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泰姬陵

忘不了的泰姬陵

首页角色扮演盛世梵歌更新时间:2024-04-29

泰姬陵

《江西日报》2018年10月26日B2版

忘不了的泰姬陵

梅 岱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你经历的人、事、物中,有些过不了几天便从你记忆的屏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则过了多少年都清晰可辨、依然如初。

那是在二〇〇五年,我到印度访问,大约三四天的时间,走了几个城市,参观了不少地方,没过多久大都模糊淡忘,但唯有泰姬陵却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以至这些年,一提到印度,便想到泰姬陵。仿佛在我的意识中,泰姬陵就是印度,印度就是泰姬陵。

先前对泰姬陵的了解,都是从媒体报道和旅游手册的简略介绍中得到的,想象中的泰姬陵也没有离开曾经见到过的陵园墓塚的景象。还是使馆同志一番诚恳的劝导,才下了决心去参观的。他们说,到印度来不去泰姬陵,一定会遗憾的,就像到了中国,不看看长城怎么可以呢?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理由,也是最能打动人、说服人的理由。和长城挂上钩,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就有了格外的吸引力。

记得那一天,我们一大早乘汽车从新德里出发,公路坑坑洼洼、坎坷难行,常有不守规矩的大卡车和横冲直撞的摩托车挤占在道路中间。也就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大半天。等我们从汽车下来,个个灰头土脸、疲惫不堪,出发前的兴致荡然全无。

人们常说,看景不如听景,这也是许多人的经验之谈。大凡人们要介绍一个地方的名胜,不免要有点儿夸张和渲染,包括一些文章对泰姬陵“无与伦比”“空前绝后”之类的赞颂,我总觉得未必如此,心里难免要打一点折扣,正像文人们写文章,往往会夸张一点、过头一点,不然怎么可以招徕读者呢?

可这一次看到泰姬陵,倒是应验了那么一句话:百闻不如一见。亲眼所见、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和体味,是任何人的描述和介绍都无法代替的。看到泰姬陵的一刹那,只觉得惊艳叫绝,神情为之一振。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宏伟壮美、富丽堂皇的宫殿,雄伟的中央穹顶在四座精巧亭阁的烘托下,高高升向天空,映衬在湛蓝的天际里,仿佛是天堂里的琼楼玉宇。通体乳白色的大理石,使主殿、宣礼塔和宽阔的台基浑然一体,有一种童话般超凡脱俗的气韵。下意识地感到,这不就是一件充满美的旋律、美的意蕴,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吗?似乎应该放置在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柜内来陈设。人们常用“夺目”来描述人物和景致的美妙,可泰姬陵不光“夺目”,而且“夺心”——夺人心魄。

做过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看完泰姬陵后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见过泰姬陵的,一种是没有见过泰姬陵的。其实最早说这话的,是十九世纪英国的水彩画家李尔。一位政治家,一位艺术家,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看来在艺术面前是有共同语言的,他们在以一种特别的表述赞美泰姬陵,实际上是赋予了泰姬陵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是啊,全世界七十多亿人,见过泰姬陵的毕竟是少数。在克林顿和李尔看来,这部分人不光是饱了眼福,重要的是他们多了一份人生的幸运,也因此多了一份经历,从而“见过泰姬陵”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泰姬陵带来心灵的震撼,自然让我对它的“今生前世”产生了兴趣。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的第五个皇帝沙·贾汗为他的皇后泰姬·玛哈修建的。泰姬·玛哈是莫卧儿王朝一个波斯官员的女儿,由于她生性聪颖、多才多艺、貌美如仙,深得沙·贾汗的宠幸。印度的史学家说,“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以致对待其他妻妾不及对她的千分之一”。他们一日不可分开,即便是征战沙场或外出巡视,也要把泰姬·玛哈带在身边。就是在一次南征途中,泰姬·玛哈为沙·贾汗生下第十四个孩子后不久便在布尔汉普尔的军帐中香销玉殒,年仅三十八岁。临终时泰姬·玛哈要沙·贾汗为自己修建一座最美的陵墓,以使人们能够永远地记住她。

