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书写：创造时光的力量

□ 塞纳河

朋友相聚，偶得家族传几册，图文并茂，印制精美。交谈得知，乃张氏家族兄弟轮流编纂，年出一册，内容大到升职乔迁、婚丧嫁娶，小到节日聚会、儿孙得三好生等。虽有流水账、大事记、备忘录之嫌，却满溢着素朴自然、原汁原味、暖意融融的浓郁亲情，想来仍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且极富情趣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结识一位知名上市公司老总肖氏，人值壮年，豪情万丈，酷爱登高，且颇有诗才，连续多年每年登百座山，尔后百张照片自配百首诗文，连缀推出一本精美纪念册。读来感觉既像文旅题材的游记风物记，亦似简约版的变体自传，真实记录着一位出身贫寒、初中辍学，依靠自学成才激情创业的不凡人生经历。尤为令人感佩的是，他始终葆有一颗宁静之心，从容淡定、自信豁达，坚持读书、写作、运动、创业四位一体，同时凭借不俗的眼光和多才多艺，打造出丰富多彩极具凝聚力的企业文化，倾情演绎出热血沸腾的人生活剧，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情趣人生、快意人生、阳光人生。

几书在手，捧读再三，不禁感叹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体认到自我记录自我书写的重要性，进而自觉不自觉地走在类似传记写作的道路上。传记，是一种常见文学形式。按照传统观念，乃根据各种书面或者口述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编排而成。然则，朋友的家族纪事也好，登山纪念册也罢，岂非一种即时书写的传记——起码是传记书写的第一手素材吧。这同时彰显出当下传记写作的另一个新特点：日趋平民化。

（一）

举目四望，古今中外花样繁多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录等纪实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虽则良莠不齐，但总体说仍不失为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君不见，有些名人传记版本众多，简直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进而催生出一批享誉四方的传记名家，如茨威格、罗曼 罗兰、艾萨克森、林语堂、叶永烈、许寿裳等。

诚然，现时代流行的不少名人传记，并非主人公自身的意愿，而往往是后人为追忆其功过得失所写而来。类似的传记，大多指涉将相王侯、权贵达人、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宗教领袖、时尚明星等。这一点，实不足为奇：传记和历史往往相生相伴、如胶似漆、难解难分——每个时代不同领域的历史，往往总是以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存在为标志，因而其传记常被后人当作史料看待。

早年中国缺乏传记文学，曾一度令颇有真知灼见的大学问家胡适先生，倍感困惑和焦虑。本着对民族历史文化负责，当然也对当事者个人负责的态度，他力劝老辈朋友自书传记，并带头写出《四十自传》。他劝说过的人，包括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先生等。遗憾的是，这班老友虽然大都口头答应了，却终不肯下笔。林长民答应写自述作为50周岁生日纪念。可到了生日那天却说：今年实在太忙，明年生日一定补写。孰料，不到半年他就死于战祸。梁启超自信体力精力都很旺盛，亦迟迟不肯动笔。谁知这位生龙活虎的强健之人，55岁便溘然长逝……胡适对此喟叹不已：这是中国近世历史与现代文学遭受的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

传记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之为自传。即便是自传，也既可劳人代笔，亦可亲自操刀。在当代，勇于自书传记堪称典范的，无疑当属“世界玻璃大王”、著名企业家曹德旺。

谈到创作自传《心若菩提》的心路历程时，他说：萌发著传之念，并非想标榜自己。缘起2014年，他应邀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东西方慈善论坛。一次晚宴上，多位美国企业家开始关心他的前世今生。他简单介绍后，对方十分感兴趣，问他有没有出书。他告诉美国朋友，按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多做少说，加上现在自己还很忙，想等过几年彻底退休后再说。对方却说，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推介中国，但相关资料中唯独缺少一个真实的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资料。

回国后，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中国正在成长中的企业家一族，曹德旺方才动了写传的念头。他找来原本一直热心鼓动他出书的几位作家，自己提供素材，请他们捉刀代笔。几位作家各写了一两章，但他都不太满意。曹德旺说，应该承认，他们通古达今，加入了许多华美词汇，却淡化了故事的真实，这与他出书的初衷相悖。为此，他试着要求用第一人称口述整理，但照样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口述往往体现不出故事真实完整的场景和思想，整理者又加入了他们个人的观点。不得已，他最终决定亲自披挂上阵。曹德旺这种真实为先、严谨自律的自我书写精神，实在值得尔等学习效仿。

毋庸置疑，自书传记的成功，对本已声名显赫的曹德旺来说，真可谓竹节拔高、锦上添花。

（二）

中国自古提倡“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境界，自传，可以说是立德、立功基础上的立言形式之一。诚然，普通人立传，未必全是为了公开出版，或者为了博取功名，而更多的是为了自用自足。从实际情况看，推送范围大多限于亲友圈。

