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品评古代王朝,每每以秦汉并举、明清并称,而将汉与清对标的,实属少见。但其实,西汉的“汉武盛世”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而且,汉武盛世奠定两千年帝制,康乾盛世则将帝制推向巅峰,更使两者相映成辉。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教授的《盛世:西汉 康乾》一书,以这两段盛世发育、壮大和衰落的过程为主线,全景描绘社会上升时期所特有的帝王英武、人才迭出、生产富足、开疆拓土的盛大气象及潜在危机,勾勒出两千年帝制的是与非、正与反。
从分封制到家天下
以秦始皇统一为标志,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先秦”和“后秦”两个阶段。先秦时代实行分封制,诸侯虽供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实则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经过春秋战国550年的征伐与并吞,天下乃归于秦。秦废除分封制,代之以帝制,向各地派出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后2100多年,帝制绵延不绝,直至20世纪初随着清朝覆灭而告终。侯杨方因此将这段漫长的时期统称为“后秦”时代。秦朝影响之深刻、深远,可见一斑。
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帝制的王朝,秦朝的根基并不稳固。首先,秦灭六国的战争非常残酷,给六国民众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其次,秦法以严苛细密著称,令六国民众深感不适。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没有与民休息,而是痴迷于创造丰功伟绩,让民众苦不堪言。
秦始皇死后,起义军蜂拥而起,推翻秦朝。随后,各路义军中最强的楚霸王项羽自居天下共主,分封十八路诸侯,以这样的形式“复活”六国。
后世批评项羽开历史倒车,实际上这是历史的惯性。秦朝存续仅十余年,大一统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很多人觉得还是分封好。况且人们对秦朝的暴虐统治记忆犹新,连带着对帝制怀有恶感。重拾分封制,为人心所向,并不以项羽的意志为转移。
对此,刘邦非常清楚。公元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建立汉朝。新生的汉王朝存在七个异姓王,他们都是在楚汉相争中帮助刘邦消灭项羽的功臣或诸侯。侯杨方指出:“汉高帝的分封诸侯是尊重现实,尊重实力,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中央集权。”刘邦又分封自己的兄弟、儿子为同姓诸侯,以为钳制。
人们常说“汉承秦制”,可如上所述,创建之初汉朝并没有实行秦制(即帝制)的条件。当时全国共有62个郡,中央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15个,其他分属各诸侯国。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尚不及国土面积的一半。
从这个角度说,刘邦也是天下共主,只不过更强势。此后刘邦将异姓诸侯悉数翦灭,与群臣立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确立了独尊刘氏的“家天下”。这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不过,刘邦之所以成功,仰赖的是功臣集团和同姓诸侯,这意味着皇帝必须与他们分享权力,因此,汉初的家天下和纯然的帝制是不同的。
奠定两千年帝制
从权力结构看,汉初的家天下类似于某种混合政体。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体现为浓厚的分封制因素,即同姓诸侯的存在。汉文帝刘恒曾采纳贾谊的建议,拆分出17个诸侯国,削弱其力量。在中央内部,汉文帝倚重以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的功臣集团。这决定了汉文帝清静无为的执政风格。他减轻人民税赋,废除残酷刑法,种种举措都是对功臣集团和同姓诸侯构成的基本盘表示尊重。独尊刘氏的家天下也因为汉文帝的审时度势站稳脚跟。
及至汉景帝当政,采用晁错的策略,以强硬姿态削藩,引发“七国之乱”。平叛后,汉景帝趁势取消诸侯管理封国的权力,命其转交给朝廷任命的内使。这从根本上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不久,汉景帝又逼死开国元勋周勃之子、平定七国之乱的主将周亚夫。此举难免“兔死狗烹”之讥,但客观来讲,打击了功臣集团,强化了皇权。
至此,汉初的两大立国之基——同姓诸侯和功臣集团,均被严重削弱。家天下的内核加速度向帝制转型。接下来,该轮到汉武帝登场了。
汉武帝在位54年,凭借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成绩彪炳史册。侯杨方则注意到为人忽视的另一面:真正的帝制正是汉武帝锤炼成型的。其中值得重点一说的,是用“内朝”攫取权力。
汉初,皇帝垂拱而治,政务交丞相打理。而丞相代表世家大族(从功臣集团演化而来),所以这种模式实为世族与皇帝共治。汉武帝亲政后设尚书台,规定臣下的奏疏先给尚书,由尚书呈交皇帝,接到皇帝意见后传达给丞相执行。而尚书大多来自平民,与世族的利益有冲突。这相当于从行政程序和人事关系两个维度把丞相架空了。尚书之外,武帝身边还有侍中、散骑、郎中令等。这些人形成“内朝”,抗衡甚至取代丞相领衔的“外朝”。武帝的宠臣如卫青、霍去病、霍光,皆出身侍中,而权势远超丞相。
理顺汉武帝的行为逻辑,就能理解他为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经汉儒改造的儒家学说,提倡忠君思想,为帝制提供了合法性。诚如侯杨方所言:儒学中的尊君、大一统观念与汉武帝的政治理念高度契合,有助于他“成为一个大权独揽、君临天下、四夷臣服的天子,创造一个空前广大、强盛的大一统王朝”。
汉武帝的遗产为历代统治者所承继。当然,他们也承继了内生的诸多弊病。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帝制是由秦始皇开启、汉武帝奠定的。后世并称“秦皇汉武”,良有以也。
帝制与大一统互为表里
《三国演义》有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纵观过去的2100多年,分分合合是常态,但在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影响下,分久必合是最终归宿。而大一统依托于帝制,在此,帝制发挥着正向作用。
但弊病也不容无视。例如,皇帝仰仗内朝,固然压制了外朝,可沾染了权力的内朝难免“异化”,反过来威胁皇权,造成政局动荡。皇帝和权臣冲突的戏码屡屡上演,且愈演愈烈。究其根源,是皇帝与世族的共治体系颠覆后,皇权不容其他势力分享,更容不得侵夺。围绕权力的争斗变得绝对化——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
通常皇帝会笑到最后,毕竟皇权凝聚的资源和威望是臣下难以企及的。这就导致“以一人治天下”的格局。而将国家兴亡系于一人,风险系数极高。我们经常看到朝政在昏君、暴君手上一团糟,招致亡国之祸。哪怕汉武帝、唐玄宗这样的雄主,晚年也昏招迭出。汉武帝激起巫蛊之祸、唐玄宗酿成安史之乱,皆为显例。
