济各对以上三地的教友数量统计数据足以证明当时王胡子窝棚的教友数量即使比起日后成为满洲代牧区重点的小八家来说也不遑多让，而在当时小八家俗称“南荒”，与之相对应东北方约25公里处的王胡子窝棚俗称“北荒”，其西约30公里处的齐家窝堡俗称“西荒”。如果说小八家是自满洲代牧区伊始直至今日的吉林教区时期始终是教区的重心及圣召的摇篮，那么“三荒”则是吉林天主教会重要的发祥地，其占有地理环境及风土人情上的优势，且三荒之间世代联姻，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故此其兴起实为必然。

二、首次建堂

根据《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长春县志》记载：

道光初年，有法人袁司铎同教徒华人夏姓者至长邑乡三区王胡窝堡布教，斯为东渐之始。咸丰初，构建祈拜教堂，信徒达数百人，天主教遂盛行于邑之西北隅。

众所周知，1821年为道光元年，而根据前发《小八家天主教史》可知袁若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任小八家首任本堂，那么袁若瑟带领夏姓教徒来到王胡子窝棚传教可以采信，但时间明显有误。1851年为咸丰元年，当时袁若瑟已经卸任，郭司铎为小八家第二任本堂。故此可以得知应是袁若瑟最初来此传教，而郭司铎在此首建教堂，在尚无更多史料出现之前，时间可暂定为咸丰元年（1851）。

三、二次建堂

此地故老相传，传说的始建教堂的时间有二，一为十九世纪末期，约为清光绪十二年（1887）前后，此为满洲代牧区时期；二为民国元年（1912）前后，此为满洲北境代牧区时期。

在笔者找到上文的史料之前，曾经根据在华传教士的简历而误认为施若亚敬（Auguste Chevalier，1833-1887）是最早来到王胡窝堡传教并建立教堂之人，现在则可以确认施若亚敬确实曾在王胡窝堡兴工建堂，故此关于建堂时间的第一种传说，可以予以否定。

施若亚敬在咸丰七年（1857）年6月6日晋铎，同年8月27日被派往满洲。他热心传教，兼有建筑技术，在当时被称为活圣人。他首先被安置在岔沟，后转至杨木岭子，并在那里亲手设计并建造了一座教堂。数年后调任松树嘴子，之后调任王胡子窝棚地区传教。当时因神职人员数量较少，王胡子窝棚以北及黑龙江境内教友尽皆归于施若亚敬管理。其常年四处奔波，使得四方久离神长之教友回头热心事主。他在王胡子窝棚首建教堂。后来被召回奉天（今沈阳），修建了南关天主堂。[4]

关于其在任王胡子窝棚并建筑首堂的时间可以从几个时间节点加以推敲。首先，施若亚敬于咸丰七年（1857）被派往满洲，之后辗转三地，历时数年，方到王胡子窝棚，故而大体推断其到任王胡子窝棚的时间应在数年之后。其次，满洲代牧区首任主教方济各于同治十四年（1875）开始建筑奉天南关天主堂，由此可以推断施若亚敬离开王胡子窝棚的时间是同治十四年（1875）。据此笔者认为王胡子窝棚首建教堂的时间应在同治十四年（1875）之前。另据《长春市志•总志》记载，教堂始建时间为同治二年（1863），基于前后时间的弥合，笔者对于此一时间予以接纳。[5]那么此次建堂，应是王胡子窝棚的二次建堂。

光绪四年（1878），施若亚敬所建南关天主堂落成，主教方济各亦在营口安息主怀。光绪五年（1879）3月23日，时任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任命时任小八家本堂杜柏（Constant Dubail，1838-1887）为满洲代牧区第二任宗座代牧，领衔Bolina教区。11月9日，晋牧大典在辽阳沙岭天主堂举行，沙岭自此成为满洲地区又一天主教中心。

图2-1 杜柏

在施若亚敬之后，有鲍维克多（Victor Bisson，1844-1890）于同治十五年（1876）奉命负责王胡子窝棚，何时离任，则不得而知。[6]因为史料之后提到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病倒，于是便前往香港疗养所，返回之后另任他处，笔者据此将其离任的时间，定为光绪十一年（1885）。

四、神秘的袁司铎

在关于苏家窝堡的历史记载中，笔者找到了关于王胡子窝棚的另一份记录，其内容如下，

就在一八八四年的春季，由王胡子窝棚，出发一位扮作长途旅客模样的牧者。是袁神父（法籍），他是带了圣事中需要的物品，各处寻觅失牧之羊……神父不能久留，才不过住了一两天罢了……临行时，约定了明年复来之期。可爱的神父，果然所许必践，并且不但第二年来了，以后继续许多年。[7]