据说失去爱妻的沙·贾汗哀痛欲绝,几乎不理朝政,整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没有多久便须发花白。唯一可以使他聊以宽慰的是,他已下定决心,要以一言九鼎的权威,不惜一切,全力建造一座天下最美的陵墓,以满足爱妻的遗愿。他亲自勘察,在亚穆纳河畔选定地址,请来当时著名的土耳其、波斯建筑师。当然,沙·贾汗本人就热衷于大兴土木,沉迷于豪华宫殿建设。因此,泰姬陵的建造,使他对爱妻的深情厚谊和对建筑的痴迷融为一体,自然要倾其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从泰姬·玛哈去世的一六三一年开始,历时二十二年,动用两万余人,终于在一六五三年落成。从此,沙·贾汗每隔几天都要身穿白色礼服到泰姬陵来看望亡妻的棺椁。本来,沙·贾汗还要在亚穆纳河对岸给自己造一座和泰姬陵一模一样的陵墓,区别在于泰姬陵用的是白色大理石,他的陵墓用黑色大理石,中间架一座银色的桥梁连通,以表他和爱妻生死相依、连理不分,生在一起,死后有“鹊桥”相连。这是多么浪漫美妙的构想!可悲的是,就在他的陵墓将要动工的时候,他的四个儿子趁着老子萎靡不振、懒于问政之机,为争夺王位打开了内战。一六五八年,三儿子奥朗泽布胜利,在德里称帝,废黜了父王,并把沙·贾汗幽禁在泰姬陵不远处阿格拉堡的一座塔楼里。这狠心的三儿子可能看在父亲对母亲的一往情深上,把他关在了一处可以从一扇小窗户看到远处泰姬陵的房间。整整八年,已是风烛残年的沙·贾汗每天都是从这扇小窗望着孤寂的泰姬陵度过的,直到一六六六年郁郁而终。奥朗泽布总算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答应了父亲临终前的请求,把沙·贾汗的灵柩安放在泰姬陵里他母亲的棺椁旁边。

这确实是个有点凄楚悲凉而又缠绵悱恻的故事。一些文人们常把泰姬陵称作是永恒不朽的爱情象征,称之为爱情纪念碑,借颂扬泰姬陵来歌颂爱情。年轻的导游们则喜欢借用爱情这个话题,穿凿附会、添枝加叶编造出有滋有味的八卦故事,以满足游客们的兴味,这自然也使这座冰冷坚硬的石头建筑多了几分亲近和温情,以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少男少女们带着婚纱来拍照留念。

对于帝王们的爱情,我总以为是不必歌颂赞扬的。每当听到这类故事,本能地觉得浑身不舒服。在莫卧儿王朝的帝王中,沙·贾汗本就是最为挥霍无度、奢靡荒淫的。作为权倾天下的一国之君,不惜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只为爱妻遗愿,这本该受到世人唾骂的,怎么可以冠以爱情的名义来赞颂呢?按此逻辑,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导演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岂不是也可用爱情来粉饰了?前些天看到电视里一档文艺类访谈节目,嘉宾在解读传统文化时,把唐明皇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关系拔高为“伟大的音乐家和伟大的舞蹈家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式的纯洁爱情”,就更感觉不是味道了。且不说唐玄宗强行夺走自己儿媳本身就有悖伦常,作为一国君王,沉湎女色、昏聩无道,整日里“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爱美人而不惜江山,本应千夫所指,大可不必夸赞颂扬。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曾经的海誓山盟在马嵬坡都化为三尺白绫“此生休”的悲剧。文人们咏诵李、杨故事的诗词歌赋甚多,李白的《清平调》,白居易的《长恨歌》,李商隐的《马嵬》等,都从不同视角,或赞美,或同情,或嘲讽,无不有之。我倒是推崇清代文人袁枚写的四句诗: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吏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对李、杨的爱情不屑一顾,他的同情之泪洒向百姓。