曾有智者说，人有两次死亡：第一次是自然肉体的消失；第二次是印象记忆的泯灭——说的是，大多数人在家族第四代子孙之后，将被无情地遗忘，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彻底的死亡。

自我书写，生前可以为个人留下美好的记忆和追索，死后便于子孙后代在追忆中汲取经验智慧，以期站在前人肩膀上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从这种意义上说，传记仿佛具有创造时光的力量，能够成倍地延长人的二次死亡时间。有道是，人生不过百，常怀千岁忧。一个人可以没有权势没有财富寄予子孙，但必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和经验，可以留存于世辅佐后生。设若公开出版让更多人受益，当属意外之喜。如此良善之举，何乐不为！

更何况，每个人都是人类一分子，个人和家庭的历史是构成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自我书写，毫无疑问也是在书写社会和时代。毕竟，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愚以为，和创作虚构类文学作品一样，把基点置于书写普罗大众身上，方为传记文学之康庄大道。

正如蒙田所说：最美好的人生，是向合情合理的普通样板看齐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序，但无奇迹，也不荒唐。事实如此，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普通人的故事是民众真实生活的缩影，其社会意义往往比某些大人物更有典型意义，因为他们的故事是生活更深层次的真实，是更贴近真相的社会现实。故而名人可以写自传，普通人有条件的当然也可以写。难道不是吗？大到宇宙，可以写成一篇论文；小到原子，可以写成一本专著。

就一般意义而言，写作既是辛苦寂寞之事，为何还要忙里偷闲劳神费力去做？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的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说得好，这大致源自一种“不得不然”，是内在的触动和燃烧，好像一朵花儿要开放，那是“不得不然”；一只鸟儿要唱歌，也是“不得不然”；一条河流要流出山谷，也是“不得不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清泉之乡”，写作者溯河而上，不断发现自己的清泉，并且翻山越岭把它担到市井与人共尝。其间，总会遇到知音，此时便不感到寂寞，就像两朵云在天空相遇，而成为一朵云了。

的确，学会自我记录，学会聆听心灵的绵绵细语，学会品尝生命的雨露甘泉，莫让追忆往事一片苍茫，莫让日常琐碎成为生命中的云朵随风飘远，真心为自己开一朵花，不失为一种洒脱超然的人生境界。

回头再看曹德旺，虽然写作于他来说，可能是件十分烦苦的差事，但也苦中有乐、感悟颇多。他事后这样总结道：“回首走过的路，曾经的每一段经历、每一幅画面、每一场对白，均似一幕幕电影胶片，定格在人生舞台上，精彩而富有哲理。我不一定是剧中的主角，但是我演好了我的角色。这是我回首往事时，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我的半生玻璃缘，亦给自己别样的人生体悟。”

(三)

退而言之，写作和阅读一样，具有安顿生命、抚慰灵魂的强大治愈功能。资料显示，世界心理学泰斗埃文·波斯特，在临床心理治疗中创造了一种新疗法，叫“故事疗愈”，效果显著。他在书中首次将心理师与小说家类比（实则传记作家亦然），主张用别人的故事唤醒患者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觉察，从而洞悉自己的心理奥秘，打破心理定式的纠缠，焕发出充满创意的生命力，为当代心理学发展和心理治疗构建了新框架。藉此不难推定，基于故事疗愈背景下的自我书写，功效当尤为切要和显著，因为它直接面对个人的生命体验，更切近自己的心灵世界，自然更便于对症下药和自我观照。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证是：自1994年始，华盛顿地区便活跃着一个作家工作团，定期为医院或流落街头的心灵受伤者作治疗。确切地说，就是用文学给人治病，简称“文学疗法”。他们启发和鼓励患者投入文学创作中去，用写作来宣泄内心、表达自我，缓解灵魂的压力，据说此举颇受欢迎。

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信仰迷失、道德失范和精神焦虑，使得现代社会各种心理精神病患者的数量急骤增长；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物质享受和休闲时间，相应地也带来了更多空虚浮躁和非分之想。在此背景下，我们用什么去填补心灵真空，改善生存处境？办法可能有很多，但高质量阅读基础上的自我书写，无疑是重要选项之一。自我书写，既有文学属性，又有自我调适的特征，难道不比心理医生的工作更具可操作性。

记得罗马尼亚旅法作家、隐居近60年的齐奥朗曾说过：“写作便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通过言语治疗自己。”话虽显偏激，却不无道理。可否这样说，即便你在人生最困苦不堪、最绝望无助之时，创作也能为你重新找回尊严，让你重新走向光明，甚而走向永恒。君不见，屈原、孙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都是在仕途受挫、官场倒霉后，才写出那些震古烁今之作。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也没必要逃避生活，而是旨在发现生活拥抱生活。自我书写，便是以焕然一新的试验性方式，自觉运用我们的经验智慧和情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发现、去欣赏、去感悟、去创造我们的生活，从而尽可能地增加生命的深度和广度。一句话，就是让自我书写照亮我们原本并不完美的生活。