此文中袁司铎，或许并非曾任小八家天主堂首任本堂的那位袁若瑟（Chaarles Venault，1806-1884）[8]，因其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管理满洲代牧区的北部，但其于光绪十年（1884）1月12日在安新台安息主怀，时间上无法对应，此其一；然而资料显示当时在满洲地区传教的袁姓司铎仅此一人，另一袁姓司铎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方赴满洲，[9]这是一个疑点，但却由于其仅有中文姓氏而无外文姓名，而难以进行核对；第三则是在此记录中显示此袁司铎虽然在苏家窝堡仅仅居住了一两天，但其应承教友明年复来并且兑现了承诺，甚至持续了数年，至其调任为止，之后有一位司司铎每年循例前来，直到国籍司铎张巨德担任韭菜坨子本堂，代管苏家窝堡，方得始终，时间锁定为光绪十九年（1893），为日后苏家窝堡建堂立业之始。[10]基于以上疑点，可以怀疑此位自王胡子窝棚前往苏家窝堡举行圣事之袁司铎也许另有其人。

另有一份资料来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对这一袁司铎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王家屯（新京北属吉林教区）刘贵发会长，早年经袁神父领洗，后本堂时神父建圣堂，会长多为帮忙，时尚为一青年教友，及被派为会长后，会上事务，一切多赖帮忙办理，除一生为会上出力外，个人则勤修德行善立表样……今年春，于复活瞻礼望日，领终傅圣事，瞻礼日，领圣体，午间安然逝世。[11]

首先要说的一点是，这一份记录来自于伪满时期，此时的王胡子窝棚，已更名为王家屯。[12]

是年（1935），王家屯堂区会长刘贵发（1859-1935）安息主怀，享年76岁。其早年间在袁司铎手中领受洗礼，可见此袁司铎确曾为王胡子窝棚的教友施行圣事，其又确是从王胡子窝棚出发前往苏家窝堡举行圣事，故此笔者在王胡子窝棚历任名单之中将袁司铎列于其上，至于其是代管还是本堂则不得而知。这种袁司铎确实另有其人的判断是基于光绪十年（1844）之后其曾数年间坚持前来，而文中也未提到其有过除王胡子窝棚之外的其他来处，于是可以认为他是王胡子窝棚的一任本堂，或许直到下任本堂桑石镇到来为止。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因为关于刘贵发的资料只是证明了这位袁司铎的存在，但“早年”一词则太过宽泛了，就像之前的《小八家天主教史》一书中笔者曾根据考证而将国籍司铎张德田《小八家小史》一书中关于方济各到达小八家的时间向后推了整整两年一样，如果是记载苏家窝堡堂区历史的郑光三在时间上出错了呢？至少在出现更多的史料予以证实之前，确实是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的。也就是说，这位神秘的袁司铎其实就是小八家的那位首任本堂袁若瑟。[13]否则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资料中，些许文字、数字的错误可以理解，但又为何会少了一人。同时刘贵发的“早年间”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光绪十年（1884）的刘贵发已是风华正茂，自是不能称之为早年了，故此笔者无法排除根据各种已知证据而出现的另一种可能，即此位袁司铎就是小八家首任本堂的那位袁司铎。

在本节里，笔者列出了各种的可能性，却没有做出最终的判断，因为久远尘封的历史本来就存在无限的可能，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笔者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列出，而有待将来更多的史料来对其进行验证。

五、包若瑟的最后一程

光绪八年（1882）6月15日，主教杜柏前往黑龙江呼兰府（今哈尔滨呼兰区）巡视教务，与已由小八家迁任呼兰府城本堂的贡罗斯被外教人袭击送至官府且遭殴打以至元气大伤，回到营口后又罹患疾病，终至无法办公，便回返欧洲修养三年。

光绪十一年（1885），杜柏返回满洲，但身体仍然不适而无法理事，公举时任小八家堂区本堂司铎包若瑟陛升助理主教。次年（1886），包若瑟离开小八家，于圣三主日赴营口堂，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在营口被祝圣为主教。

图2-2 包若瑟

光绪十二年（1887）农历正月，助理主教包若瑟（Joseph Boyer，1824-1887）开始了巡查代牧区教务的行程。其先到沙岭视察了修院，之后北行之小八家举行了北方司铎避静神工，此后北行至王胡子窝棚和料甸子，逗留数日后前往巴彦苏苏（今黑龙江省巴彦县）教堂视察，途中染病，到达当日晚间言自身疲乏已甚，次日（3月8日）清晨安息主怀。[14]这趟行程成了他的最后一程，王胡子窝棚在这一不幸的事件中留下了痕迹。