泰姬陵的价值在于建筑艺术,与爱情无关。它之所以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青睐,之所以能够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主要在于其艺术之美征服了人们的魂魄,从而确立了它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随便翻开一本建筑艺术书籍,肯定不会没有泰姬陵的身影。

有人说过,有时候一座建筑比一个王朝更重要。曾经盛极一时的莫卧儿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可泰姬陵却依旧巍然屹立在那里,人们可以从泰姬陵了解莫卧儿、走进莫卧儿。人们对泰姬陵的景仰,自然也景仰那个缔造泰姬陵的时代;人们称颂泰姬陵的伟大,自然也会认可那个建造这一伟大建筑的王朝,泰姬陵成了莫卧儿的标志。人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其实建筑也是凝固的历史,是考量一个朝代文明的尺度。因此,不应该把泰姬陵仅仅看作是座建筑,它是莫卧儿的精神和魂魄。

看到泰姬陵,人们都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泰姬陵为什么会出现在莫卧儿王朝?我带着这个问题翻阅了好几个版本的印度史、印度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想找到可以自圆其说的答案。

说实话,过去对印度的了解,只停留在文明古国的概念中,要不是到泰姬陵来,引发了一探究竟的兴趣,真还对印度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莫卧儿王朝不甚了解。莫卧儿人是来自中亚的外来征服者,莫卧儿帝国的开创者——巴布尔是著名的帖木尔大帝的后代,母亲则是成吉思汗第十三代世孙。莫卧儿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蒙古”的意思,莫卧儿王朝当然也可称作蒙古王朝了。莫卧儿统治印度三百多年(一五二六年-一八五七年),是印度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印度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莫卧儿统治中期,国力臻于鼎盛,堪与当时的康乾盛世媲美。当时中国和印度都处于国力上升期,同时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国力强大、物资丰富、国库充盈,为大兴土木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支撑。据史料记载,修建泰姬陵时,莫卧儿一年的国库收入已超一亿卢比,而泰姬陵建设每年支出也就是二十多万卢比,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史学家们说,莫卧儿王朝前期的帝王们几乎都对修筑城堡、建造宫殿有着特殊的迷恋。作为外来征服者,这其中很重要的在于他们对社稷安危的政治考量。阿克巴大帝说,“我们兴建宏伟的堡垒,保护弱小,吓阻叛军,让良民们心悦诚服。我们营造舒适华丽的宫殿,不但为后宫们提供慰藉,更能壮大我们身为世界强权的国威”。这正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要投资兴建豪华大厦,为的是赢得客户的信任。高墙巨堡的背后是政治因素。其实一个王朝的政治力量,根本的是来自民众。得民心者得天下。倘若民心涣散、一盘散沙,你的城池纵然固若金汤,也必然会轰然倒塌,这个王朝也就会走到尽头。

当然,莫卧儿帝王们醉心于建筑,也与他们的兴趣和素养有关,像沙·贾汗本人就爱好广泛,他曾资助哲学家、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当然,他最大的爱好是建筑,在建筑艺术方面就有很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作“印度历史上的建筑狂”。阿格拉堡的扩建,德里红堡的兴建,还有大清真寺、珍珠清真寺,都是他的手笔,泰姬陵则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当然,沙·贾汗不是设计师,但他是鉴赏者、拍板决断者。是他的审美鉴赏水平,是他的理念视野,决定了泰姬陵的辉煌于世。是啊,如果没有沙·贾汗,就不会有泰姬陵,而没有泰姬陵,人们也不会记得三百多年前被儿子罢黜的沙·贾汗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姬陵既是泰姬·玛哈的陵墓,也是沙·贾汗的纪念碑。

这倒使我想到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几个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明熹宗朱由校。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本职工作”不怎么样,业余爱好却风生水起。李隆基曾有过励精图治、“开元盛世”的光鲜,但后来怠于政事、耽于所溺,陶醉梨园粉墨、霓裳乐舞,被后人奉为梨园鼻祖,却差点丢了江山。李煜开创了一代词风,可算得上词赋大家,却成了亡国之君。赵佶书法绘画自成一体,成就斐然,却做了金朝的俘虏而客死他乡。朱由校热衷鲁班事业,喜欢和桌椅板凳打交道,开明式家具先河,国家大权却落在奸臣魏忠贤手里。