这方面解决得相对成功的,当属清朝。这也是侯杨方将康乾盛世与西汉盛世并列的原因之一。论起来,两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如同“汉承秦制”并不准确,“清承明制”的旧说也有失偏颇。我们知道,明代出了不少性格怪癖、贪图享乐的“奇葩皇帝”,将帝制的负面因素发挥到极致。与之相比,清朝皇帝的勤政程度堪称历朝之最。乾隆说,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和自己都“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确非虚言。
清朝皇帝的勤政,使其避免了内朝反客为主、侵夺皇权的状况。这是对汉武帝倚重内朝传统的一次升级。由康熙设立、雍正完善的密折制度,让皇帝绕过官僚机构,直接从各级官员那里了解下情并布置任务。康熙开创的南书房、雍正设置的军机处,则让皇帝透过机要秘书班子处理军政国政。及至乾隆即位,中央集权已然登峰造极,使他得以完成“十全武功”,包括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廓尔喀之役等,当中固然有吹嘘成分,但确实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于此,侯杨方做出评价:“西汉标志着大一统王朝的诞生,确立了盛世与大一统王朝的标准与认同;清朝是两千年帝制的终结,确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与人口,这两个时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之深远、巨大,都超过了其他时期。”
这一论述,揭示了帝制与大一统王朝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深刻关系。
帝制衰亡的再思考
所谓盛极而衰,在经历长达130多年的康雍乾盛世后,清朝衰落,帝制亦进入尾声。其原因何在?近代以来,相关分析汗牛充栋。侯杨方则从农业社会的发展极限入手,试图指出深层次原因。
他认为,乾隆中期,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单产量、人均产量均已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而人口仍在持续增加,“因此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必然会爆发”。换言之,中国已经陷入了人口增长快于财富积累的“马尔萨斯陷阱”。在农业经济的结构下,除了以饥荒、战争消灭多余人口,别无出路。这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西汉模式”所无法突破的循环。事实上,若不是乾隆后期大规模种植来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养活了大量人口,19世纪中叶那场致使千万人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或将提前降临。
可见,即便像清朝皇帝那样充分运用帝制的正资产,依然逃不脱王朝循环的命运。此后,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连帝制本身也遭到抛弃。
其实清朝本来是有机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明末,传教士将近代科技带入中国,影响逐渐扩大。康熙本人就跟着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物理、音乐等,并且擅长使用望远镜及各类测量仪。康熙还把这些知识教给皇子,雍正便是他的学生。考虑到同时期的欧洲正是利用科技突破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不妨大胆假设,近代科技如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也将发挥作用。
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发生。侯杨方认为,症结在于“皇帝只是将欧洲的艺术、器物、学科当成了宫廷娱乐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可以带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这不无道理,但实情应该更加深沉。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冯震宇提供了微观而新颖的视角。在新著《明清火器技术史论》中冯震宇指出,明清鼎革之际,明军率先引进鸟铳、佛郎机、红夷大炮等西方先进火器,以争夺战争主导权。然而受制于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军纪涣散等因素,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相反,满清统治者在认识到先进火器的威力后积极引进、铸造,培训相匹配的军事人才,很快反超明军。在明清战争中,火器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满清的看家本领“骑射”。清朝立国后的历次战争,从平定三藩之乱到平定准噶尔之役,清军的主战武器皆为火器。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康熙和乾隆都不排斥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因为他们知道,先进火器的背后是数学、物理和化学。
新近研究表明,乾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超乎后人想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指出,乾隆构筑了一张“欧亚情报网”,对哈萨克、布哈拉、爱乌罕等中亚政权,缅甸、暹罗与苏禄国等东南亚诸国的信息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对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有一定了解。他甚至从身边的法国传教士那里获悉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可悲的是,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域外信息,都被乾隆牢牢攥在手心,连近臣、皇子都鲜有耳闻。这阻断了新知的流通,也使清朝错过转型契机。
后人只能推测,乾隆是担心这些知识和信息会颠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天下观,还会开启民智,使“下愚”变聪明,增加“上智”的管理难度,而这可能动摇帝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基础,因此,必须由“予一人”垄断,绝不外传,连亲儿子都要蒙蔽。传位嘉庆后乾隆于幕后操纵,表示“大事还是我办”,便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因此,帝制走向衰亡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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