六、满洲代牧区最后一人

桑石镇是一个传奇，虽然其享年不算高寿，但当时满洲代牧区时期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中的其他人早已作古，此人是当时的最后一人，经过了满洲北境代牧区时期，一直活到了吉林代牧区时期。

根据《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的记载，曾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司铎在此传教，其汉名石镇，西名卡米勒•桑德兰（Camille Sandrin，1862—1938），时间为光绪十二年（1887）春，数月之后调往扶余。按照时间估计，他的到来，应该在包若瑟离开之后。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末，吉林代牧区于耶稣升天瞻礼日在新京为其举行晋铎金庆典礼，赠送圣爵一尊以为纪念。桑德兰主祭大礼弥撒，司铎胡德馨讲道《司铎责任之重大》。下午五时，有协和会人员携带电影放映机进堂，放映《皇帝访日》、《小八家子村风景》两部影片。[15]九月第四瞻礼六，其当时担任滨江省双城县天主堂本堂，堂区教友亦为其举办庆祝大会。[16]他的去世，意味着满洲代牧区时期传教活动的最后终结。

图2-3 桑石镇晋铎金庆合影

七、庚子之乱的风波

在桑石镇之后，这里经历了司铎的频繁更替。

光绪二十四年（1898）5月10日，满州代牧区正式分为满洲南境代牧区和满洲北境代牧区，满洲北境代牧区开始独立承担教务。首任主教蓝禄业派遣古若瑟（Joseph Cubizollse，1863-1935）出任小八家本堂兼修院院长，并代管王胡子窝棚、对龙山（今日山后村）、龙湾和太平桥等堂口。对于山后公所的历史，这是目前查到最早的史料，也就是说在古若瑟代管王胡子窝棚的同时，山后公所应该也已经有了一座教堂，及教友若干。

图2-4 古若瑟最后的合影

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之乱中，古若瑟随蓝禄业亡命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日本而至上海，庚子之乱结束后仍取道海参葳，二十七年（1901）1月16日返回宽城子（今长春），然后返回小八家，建圣堂、修宅舍，小圣堂、大圣堂、拉丁修院院舍、神父住宅均在其手中完成。[17]

图2-5 满洲北境代牧区传教士在海参崴的合影

关于在这场动乱中发生的事情，笔者查到了另一份重要史料，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初五日《长春府为呈报府属英法教堂损失情况的详文》，其中不仅有王胡子窝棚堂区，还有对龙山堂区。

复查据法国教堂各教士声称：本城东四道街并恒裕乡九甲小八家屯法国教堂二处，被焚瓦土平房共三十六间，洋楼一座，带楼洋式瓦房一所。向其查询有无损坏物件，佥称不知底细，役难强令开报。其余恒裕乡九甲王胡子窝堡屯、对龙山屯、十甲齐家窝堡屯、十一甲大青山屯、十三甲莲花山屯、怀惠乡四甲东城子屯，尚有法国教堂六处，房屋物件均未焚毁损坏。理合禀请核夺等情。据此。[18]

由此可见，当时的对龙山堂区也许并非是一个公所，甚至有可能是一座正式的教堂。

八、司铎的更替一

古若瑟对王胡子窝棚的代管，并非延续到他离开小八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里又来了一位杨司铎（Regis Ampilhac，1877-1903）。然而好景不长，二十九年（1903）3月晋铎、4月就被派到满洲北境代牧区的杨司铎在学习汉语之后便被派到了王胡子窝棚，但仅仅数月之后，是年9月，他就因伤寒症而死在了任上。[19]

他去世后安葬在村中“南圣人地”，故老相传中曾将其误认为始建王胡子窝棚天主堂之人，一切生平及生卒年均不得而知。所幸笔者终于在史料中锁定了他的身影，才得以还原其生平。

宣统元年（1909），辟司铎（Emile Pic，1872-1927）到任王胡子窝棚。[20]

九、中华民国的建立

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发动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的17个省纷纷派出代表，推选刚刚返国的孙中山先生（1866-1925）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图2-6 孙中山

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是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南京为临时首都。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一大中华民国”。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

图2-7 袁世凯

4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1859-1916）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此后至民国十七年（1928）间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被称为“北洋政府”。

十、袁世凯调整行政规划

袁世凯就任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包括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改革全国地方官制等，其中就包括了对于行政区划的调整。