当然从历史的远处看,他们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众多昏庸皇帝中的几个罢了。帝王们的主业是治国,不务正业必然误国误民,从江山社稷、百姓安危讲,他们都落了个千古骂名。可不同的是,他们在文化艺术某一领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贡献又是他人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李隆基,便没有后来的梨园一行、弟子传承。如果没有李煜,便没有词的自成高格,登上大雅之堂。如果没有赵佶,便没有书界“瘦金体”和画界“院体”。如果没有朱由校便没有明式家具的独领风*。所以,从文化意义上讲,他们应该得到尊重,中华文化史上应该有他们的位置。只不过,历史常会开玩笑,是历史把他们的椅子放错了位置,金銮殿的龙椅本不应该是他们坐的。

泰姬陵的出现,还与莫卧儿作为外来统治者奉行的开明宗教文化政策有关。莫卧儿的帝王们主张不同教派相互宽容,不同文化和谐共生,这使得包括建筑在内的所有艺术都得到发展。前不久在电视里看到故宫举办印度珠宝艺术珍品展,令人惊叹的堪称艺术巅峰的展品都出自莫卧儿王朝。研究泰姬陵艺术的专家们说,泰姬陵是多元艺术的结合体,是当时艺术的创新之作。它像印度建筑又不像印度建筑,像波斯建筑又不像波斯建筑,具有伊斯兰风格又不完全是伊斯兰建筑,甚至有欧洲学者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考证,设计师竟是意大利人。也有蒙古艺术家说,泰姬陵那浑圆的穹顶,灵感一定来自“天似穹庐”的蒙古包。这“像与不像”,俨然像齐白石“似与不似”之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既似又不似自然就精彩了。其实就艺术来说,泰姬陵既有印度艺术雄浑大气的底蕴,又有伊斯兰阿拉伯艺术精柔别致的特色,还有波斯艺术空灵简洁的气韵。应该说,它是多种艺术风格融合、创新的综合体,是多元文化碰撞结出的硕果。是融合和创新造就了最令印度骄傲的建筑,造就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使之名垂千古。生物界提倡远缘杂交、提纯复壮,其实艺术也一样。多元的结合才能创造出更新奇、更有生命力的作品,近亲繁殖的结果是停滞和退化。泰姬陵的伟大,就在于它融合了多种传统。泰姬陵属于莫卧儿,属于印度,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记得当年我参观泰姬陵、阿格拉堡、红堡这些令人震撼的古迹后,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印度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莫卧儿王朝不过三百多年,但留下的文明成果却是印度文化艺术最顶级、最华彩的部分,当然也大大提升了印度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假如没有这些,印度文明会逊色许多。假如到印度来,看不到红堡、泰姬陵、大清真寺,印度的“伟大”会大打折扣!

半年多前,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看到一篇《对泰姬陵围攻》的文章。文章说,泰姬陵遭到本国政府的抵制,政府将泰姬陵排除在主要旅游目的地之外,政府拒绝给予泰姬陵任何文化资助,并规定不得将泰姬陵模型作为政府礼品向贵宾赠送,取而代之的是印度教圣典《博伽梵歌》的复制品。围攻泰姬陵的头面人物,正是泰姬陵所在地的首席部长尤吉·阿迪提亚纳。理由是泰姬陵是莫卧儿穆斯林皇帝沙·贾汗建造的纪念碑,没有“体现印度文化”,不应在印度历史上占据任何地位,甚至称泰姬陵是“印度文化的一个污点”,凡是跟穆斯林统治印度历史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要反对。这当然激起印度大多数人的愤怒。有人批评说,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家还不如几百年前的封建帝王。可不是吗?被称为莫卧儿大帝的阿克巴,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外来统治者,居然非常明智地推行了宗教平等政策。为了安抚信奉印度教、佛教的臣民,废除了只向非穆斯林征收的特别税,甚至还分别选了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皇妃。他注意到宗教矛盾和冲突带给国家和民众的麻烦,因此吸收各宗教的优点,独创了“神授信仰”的新宗教,并修建了“联合宗教庙宇”,目的是各宗教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印度人自然对这位有着开阔包容胸襟的皇帝有好感,而莫卧儿帝国当然也日益强盛、空前辉煌,阿克巴也被称作是孔雀王朝阿育王之后最开明、最卓越、最伟大的帝王。

