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被称作“天下第一关”，这里是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与最西边的嘉峪关遥相对应，城楼上收藏着明代不同时期制做的牌匾，由此可以看出山海关对保卫大明江山的重要性。
其实在明朝建立以前，山海关的地位并没有这么重要。秦汉时期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以及五胡乱华甚至蒙古人，大都是从西部南下入侵中原，张家口、大同才是防守要点。
就像中国的各朝首都最初都是沿着黄河由西向东迁移，宋朝以后转向南北迁移，而北方的少数民族发展趋势，也是自西向东崛起。蒙古人的元朝衰落之后，东部的建州女真开始崛起，明朝逐渐将防守重点转向东部。
产生这种变化的还有另一个自然因素，那就是华北地区的北部成陆时间很晚，商周时期以前，天津市区和周边还是一片汪洋。在天津宁河县东部出土过一具长12米的鳁鲸遗骸，仅其下颚骨就有2.5米，足见当地海水之深。在市区以东的平原上，至少分布着三道高出地面并与海岸线大致平行的贝壳长堤，海水侵入、退出反反复复，成为天津平原逐渐成陆的标志。
隋唐时期，天津还是芦苇遍地的湖泊、沼泽，到处是积水和泥塘，“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楫”。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时不得不挖掘运河运送粮草物资，极大地增加了战争成本，最终导致财政不堪负担。到了唐太宗再征高句丽时，华北天降大雨无法通行，只得一路从古北口穿越承德进入辽西山区，绕道攻击辽东；另一路渡海从丹东的鸭绿江口附近登陆。战争结束得胜班师时已是冬季，华北天寒地冻，大军借助冰面顺利回朝。
唐宋时期黄河曾出现过数次洪水泛滥，向北夺海河入渤海，华北北部形成了大片冲击平原。到了元末时期，天津、唐山、秦皇岛一带已经完全干燥成为陆地，华北平原北部出现了沿海通往松辽平原的辽西走廊。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北征蒙古后，受命开始修筑山海关，阻断海边通往松辽平原的陆路通道，再经成化、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六朝不断修筑，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了七城连环，万里长城一线穿的军事城防系统。
山海关最东部的“老龙头”关城一直突入到海中，控制敌人从海岸线上的突防。使山海关从西部的燕山到东部的大海，城墙、堡垒、关城网络组织严密，坚不可摧。
尽管辽西走廊非常狭窄，最窄处不足几公里，但仅依靠山海关单独扼守建州女真仍然不够，明朝后期袁崇焕在锦州加强广宁中左屯卫作为第一道防线，又在兴城加固宁远城防作为第二道防线，成为拱卫山海关的前沿阵地。1626年~1627年，袁崇焕率宁远驻军两次以少胜多打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率的大规模进攻，史称“宁远大捷”。努尔哈赤也被明军的炮火所伤，不久身亡。
山海关城防太过坚固，清军从未攻破过。1629年“己已之变”时，皇太极率兵攻击北京也是从坝上草原经承德、古北口入关，借道蒙古人地盘，绕过了宁远、山海关防线。明朝末年山海关发生过一场大战，决定了中国随后几百年的走向。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此时崇祯帝已经上吊自尽，明朝覆亡，李闯王、刘宗敏带领20万大顺军，押明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老爹吴襄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此前吴三桂本已同意放下武器，但得知刘宗敏关押吴襄，又掳走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三贵不甘受辱而拒绝投降。
吴三桂手上仅有边关守军3万，自知无法抵挡20万大顺军，便主动请求清军支援，多尔衮率八万清兵星夜兼程赶往山海关。大顺军反向从内部开始攻城，经过两日恶战，吴三桂军渐渐不支，遂打开城门迎入清军，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重装骑兵突然*出，飞沙走石，箭矢如雨，大顺军溃败，宗敏战斗中负伤，自成一骑绝尘逃回北京。
此战断绝了李自成接收大明江山的愿望，使满洲人入主中原的梦想得以成真。清朝建立以后，山海关不再担任军事要塞，但仍旧处于关闭状态，用作阻止汉人移民东北地区的关口。康熙颁令禁止关内农民出关开垦土地，违反禁令经陆路或海路前往关外的农民，其迁徙行为被称为“闯关东”。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解除限制，闯关东正式结束。
清朝灭亡后，山海关重又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要塞。首先是军阀之间的直奉战争，双方反复争夺对山海关的控制权。随后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攻占山海关。抗战结束时八路军与苏军联合占领山海关，随后由国军接管。最后，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占领山海关。经历了三十年的战火，山海关损毁严重，近年虽有整修翻建，但已不复明清时期的气势。
山海关虽处于进出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但经济并不发达。刚解放时曾设立山海关市，隶属于辽西省，1953年山海关市被撤销并入了秦皇岛，隶属于河北省，错过了五十、六十年代东北地区大发展的黄金期。山海关最有实力的企业就是1894年建立的山海关桥梁厂，六十年代参与过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如今隶属于中铁集团。
山海关不乏旅游资源，也有老的工业基础，自然环境、交通条件都有难得的优势，但如何谋得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更开阔的思路。近年来经济界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山海关有紧邻东北地区的优势，如果真能把原本那些要去东北的投资拦截在山海关，就是一个天赐的机会，这非常考验山海关人的智慧。