民国二年（1913）1月8日，袁世凯发布第24号《命令》：

各府、直隶厅、州、县，一律改称县，仍冠以原地名，长官一律称县知事。各县衙门改组为县公署，行政区域不变。

3月2日，吉林省民政公署发布府、厅、州均改为县的《通令》，布告吉林府、长春府、延吉府、新城府等11府及各厅、州均改为县。各县管辖区域及应办事务，“悉仍现制办理”；“各处均暂用旧印，新印颁发到日，再行转发启用。”至此长春府遵令改称长春县，县衙称县公署，内设内务、财务、教育、实业四科，科下设股。县分三等，长春为一等县。县官称知事，首任长春县知事是长沙人苏鼎铭。长春县辖5个区（按序号排列），区之下设80个乡、1573个自然屯。[21]

至此，王胡子窝棚的名字不复存在，更名为王家屯。

十一、司铎的更替二

王胡子窝棚改名为王家屯之后，辟司铎曾再任王家屯本堂，时间是民国七年（1918）。十年（1921），辟司铎任长春副堂，之后他便返回了法国。[22]

然后是丁凤翥（来仪）•安当（1870-1940），他是出生于小八家的国籍司铎，光绪三十二年（1906）9月9日在吉林晋铎后（图1-13 丁安当晋铎留影，左一为康喜赉，左二为丁安当）奉派传教于庆城县、王胡子窝棚、齐家窝堡、磐石县、伊通县、莲花山、西集厂镇、五常县等处，共计传教34年。根据资料显示，其来到王胡子窝棚的时间为民国八年（1919）前后。

图2-8 丁安当晋铎留影，左一为康喜赉，左二为丁安当

之后是出生于小八家的国籍司铎白云樵，根据资料显示，民国十至十六年（1921-1927）之间，他是王家屯的本堂。

十二、代牧区的更名

在白云樵的任期内，民国十三年（1924）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年5月15日至6月12日，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Benigno Luigi Cardinal Costantini，1876-1958）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教廷将此会议定名为“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会议上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其中之一是将中国重新划分为十七个大区，为蒙古、东三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苏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黔桂滇地区。是年12月3日，北满代牧区正式更名为吉林代牧区（Dioecesis Chilinensis），高德惠为吉林代牧区首任主教，主教座堂设于吉林城内粮米行（今吉林市北京路公安局西边路北）。

图2-9 刚恒毅

高德惠（Auguste Gaspais，1884-1952）为北满代牧区第二任主教，在北满代牧区更名之后留任，他掌管代牧区事务已经三年，一切驾轻就熟，吉林代牧区的历史大幕就此揭开。

图2-10 高德惠

十三、司铎的更替三

民国十八年（1929），包隆（Emmanuel Baron，1885-1945）调任王家屯。[24]

作为比较权威的官方资料，在《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一书中参考包隆的列传，发现书中其就任小八家的时间为民国十四年（1925），而根据张德田《小八家子史》一书中言道包隆于十三年（1924）就任小八家本堂，而晨光（齐玉明）《八家子小史》则记载包隆于十四年（1925）由小八家本堂调任王家屯本堂，根据新刘家村村民故老相传，确认包隆确曾出任此地本堂。张德田为当时的国籍司铎，齐玉明又是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进入吉林神罗修院修道（后因修院关闭而还俗）的小八家人，其二人对当时吉林代牧区[25]的情况应该说是知之甚详，但根据另一份史料的记载，笔者最终将其就任王家屯的事件定在民国十八至二十三年（1929-1934）前后。

[1]郭振铎：《长春“今新京”开教小史》，载于徐炳三编：《满洲公教月刊》（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19页。

[2]《满洲圣教百年拓展史（续）》，载于徐炳三编：《满洲公教月刊》（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65页。

[3]《满洲圣教百年拓展史》（续），载于徐炳三编：《满洲公教月刊》（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47页。

[4]（法）荣振华等著：《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耿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38页；《满洲圣教百年拓展史》（续），载于徐炳三编：《满洲公教月刊》（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47页。

[5]顾万春、李荣先主编：《长春市志•总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646页。

[6]（法）荣振华等著：《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耿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13-814页。

[7]郑光三：《吉林教区扶余县苏家窝堡教务小史》，载于《满洲公教月刊》（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86页。

[8]刘平：《小八家天主教史》，吉林：小八家天主教会，2018年，103-104页。

[9]（法）荣振华等著：《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耿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04页。

[10]郑光三：《吉林教区扶余县苏家窝堡教务小史》，载于《满洲公教月刊》（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86页。

[11] 《王家屯齿德兼优之刘会长谢世》，载于徐炳三编：《满洲公教月刊》（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8-69页。

[12]郑光三：《吉林教区扶余县苏家窝堡教务小史》，载于《满洲公教月刊》（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