在现代文明社会,一切以政治的、宗教的名义向人类文明成果发难、抹黑甚至攻击的言行,理所应当遭到蔑视,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几年前巴米扬大佛被炸、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被毁引发全球愤慨,这也提醒印度人,既然现在有人围攻泰姬陵,会不会哪一天巴米扬的悲剧也会发生在泰姬陵?前不久在新闻报道中看到,那位不合时宜的首席部长,在众怒之下服了软,还拿起扫帚到泰姬陵参加清扫活动,并改口说,泰姬陵是独一无二的珍宝。这位政客的言行不知会不会得到谅解。

印度文明有着鲜明的宗教多样性特色,是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民族、不同人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印度文化。印度人的身份认同,当然也是构建在一个多元文化大格局之上的。因此,印度人早已把泰姬陵当作印度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圣殿。二〇〇七年新七大奇迹基金会发起评选活动,印度人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光他们在网络和手机上就为泰姬陵投了三千万张选票。泰姬陵入选的结果揭晓后,印度人为之欢欣鼓舞,报纸上最醒目的也是最能代表印度民众心境的标题是:绝不要小看印度。显然,印度人已经把泰姬陵作为国家的象征,作为一种力量的标志,他们以印度有泰姬陵而感到骄傲。

据说,当年泰姬陵建成,沙·贾汗下令把泰姬陵设计者的两只手砍掉,原因就是怕再有第二座泰姬陵出现。我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但封建帝王的残忍和独霸天下的本性我是相信的。不过人世间,美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美是没有谁可以独享,也没有办法封锁的。在美面前,一切力量都显得软弱无力,一切自大傲慢都会低头。对美的敬畏,对美的向往,对美的拥抱,是人类的天性。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种族、地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泰姬陵受到广泛赞誉,也得到建筑师们的倾慕。泰姬陵建成后,没过多久在印度很快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山寨泰姬陵。修陵墓仿照泰姬陵,修宫殿仿照泰姬陵,英国殖民者在加尔各答修建的维多利亚纪念堂,还有什么官邸王府也成了泰姬陵的翻版。即便是现在到印度旅行,也会看到许多建筑“似曾相识”,都有泰姬陵的影子。前几年到国内一个较偏远的县级城市,看到当地一个民营企业家新建的博物馆,建筑造型、基本风格和泰姬陵十分相似,被当作是地标性建筑,常常出现在电视广告的画面中。企业家说,人们都喜欢这个建筑,常有人到这里来拍照留念。问我的看法。我说,你的建筑如何,当然要听大伙的评价,大家都喜欢不就是很好?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过你要注意,不要因为知识产权问题有人来找你的麻烦就行。

我一直以为,如果抛开其他因素,单从审美角度讲,建筑和书法、绘画、音乐等所有艺术一样,标准很简单,就是四个字:赏心悦目(耳)。只要好看好听,看了舒服,听了舒心,心里高兴,精神愉悦就够了。对美的东西,不管什么人,标准都是相通的。真正的美是无需叫卖的,也不必推广。不叫有人买、不推即广,这就能说明一切。

大凡模仿,就会有模仿好的,尤其是能在模仿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当然也有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走了样、跑了调,不伦不类,俗不可耐,贻笑大方。不过模仿就是一种学习,起码是对被模仿者的追捧和致敬。许多艺术正是在模仿、追随、竞秀中,实现创新发展的。文化领域常讲传统、传承,今天的创造得到大家的认可,到明天可能就变成传统,需要后人去传承了。至于传承得好还是不好,就看后人的理解和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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