(四)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信息渠道如此畅通无阻，电脑打字编排如此高效便捷，书写因之也变得如此大众化普及化。重要的是，要养成善于用记录代替记忆的好习惯。其实，于很多人而言，诸如微信微博记录之类的日积月累，可以说自我书写的工作，原本每天都在实时进行中。

原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便是绝好的例证。他先前并没有记录生活的习惯，觉得时间过去就过去了，生活经历就经历了，别那么婆婆妈妈、拖泥带水，还要矫情地写下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匆忙和琐碎。但当身体随着岁月流逝一点点衰退，当心灵终于可以平静下来审视日常劳作，他这才清醒地意识到，最值得珍视的，不是那些天高地远的虚无缥缈，而是岁月长河中的点点滴滴——曾经的那些快乐、挫折和苦恼，那些努力、奋进和思考。因为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构成了真实完整的日子。

于是乎，在《我生命中的那些日子》序言中，他深情写道：我们生命中的有些日子，确实是忘不了的……那些日子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道路，在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令人终生难忘。然而，回首过往，他无限感慨道，即使是这样的日子，却常因各种缘由而变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后，他开始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并尽量用图片把一些场景记录下来，以至在他的电脑文件档案里，“我的日记”和“我的照片”文件夹，成了本人最为珍视的“两件宝藏”，并最终成就了他的这本力作。由此可见，昨日之日记，今日变传记。依此类推，今朝之记录，岂非明朝之传记！

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相较于以文字为主体的传记，有人似乎更喜欢生动直观的纪念册，精美图片之外，配以简约文字说明。殊不知，缺少足够的故事和想法，难免显得浅近直白，进而影响生命表达的深度和韵致。反过来，传记如不搭配一定数量的照片或插图，又难免显得沉闷压抑，不够美观大气。因此，传记似当以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为最佳。至于图文比重，则可依各人偏好定夺。

另外，自传或家族传不一定是全景式的宏观记录，也可是分体式局部的纪实。如《洛克菲勒致儿子的38封信》《曾国藩教子书》、王朔的《致女儿书》，以及杨绛先生的《走在人生边上》等。不难想象，分体式传记一经形成系列和规模，只消将其稍加组装，再配上简历和大事记，便很容易变身全景式传记。

（五）

众所周知，非虚构的传记和虚构的小说不同，纪实性是它的基本要求。传记写作，首在真实，也贵在真实。自书传记，须得从心灵的真实出发，如实记录生活原貌，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根本目的。

常识表明，真善美三位一体，大凡只有真的才可能是善的，也才可能是美的。卢梭的《忏悔录》为何能产生震撼人心的穿透力？根本说来，恐怕就在于其自身拥有的那份毫无保留的彻骨透心的真实。作者勇敢地写出了自我内心曾有过的卑鄙龌龊，让人洞察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也难免有令人不齿的一面。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传记竟成了一些人文过饰非、美化自己、欺世盗名的工具，这当属传记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异化现象。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人似乎忘记了那句警世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你绝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只能在历史上留下愚昧荒唐的笑柄。

应当承认，在回忆体自传写作时，作者往往会掺入事后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断，这是确乎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这就涉及建构“双重视角”的问题：一是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当时之我”；二是作为叙事者的“当下之我”。美国著名作家罗帕特说，善于建立“双重视角”，是纪实类作品写作最重要的诀窍之一。这后一种视角，便于作者运用后来更成熟的智慧即后知之明，解释过去反思既往，不仅大大增强了自我书写的深度和厚度，而且可以让读者受益于作者成熟自我的人生洞见。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逻辑清晰表述到位，让人一望而知哪些是历史原貌，哪些是后知之明即可，丝毫也不会影响传记的真实性。

退而言之，倘若你不能很好地把握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则不妨借鉴英国“小说圣手”毛姆的做派，干脆将其直接写成小说而非传记。毛姆以60多年的创作生涯打底，是全世界已知唯一敢于豪言，将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都写进了小说里的人。当别人问及书中人物原型是否为他本人时，他坦承在这些作品中，虚构与非虚构总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很难做出严格的区分。

呜呼！既然人生之路都是自己蹚出来的，那么人生的足迹更多地也应由自己来记录。真实书写自己，说到底就是在且行且歌中了悟自己、滋养自己、塑造自己，可以说于人于己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极而言之，真实书写自己，方才不枉今世走一回。

有鉴于此，愿新时代更多的普通人，在端起自拍杆的同时，不妨也拿起你的生花妙笔，挥斥方遒激扬文字，谱写各自快意欢畅的人生交响曲。

（作者：塞纳河，资深媒体人，央媒高级编辑。在主耕新闻写作的同时，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等领域也多有涉猎，发表《墙》《父亲山来母亲河》等作品数十篇。）

来源： 法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